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肇事后顶包行为的法律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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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说认为，事后不可罚行为只存在于状态犯中。如张明 楷先生所言，“所谓不可罚的事后行为，是指在状态犯的场合， 利用该犯罪行为的结果的行为，如果孤立来看，符合其他犯罪 的构成要件，具有可罚性，但由于被综合评价在该状态犯中， 故没必要认定为成立其他犯罪”，“例如行为人偷盗他人财物 后，又损坏该财物，损坏财物的行为是不可罚的事后行为，只 成立盗窃罪。”也就是说，不可罚的事后行为本身已构成犯罪， 只是被前行为所吸收，不作为单独的犯罪进行评价。基于此， 德国与日本部分学者提出，应将其更名为“共罚的事后行为”。
上述司法解释以描述性的规定，将酒后驾驶、无证驾驶、 吸食毒品等行为皆纳入到一个“交通肇事罪”中进行处罚，划 定了交通肇事罪的管辖范围。所以，一违法行为如果既不符 合《刑法》133 条的概括规定和《刑法》第 133 条之一（危险驾驶 罪）的特殊规定，同时也未在《解释》中予以列举，就不应当以 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
与我国交通肇事罪的简要立法模式不同，域外立法将复 杂的交通肇事情形进行了区分，进而确定了不同的罪名，共同 构成了关于交通肇事的罪名体系。如英国和我国香港地区将 醉驾行为单独定罪；德国、奥地利以及我国澳门地区将醉驾独 立地规定了“交通危险犯”，并区分了故意和过失；俄罗斯和我 国澳门地区将肇事后的逃逸行为单独定罪，德国刑法中也规 定了“擅自逃离肇事现场罪”；对行为人在交通肇事后弃被害 人不顾的行为，加拿大、日本、丹麦有独立“不救助罪”；对于交 通肇事后找人顶替这一行为，大多数国家都另行定罪。
简要考察域外的交通肇事立法情况，不难发现：我国的交 通肇事立法，罪名单一，鲜有其他罪名分解交通肇事的诸多行
为。这一现状使得司法实践远远落后于复杂的现实，甚至在 一系列的重大案件中（如重庆孙伟铭案、杭州胡斌案）导致同 罪异罚，罪责刑失调。所以，面对实践中交通肇事的多种情 况，在现行法律框架内解决已显得捉襟见肘。
试论对公路系统内部审计工作的思考
宋文静 （商丘市公路管理局 河南商丘 476000）
摘要：内部审计在公路系统中占据和监督和服务的重要职能，随着我国公路的快速发展和公更高的要求。介绍我国公路系统内部审计工作的现状，分析了再公路系统中发展内部审计工作的重要作用 和我国公路系统内部审计工作所面临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这些问题的对策。
第二种观点，即“法益说”，在实践中固有其优点，但如何 界定与区分不同法益，难有通说。例如，盗窃后出卖赃物的， 以事后不可罚理论仅定盗窃罪一罪，但究其实质也侵害了不 同的法益，即他人的财产权和司法机关追索犯罪的正常活动； 如若对其定两罪，按照期待可能性的理论，法律不能苛求或期
现代营销 149
法律法规
我国台湾学者林山田有不同的看法，认为，“行为人于犯 罪行为完成后，为确保或利用前行为所得之不法利益，而又不 破坏新法益的行为，即事后不可罚行为。”此种观点将不可罚 的范围大大扩展，不再将其局限于“状态犯”中，而以是否破坏 新的法益为标准。
笔者认为，状态犯是强调犯罪行为完成后，继续保持违法 状态的犯罪形态，由本罪行为和不法状态两部分构成。对其 进行的社会危害性评价以本罪处罚即可囊括。故在此种形态 下，对事后行为进行共罚是符合罪责刑相一致原则的。
法律法规
交通肇事后“顶包”行为的法律适用探讨
文艺霏 （杭州市萧山区检察院 浙江杭州 311202）
摘要：交通肇事后的“顶包”行为无法涵盖于我国法律关于交通肇事罪的立法之中，也不可用“事后不可罚”理论进行解释。 所以笔者认为，该行为不是“一罪”，而应当以交通肇事罪和妨害作证罪数罪并罚。
关键词：交通肇事 事后不可罚 立法 数罪并罚
二、对于交通肇事后“顶包”行为定性的法理分析 ——事后不可罚理论的适用问题
交通肇事后又找人“顶包”的行为，从法律上分析，是两个 不同的行为。如果没有法律规定或者相关的权威法理能够将 其作为法律上的“一罪”来评价，自然应各自相应定罪量刑。 在关于此的争论中，“事后不可罚”理论是支撑“一罪论”的重 要基础。所以，笔者下文即从事后不可罚理论入手进行分析。
发生在全国的多起交通肇事“顶包”案件引发了一系列社 会讨论的热潮，但关注点多集中于当事人的身份究问等社会 问题之上，冷静、客观的法律探析相对较少。笔者认为，认真 剖析这一社会现象后的立法状况和法理，对今后的实践无疑 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探讨的，正是对于犯罪嫌疑人交通肇事 后找人“冒充”其承担交通肇事的相关责任时（即犯罪嫌疑人 有 2 个行为），应如何定罪量刑的问题。
一、我国交通肇事罪的立法现状以及在实践中的 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下简称《刑法》）第 133 条规定： “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 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 拘役；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三 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 期徒刑。”我国法律对于交通肇事罪的规定采用了概括性的立 法形式。之后，由于司法实践中法条适用的模糊性，最高人民 法院于 2000 年出台了《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 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简称《解释》)，进一步明确了交通肇 事罪的入罪标准。《解释》第 2 条第 2 款规定：“交通肇事致 1 人 以上重伤、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以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一)酒后、吸食毒品后驾驶机动车辆 的；(二)无驾驶资格驾驶机动车辆的；(三)明知是安全装置不全 或者安全机件失灵的机动车辆而驾驶的；(四)明知是无牌证或 者已报废的机动车辆而驾驶的；(五)严重超载驾驶的；(六)为逃 避法律追究而逃离事故现场的。”
对于交通肇事找人“顶包”的案件而言，严格按照我国刑 法中关于交通肇事罪的规定，肇事后找人来“顶包”的行为并 不符合法条对罪状的描述。按照“文义解释”优先的刑法解释 原则，对其不能包容在“交通肇事罪”中处罚。笔者认为，肇事 者找人“顶包”的行为符合《刑法》第 307 条的规定，即肇事者用 胁迫、贿买、唆使或引诱等方法，使他人以“顶罪”的方式作出 虚假的陈述，在客观上侵害了司法机关的正常诉讼秩序，因此 是妨害作证的行为。
上述司法解释以描述性的规定，将酒后驾驶、无证驾驶、 吸食毒品等行为皆纳入到一个“交通肇事罪”中进行处罚，划 定了交通肇事罪的管辖范围。所以，一违法行为如果既不符 合《刑法》133 条的概括规定和《刑法》第 133 条之一（危险驾驶 罪）的特殊规定，同时也未在《解释》中予以列举，就不应当以 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
与我国交通肇事罪的简要立法模式不同，域外立法将复 杂的交通肇事情形进行了区分，进而确定了不同的罪名，共同 构成了关于交通肇事的罪名体系。如英国和我国香港地区将 醉驾行为单独定罪；德国、奥地利以及我国澳门地区将醉驾独 立地规定了“交通危险犯”，并区分了故意和过失；俄罗斯和我 国澳门地区将肇事后的逃逸行为单独定罪，德国刑法中也规 定了“擅自逃离肇事现场罪”；对行为人在交通肇事后弃被害 人不顾的行为，加拿大、日本、丹麦有独立“不救助罪”；对于交 通肇事后找人顶替这一行为，大多数国家都另行定罪。
简要考察域外的交通肇事立法情况，不难发现：我国的交 通肇事立法，罪名单一，鲜有其他罪名分解交通肇事的诸多行
为。这一现状使得司法实践远远落后于复杂的现实，甚至在 一系列的重大案件中（如重庆孙伟铭案、杭州胡斌案）导致同 罪异罚，罪责刑失调。所以，面对实践中交通肇事的多种情 况，在现行法律框架内解决已显得捉襟见肘。
试论对公路系统内部审计工作的思考
宋文静 （商丘市公路管理局 河南商丘 476000）
摘要：内部审计在公路系统中占据和监督和服务的重要职能，随着我国公路的快速发展和公更高的要求。介绍我国公路系统内部审计工作的现状，分析了再公路系统中发展内部审计工作的重要作用 和我国公路系统内部审计工作所面临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这些问题的对策。
第二种观点，即“法益说”，在实践中固有其优点，但如何 界定与区分不同法益，难有通说。例如，盗窃后出卖赃物的， 以事后不可罚理论仅定盗窃罪一罪，但究其实质也侵害了不 同的法益，即他人的财产权和司法机关追索犯罪的正常活动； 如若对其定两罪，按照期待可能性的理论，法律不能苛求或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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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法规
我国台湾学者林山田有不同的看法，认为，“行为人于犯 罪行为完成后，为确保或利用前行为所得之不法利益，而又不 破坏新法益的行为，即事后不可罚行为。”此种观点将不可罚 的范围大大扩展，不再将其局限于“状态犯”中，而以是否破坏 新的法益为标准。
笔者认为，状态犯是强调犯罪行为完成后，继续保持违法 状态的犯罪形态，由本罪行为和不法状态两部分构成。对其 进行的社会危害性评价以本罪处罚即可囊括。故在此种形态 下，对事后行为进行共罚是符合罪责刑相一致原则的。
法律法规
交通肇事后“顶包”行为的法律适用探讨
文艺霏 （杭州市萧山区检察院 浙江杭州 311202）
摘要：交通肇事后的“顶包”行为无法涵盖于我国法律关于交通肇事罪的立法之中，也不可用“事后不可罚”理论进行解释。 所以笔者认为，该行为不是“一罪”，而应当以交通肇事罪和妨害作证罪数罪并罚。
关键词：交通肇事 事后不可罚 立法 数罪并罚
二、对于交通肇事后“顶包”行为定性的法理分析 ——事后不可罚理论的适用问题
交通肇事后又找人“顶包”的行为，从法律上分析，是两个 不同的行为。如果没有法律规定或者相关的权威法理能够将 其作为法律上的“一罪”来评价，自然应各自相应定罪量刑。 在关于此的争论中，“事后不可罚”理论是支撑“一罪论”的重 要基础。所以，笔者下文即从事后不可罚理论入手进行分析。
发生在全国的多起交通肇事“顶包”案件引发了一系列社 会讨论的热潮，但关注点多集中于当事人的身份究问等社会 问题之上，冷静、客观的法律探析相对较少。笔者认为，认真 剖析这一社会现象后的立法状况和法理，对今后的实践无疑 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探讨的，正是对于犯罪嫌疑人交通肇事 后找人“冒充”其承担交通肇事的相关责任时（即犯罪嫌疑人 有 2 个行为），应如何定罪量刑的问题。
一、我国交通肇事罪的立法现状以及在实践中的 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下简称《刑法》）第 133 条规定： “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 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 拘役；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三 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 期徒刑。”我国法律对于交通肇事罪的规定采用了概括性的立 法形式。之后，由于司法实践中法条适用的模糊性，最高人民 法院于 2000 年出台了《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 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简称《解释》)，进一步明确了交通肇 事罪的入罪标准。《解释》第 2 条第 2 款规定：“交通肇事致 1 人 以上重伤、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以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一)酒后、吸食毒品后驾驶机动车辆 的；(二)无驾驶资格驾驶机动车辆的；(三)明知是安全装置不全 或者安全机件失灵的机动车辆而驾驶的；(四)明知是无牌证或 者已报废的机动车辆而驾驶的；(五)严重超载驾驶的；(六)为逃 避法律追究而逃离事故现场的。”
对于交通肇事找人“顶包”的案件而言，严格按照我国刑 法中关于交通肇事罪的规定，肇事后找人来“顶包”的行为并 不符合法条对罪状的描述。按照“文义解释”优先的刑法解释 原则，对其不能包容在“交通肇事罪”中处罚。笔者认为，肇事 者找人“顶包”的行为符合《刑法》第 307 条的规定，即肇事者用 胁迫、贿买、唆使或引诱等方法，使他人以“顶罪”的方式作出 虚假的陈述，在客观上侵害了司法机关的正常诉讼秩序，因此 是妨害作证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