巨灾保险与中国模式

第29卷第6期2012年6月
统计研究
Statistical Research
Vol．29，No.6
Jun．2012巨灾、巨灾保险与中国模式
许飞琼
内容提要：灾害是伴随人类社会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异常现象，巨灾更以其巨大的破坏力及惨烈后果而给人类社会带来严重的威胁。

巨灾不可避免，巨灾损失也不可避免，因此，必须正视巨灾发生及其发展规律，对巨灾损失除建立正常的补偿机制，还有必要建立专门的巨灾保险制度。

中国的巨灾保险制度应当根据巨灾种类及相关国情要素体现出自己的特点。

关键词：巨灾；巨灾损失补偿；巨灾保险；中国模式
中图分类号：C8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4565（2012）06－0082－05
Catastrophe，Catastrophe Insurance and Chinese Model
Xu Feiqiong
Abstract：Disaster is an abnormal phenomenon，which changes always accompanying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And catastrophe that usually results in cut-throat consequences brings serious threat to human-beings with its huge power of destructive．As a natural phenomenon，the cost of disaster is inevitable as well as the disaster itself．Therefore，we must face up to catastrophe and do deep research on it．There is necessary to establish a special catastrophe insurance system in order to reduce economic losses of catastrophe，as an effective supplementary of normal compensation mechanism．Such a catastrophe insurance system should be established based on the special situation and specific type of catastrophe in China．
Key words：Catastrophe；Indemnity of Catastrophe；Catastrophe Insurance；Chinese Model
2011年“3.11”日本东海岸特大地震及连带引发的海啸与核事故灾变，是进入本世纪以来继2004年印度洋海啸、2008年中国汶川大地震等巨灾之后，再次向全人类敲响的巨灾风险警钟，虽然“2012世界末日”的传说不可信，但了解巨灾发生的一般规律并寻求合理的损失补偿途径，却是人类自身实现永续发展的基础。

本文旨在展示全球巨灾风险的危害性及一般规律，并对巨灾保险机制进行相应的探究。

一、巨灾与巨灾损失的一般规律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气候变化日益显著，巨灾不仅保留了不可避免与地域性特征，而且放大了频次增加与损失巨大等特点。

1.巨灾不可避免，且地域性特征明显。

从巨灾发生的地域性特征来看，它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欧洲是巨灾稀少的地区，虽然也有自然灾害发生，但无论是灾种的分布还是灾损的后果，都是世界上灾情偏轻的地区；非洲地区也发生巨灾，但灾种主要限于严重的旱灾；南美洲的巨灾种类也比较少，地震与海洋灾害偶尔发生；亚洲和北美洲，巨灾种类比较多，其中亚洲地区更是巨灾种类多、发生频率高、影响地区广，属于世界上灾情最严重的地区。

据瑞士再保险《Sigma》统计，2008－2010年全球共发生巨灾903起，其中亚洲占43.52%，北美占15.95%。

从中国来看，巨灾的地域性也比较明显。

例如，地震主要分布在西南、西北与华北地区，洪水主要分布在七大江河流域特别是江淮一带，暴风主要分布在华东、华南一带，泥石流及滑坡主要在西南一带，等等。

巨灾的这种地域性，表明了防减巨灾损失更是巨灾频发国家或地区的重大使命。

2.巨灾频次增长迅速且损失巨大。

据瑞士再保险《Sigma》杂志发表的研究结果表明，全球1950－1985年巨大自然灾害的年均发生次数约为3次，而1985－2010年巨大自然灾害的年均发生次数约为7次。

与此同时，巨灾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也在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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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

1970－1988年间，全球的巨灾损失由不到40亿美元上升至230多亿美元，2005年、2008年、2010年和2011年巨灾损失均超过了2000亿美元，分别达到2300亿美元、2690亿美元（其中汶川地震1240亿美元）、2220亿美元和3700亿美元；死亡人数分别达到21553人、240460人、304000人和29782人。

而其中2011年的3·11日本大地震死亡人数及经济损失均占2011年全球自然灾害损失的6成以上。

3.巨灾后果受制于多种因素。

从中外的灾难经历来看，巨灾虽然不可避免，但巨灾所导致的损害后果却因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而会轻重不一。

与唐山地震、海地地震相比，“5.12”汶川地震与“3.11”日本地震的经济损失又要高几十倍、上百倍，但因汶川地震属于不太发达的农村，其伤亡人数虽比唐山地震要少得多，却比1995年日本阪神地震还要高十几倍，比震级更高的“3.11”日本地震也要高3倍多，经济损失却比后者要小1－2倍。

可见，人口的疏密、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以及防灾减灾的措施与效果，决定着巨灾的直接损害后果。

二、巨灾损失补偿机制及其功能
由于巨灾不可避免，巨灾损失也就在所难免。

在国际上，发达国家虽然也常常遭遇巨灾威胁，但因巨灾损失补偿机制健全，灾后重建往往较为顺利、有序，通常不会构成对国家财政与个人生计的重大冲击，而发展中国家却往往因巨灾而酿成巨大的灾难性后果，有的国家或地区甚至因巨灾而一蹶不振。

因此，有必要认真研究针对巨灾的补偿机制。

一般而言，巨灾损失的补偿主要包括灾民生活救济、灾后重建及其他补偿三个部分，而补偿的途径不外乎政府补偿、商业保险补偿、社会捐赠及自我补偿等方式。

1.政府补偿。

即政府通过财政预算拨款用于救济灾民和灾后重建，它反映了政府对灾害补偿的财政规模及运用途径，体现着政府灾后补偿的责任与义务。

2.商业保险补偿。

发达国家对巨灾损失的补偿均以商业保险补偿为主体进行，许多发展中国家也随着商业保险的迅速发展，正在朝着这一方向发展。

根据瑞士再保险《Sigma》统计数据显示，在直接经济损失方面，2008年、2009年、2010年及2011年，全球因灾导致的巨灾损失分别达2690亿美元、620亿美元、2220亿美元和3700亿美元，其中通过保险得到补偿部分分别为19.52%（如果扣除几乎没有保险补偿的汶川地震损失，2008年，全球的保险补偿为灾害损失的36.21%、42.36%、18.35%和31.35%；在保险补偿中，欧美对经济损失补偿力度更大，如2009年，北美经济损失的保险补偿达62.99%，欧洲达38.27%，而亚洲只有14.55%；在保险补偿总额中，北美和欧洲的份额在2009－2010年，分别达到了全球保险补偿总额的77.5%和49.8%，如亚洲分别只有9.27%和5.15%。

再如保险发达的日本，在“
3.11”地震中，其保险补偿达350亿美元，占地震灾害损失的16.7%，占全球保险损失的31.82%；而2010年死亡22万多人的海地地震的保险补偿只占其灾害损失的1%。

上述指标说明，较之发达的欧美国家相比，亚、非、拉地区的发展中国家的灾害损失更严重，灾后获得的补偿也非常低，因其不可能从本不宽裕的政府财政支出中获得较多的补偿额，而又不能从保险中得到补偿，从而在灾害尤其是巨灾发生后的处境会异常艰难。

值得指出的是，在政府财政补偿能力一定的情况下，各国的巨灾损失补偿率是由受自然灾害的实际影响和灾害的投保程度来确定的。

表12010年全球保费收入情况表
保费总额
（百万美元）
全球市场
份额（%）
保费收入
占GDP（%）
人均保费
（美元）
美洲140953032.49 6.711519.2
欧洲162043737.357.471850.2
亚洲116111826.76 6.16281.5
非洲66719 1.54 3.8664.7
大洋洲81160 1.87 5.822283.1
全球4338964100.00 6.89627.3
其中：
工业化国家
368875885.018.653526.7
中国214626 4.95 3.80158.4注：资料来源于瑞士再保险《Sigma》，2011（2）．
由表1可知，欧美国家的保险程度较之其他洲的保险而言要高出许多。

例如，从保费收入占市场份额来看，2010年，欧美国家占到全球市场的69.84%，人均保费收入达1685美元。

其中，工业化国家上述指标则更高，分别达到85.01%和3526.7美元。

而亚洲国家占全球保险市场份额只有26.76%，人均保费只有281.5美元，中国则连亚洲国家的平均水平都没有达到，上述两指标分别只有4.95美元和158.4美元。

一方面灾害损失严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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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没有投保或投保不足，这对在灾害尤其是巨灾面前非常脆弱的个人与企业而言，就只有倾向于政府的救灾补偿或其他诸如社会捐赠来弥补了。

3.社会捐助。

它是有别于政府补偿与商业保险补偿的又一种社会性灾害补偿。

从现实情况来看，社会捐助既有政府组织的也有民间团体如慈善、红十字会、残疾人基金会等组织的，还有企业、家庭及个人自发进行的。

一般而言，大灾发生时，社会捐助的力度较大。

但在一般年份，社会捐助是非常有限的，也是非常分散的。

4.自我补偿。

即通过灾民自身的储蓄及其亲朋好友等的援助来达到灾害损失补偿的目的，但个人行为并非社会行为，它一方面完全取决于个人的经济承受能力和储蓄意识，另一方面则通过参加商业保险或互助合作形态的灾害补偿等形式来实现自我补偿，即实现个人补偿行为向社会补偿行为的转化。

综上可见，在国际上，工业化国家的巨灾损失，40%左右是由商业保险———即市场来转嫁，政府仅仅承担灾害应急救助责任。

而经济不是很发达且灾害发生频繁、损失严重的亚、非洲国家、尤其是经济落后国家却基本上不采用保险来转嫁灾害损失，更多的是依靠政府救助。

这同时说明，工业化国家的巨灾风险管理机制是成熟的，而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及不发达国家根本没有形成现代保险风险管理制度，由于市场与社会补偿的不足，后者的政府不得不扮演“父爱”的角色。

当然，政府救灾是整个巨灾损失补偿机制中必要且重要的组成部分，这是各国的共同表现。

同时，商业保险正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认同，其补偿能力在迅速增长，客观上正在成为当代社会巨灾补偿机制中的主体组成部分；社会捐助、自我补偿等也在持续发展，它们均在灾害损失补偿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三、三种巨灾保险模式及其比较
基于巨灾风险的巨大破坏力和正常风险保障机制难以应对，建立相应的巨灾保险机制便成为许多国家的必然选择。

从建立有巨灾保险制度的国家来看，全球巨灾保险模式主要有三种：即市场主导型、政府主导型和协作型。

1.市场主导模式。

它依靠市场机制来进行巨灾保险的交易，政府不对巨灾保险的提供进行任何强制性的规定，不进行经营管理，也不承担任何保险责任和提供再保险方面的支持。

商业保险公司作为保障主体，依靠精算结果制定费率和免赔，并凭借再保险市场和资本市场进行风险的转移和分散。

市场主导模式的典型代表是德国和英国。

这两个国家都有很发达的保险市场和再保险市场，可以承担灾害发生后导致的巨大风险。

例如，据统计，1980年，德国的商业保险保费收入为359.9亿欧元，2000年上升为1318.2亿欧元，2009年与2010年，保费收入分别达到1721.8亿欧元和1808.7亿欧元。

德国政府之所以能够放手巨灾保险的管理，主要得益于实力雄厚的保险机构以及发达的保险与再保险体系。

目前，德国共有商业保险公司647家，其中不乏安联保险、慕尼黑再保险等全球保险业巨头。

根据历史经验数据，德国保险公司的赔付数额一般占到灾害损失的20%左右。

从赔付总额来看，保险公司在近年来德国和欧洲历次巨灾中的赔付数额都相当庞大。

如2007年1月份“基里尔”飓风登陆德国后南下横扫欧洲大陆，给保险业带来46亿欧元赔付，其中仅在德国就达到10亿欧元的赔付。

再如英国，其洪水保险是比较成功的市场主导典范。

在洪水保险中，英国政府不参与承担风险，私营保险业自愿地将洪水风险纳入标准家庭及小企业财产保单的责任范围之内，业主可以自愿在市场上选择保险公司投保，保险公司通过再保险进一步分散风险。

例如，2007年夏季，英国洪水造成的损失达72亿美元，但保险补偿了48亿美元，占损失的67%。

由市场主导提供灾害保险，一方面可以分担政府救灾的责任，减轻财政负担；另一方面可以充分利用商业保险公司营销网络和技术优势，在保险产品的费率制定、保单销售以及客户服务方面都能为客户提供优质的服务，避免了财政补偿的低效性缺陷。

不过，由于保险公司是一个商业主体，以利益最大化为经营目标，其在厘定费率和免赔额方面必然会尽量控制风险，这就可能导致商业保险公司基于灾害损失的严重趋势怠于进入或压缩灾害保险市场，或者即便进入也会制定较高费率，抑制潜在客户的投保积极性，不利于灾害保险市场的持续发展。

2.政府主导模式。

即政府筹集资金并采取强制性或半强制直接提供巨灾保险，它通过颁布法律强制居民购买保险，或者通过费率补贴等与利益相挂钩的形式鼓励或半强制购买巨灾保险，而且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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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一地区采取统一费率。

此外，巨灾保险的再保险也是由政府全力承担。

例如，美国的巨灾保险是典型的政府主导型。

美国政府为了推进针对地震、洪水等高发生率的巨灾保险在国内的实施，采取了政府为主导的非盈利性的巨灾保险计划。

这类巨灾保险，政府作为保险人，承担所有的巨灾保险的风险和赔偿责任。

保险公司只是作为巨灾保险的销售代理人，协助政府销售巨灾保险保单、理赔和垫付赔款。

同时，在美国联邦政府的支持和促使下，将巨灾保险与资本市场结合起来，通过发行与巨灾相关的金融衍生品来为巨灾保险市场融资，以解决巨灾发生时的偿付能力不足的问题。

众所周知，洪水是美国最严重的自然灾害，每年有960万个家庭和3900亿美元的财产受到洪水威胁。

早在1968年，美国国会就通过了《国家洪水保险法》，并于次年制定了《国家洪水保险计划》，作为世界上最早建立国家强制性洪水保险制度的国家，美国的洪水损失通过保险可以得到较大的补偿。

1992年安德鲁飓风带来的洪水总损失300亿美元，保险补偿165亿美元，占损失的55%；2005年发生的卡特里娜飓风带来的洪水损失1500亿美元，保险补偿占其50%；而2007年美国的洪水损失保险补偿则达到了80%。

从实践效果来看，这一模式具有的优势是：政府作为巨灾保险的供给者，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强制推行巨灾保险，有效地提高保险密度，加强保障力度；政府为购买巨灾保险的投保人提供补贴，增加消费者的购买积极性；政府还可以从宏观调控的角度规范巨灾保险的产品品种和保单费率，便于对整个市场的规范管理。

然而，这种政府主导模式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缺陷，如政府过多地对巨灾保险的提供进行补贴，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政府的财政压力；政府不具有商业保险公司在销售网络和技术上的优势，必然会在制定费率和承包销售以及售后服务方面存在一定的缺陷，会对保险产品的持续发展带来一定的影响；政府制定规范化的保单，会导致保险产品过于单一，不能与特定的区域和特定的客户对巨灾保险的需求完全契合；等等。

3.政府与市场协作型模式。

在这种模式下，巨灾保险的提供由政府和市场共同参与进行。

即商业保险公司依照经营商业保险的原则对巨灾保险进行市场化运作，政府不参与保单的承保和销售工作，只作为巨灾保险机制的引导者和协作者，通过立法对巨灾保险进行规范，并向商业保险公司提供一定的政策支持和制度保障，且最后对巨大灾害风险进行分担。

在世界范围内，实行该保险模式的代表性国家有新西兰、土耳其和日本等国的巨灾保险，其中地震保险即为政府与市场协作型的通常模式。

例如，新西兰是世界上第一个将地震险作为主险种列入法定保险的国家，其地震保险制度被誉为全球现行运作最成功的灾害保险制度之一，其主要特点是国家以法律形式建立符合本国国情的多渠道巨灾风险分散体系，走政府行为与市场行为相结合的道路来尽可能分散巨灾风险。

即一旦地震巨灾发生，新西兰地震委员会负责法定保险的损失赔偿，保险公司依据保险合同负责超出法定保险责任部分的损失赔偿，而保险协会将启动应急计划。

土耳其是个地震发生频繁的国家，其96%的国土位于地震带，98%的人口居住在风险大小不一的地震区。

尽管土耳其的保险市场还不是很发达（2010年的保费收入占GDP的比重只有1.24%，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8.65%和全球平均水平6.89%。

同时，其人均保费只有121.6美元，远低于发达国家的3527美元和全球平均的627.3美元。

这种低保险密度和地震灾害高发性之间的不匹配，使得土耳其政府的公共财政承担了过重的救助负担），但因1999年土耳其西部发生了强烈地震，政府便于2000年9月颁布《强制地震保险法》，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地震保险。

该法强制性地要求居民购买一定免赔额的财产保险，以此激励普通居民做好防灾减灾的工作，并同时依法建立巨灾保险基金，为整个地震灾害保险市场提供资金方面的保障。

除此之外，政府还鼓励居民建造统一的房屋，便于制定统一的费率；同时废除了承诺为居民重建家园的法律，调动起全民购买地震保险的积极性。

作为世界上著名的地震多发国日本，早在1966年就建立起了具有特色的地震灾害保险体系。

1964年发生新泻大地震后，1966年日本出台了《地震保险法》并建立日本地震再保险株式会社（JERC）。

日本的地震保险是以资助受灾灾民的安定生活为目的，以政府的再保险为前提的高公共性的保险。

具体来说，日本商业保险公司收到的地震险保费，将全部注入JERC，后者再将其中的超额部分分给日本政府，由日本政府承担超额风险。

根据日本地震保险制度规定，如果日本商业保险公司因地震导致的赔付金额在1150亿日元以下，这部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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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保险公司承担100%赔付责任；如果在1150亿日元至19250亿日元之间，则由商业保险公司与政府各承担50%；如果在19250亿日元以上，则由政府承担95%赔付责任，商业保险公司只承担5%。

这就是说，“3.11”大地震带来的严重损失，将主要由日本政府承担保险赔付责任。

从上述各国关于地震保险的实际情况来看，该模式的优点在于政府和商业保险公司可以充分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相互协作，共同建立和保障巨灾保险市场的有效运行。

一方面，商业保险公司利用其销售网络的完善和技术方面的优势，可以制定合理的费率，并在巨灾发生时尽快组织人员就近进行定损理赔，提高了对灾民的风险保障性。

另一方面，政府可发挥其强大的财政支持，为商业保险提供政策支持、财政补贴以及风险保障，消除了商业保险公司承保巨灾风险的后顾之忧，并依靠法律有力地推进了灾害保险的实施。

通过上述分析，可获得如下结论：一是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巨灾保险制度的建立是因为巨灾造成严重后果，在巨大的财政压力及保险公司退出巨灾保险市场的情况下，政府采取应对措施而产生的。

二是在巨灾保险制度建设过程中，政府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政府一方面通过立法推动巨灾保险制度的建立；另一方面，政府制定相应政策如税收优惠、保费补贴等政策来刺激巨灾保险市场的建立与完善。

三是在政府扮演了重要角色的同时，也充分发挥了私营保险公司的作用，并重视社会救助力量。

从美、日的巨灾保险制度来看，完全由国家自建一套巨灾保险制度并不现实，而通过私营保险公司在全国各地建立的保险销售网络代售或进行其他诸如社会救助方式等来合作经营巨灾保险，既发挥了保险人的专长、动员了社会力量，又有利于国家对巨灾保险的管理。

四、中国模式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巨灾造成的损失必然会影响到我国的财政收支平衡。

如唐山地震当年的财政赤字达29.62亿元，1991年江淮水灾当年的财政赤字达202.67亿元；1998年的洪灾当年的财政赤字高达1460亿元；2008年的冰雪、地震等频繁发生的大灾也打破了当年财政收支预算。

财政收支平衡被打乱，国民经济建设计划就会受到影响。

因此，我国应借鉴国际经验，尽快建立巨灾保险制度。

第一，借鉴国际经验，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地震保险模式。

由于对于地震这样的巨灾造成的损失，国内的保险公司与再保险公司均无能力进行承保与分保。

因此，笔者认为，中国的地震保险模式目前宜实施由国家主导暨商业化运作的方式。

用公式表示即为：地震保险基金+保险费+其他。

即一方面政府应该摒弃过去一味的灾后财政救济补偿方式，有计划地将每年的地震救灾款转化为地震保险基金。

地震保险基金的预算，可以根据地震发生的概率、损失率及过去几十年国家在发生突发性地震灾害时拨付的救灾款的数额来计算，每年提取并专款专用。

另一方面，在建立地震保险基金的基础上，可以特别委托一家或相关保险公司专营地震保险。

受托专营地震保险的保险公司，利用已有的人力和技术，通过商业保险的方式向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收取一定的地震保险费，补充国家拨付的地震保险基金。

上述两部分基金，逐年滚存，在闲置年份可以交由专门的投资机构进行投资运用，并通过法律保证其一定百分比的投资盈利，盈利收入并入地震保险基金；在地震发生年份，则用来进行地震损失补偿。

此外，平常年份如果有社会各界对地震灾害损失进行捐款，则捐款部分也可以纳入地震保险基金。

对于地震保险基金投资机构及经营地震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政府必须依据法律对其实行严格监督管理，以避免财政拨付的地震保险基金流失或保险服务不到位。

第二，目前宜将地震保险在一定区域进行试承保。

基于中国的经济实力、经营地震保险的技术能力、消费者的地震保险意识等方面的限制，目前不宜将所有震级的地震、所有城乡的地震灾害都纳入保险范围，宜先在一些地震带区域进行试运作，先易后难，待试验地区的地震保险运行成功后，再逐步推广到更大的区域甚至全国。

第三，地震保险宜实行强制实施。

强制性是建立切实有效的地震巨灾保障体系的基础和保证。

如对于地震保险试验区域的单位或个人，实行法律强制投保；或凡属于地震保险的保险标的如房屋，无论是单位或个人，均必须将其进行足额投保。

第四，建立科学的地震风险评估体系与风险分散体系。

建立地震风险尤其是重大突发性地震灾害的风险评估体系，在提高被保险人地震风险防范能力与最大限度地减轻重大地震损失的同时，保险对象、保险限额、保险费率和保险时期等地震保险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