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籍分类法

同, 根据共同点将事物归并为较大的类, 再根据差异点将较大的类划分为较小的类。

分类既是科学认识和研究的起点和基础, 也是信息整序的主要手段。

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可以按其属性区分开来, 并归入一定的类。

这一思想虽未构成据以组织图书的分类体系, 还不能称其为图书分类法, 但它却为我国古代图书分类法的形成和发展, 奠定了基础.
中国古代的文献分类
第一节《七略》分类法也叫做六分法
大家都知道，孔子把当时的史册定为六艺, 也就是将图书分为六大类, 即诗、书、礼、乐、易、春秋。

这是孔子对当时学术流派的系统总结, 同时也体现了他的图书分类思想。

这一思想虽未构成据以组织图书的分类体系, 还不能称其为图书分类法, 但它却为我国古代图书分类法的形成和发展, 奠定了基础.
今天我们所讲的即：真正的文献分类法。

汉代，文化学术繁荣，科学技术发达，文献种类与数量骤增，文献收藏利用频繁，文献组织工作如雨后春笋般地扩展，出现了官修、史探、专着三大类型的目录，形成了一定的工作体系，奠定了我国文献组织的坚实基础。

这一时期，文献组织也从简单幼稚走向成熟。

汉武帝时，下令征集全国图书。

公元前26 年，汉成帝再次下令征集图书，命谒者陈农前往各地搜求遗书, 聘请各方面专家，分工协作，对我国历史上对古籍的第一次大整理，为
我国古籍的流传、研究奠定了基础。

刘向去世后，哀帝又令刘向的儿子刘歆继承父业，刘歆综合群书《叙录》，将所收的书编成目录, 写出学术性的总论及各类的分论，即《七略》。

这部图书分类法的诞生, 比瑞士人吉士纳于年编的《万象图书分类法》要早。

《七略》原书在唐朝以后遗失了，现在只能在《汉书・艺文志》中见到《七略》的概貌。

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目录学着作，它反映了西汉一代典籍之盛。

它着录的图书分为6 大类、
38 种、603 家, 13, 219 卷。

，《七略》是我国最早的国家书目, 也是我国目录学、文献分
类学的真正开创。

七略》的6 大类、38 种分类体系中反映了孔子的六艺知识分类思想。

辑略概说
六艺略易、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小学诸子略儒、道、阴阳、法、名、墨、纵
横、杂、农、小说诗赋略赋一、赋二、赋三、杂赋、歌诗
兵书略权谋、形势、阴阳、技巧
数术略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
方技略医经、经方、房中、神仙
其中“辑略”概述学术源流，是类序，是诸书的总论，实际上它是一篇扼要叙述先秦西汉学术思想的简史，也可以说是当时的科学发展史。

因此, 辑略是不能用来分书的。

《七略》虽以“ 七” 名, 实际上是六分法。

刘向等人实际上将当时所能见到的书籍划分为六大类，三十八目，凡一万三千多卷。

六艺略以专书为分类标准，诸子略以学术流派为分类标准，诗赋略又以体裁与作者相结合为分类标准，
姚名达认为《七略》分类的义例首先是“依学术之性质分类” , 但《诸子略》以思想系统分, 《六艺略》以古书对象分, 《诗赋略》以体裁分,《兵书略》以作用分, 《数术略》以职业分, 《方技略》则兼采体裁作用。

这是按典籍的学术性质或派别、体裁等来分类的，是我国最早最为系统的图书分类，对后世影响极大。

后世的七分法、四部分类法等都是在此基础上分合归并而成的。

从上面所列的分类体系可以看出, 《七略》具有如下几个特点思想性：《七略》成书于西汉末年公元前年。

濡家思想是西周以来封建主义的正统思想。

公元前年汉武帝即位后, 罢黝百家, 独尊濡术, 首推公羊。

《七略》的分类完全体现了这种思想。

在实际入书的六略六大类中, 以儒家的经典、孔子亲自删定的六经为首。

这样的一种序列, 充分体现了图书分类的鲜明的阶级性明确地反映了当时的封建统治阶级的思想和意志, 其目的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

一定的文化必定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

作为上层建筑观念形态一部分的图书分类思想也必然如此。

这便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图书分类法的思想性的体现。

科学性：《七略》首先应用了以学术性质作为划分依据及定类标准的原则从内容来类分图书。

《七略》从图书内容的学术性质出发, 把全部图书分为个基本大类, 每一基本大类略》中以当时的学术流派家来分。

这样做法, 目的在于“ 辩章学术, 考镜源流” 。

也就是说它当时己注意到从内容来类分图书使图书分类与当时的学术情况相联系。

这便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图书分类法的科学性的体现。

系统性：《七略》把全部图书分为七个大类其中在实际入书的六大类中, 略下分种, 种下分家扮层层深入条理清晰, 逻辑性强组成了一个结构严谨的分类体系。

这便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图书分类法系统性的体现。

实用性：《七略》是以书立类, 也就是说它的类目设置不是虚造的, 而是依据当时存有的图书来立类的。

当时经书、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之书的确很多。

早在汉武帝前很长的一、时期内, 经书就是士子们的教科书, 其数之多不言而喻。

汉武帝之后, “ 罢黝百家独尊濡术” , 濡家平步青云, 其经典书数暴增。

它的设置正是反映了这种客观存在。

当时史书不多因而《七略》便没有为之专门立类, 只是附在“ 六艺略” 春秋类下。

这仲立类的原则, 便是图书分类法实用性的体现。

六分法的产生历史
公元前1 世纪末，华夏第一部综合性图书分类总目诞生了。

刘向、刘歆开古代图籍编目六分法之先河，其功绩昭于青史。

它的孕育产生，有深厚的思想和物质基础。

汉代，文化学术繁荣，科学技术发达，文献种类与数量骤增，文献收藏利用频繁，文献组织工作如雨后春笋般地扩展，出现了官修、史探、专着三大类型的目录，形成了一定的工作体系，奠定了我国文献组织的坚实基础。

这一时期，文献组织也从简单幼稚走向成熟。

历史背景汉代在建政前就注意到图书文献的收集和利用。

汉代统治者认识到了图书、档案对于治理国家的重大作用，注重征集图书的工作。

汉初的典志规章，皆以此为据。

汉初，由于秦焚书禁学，人们不能了解过去文化，造成严重后果，于是惠帝刘盈宣布废除“挟书之律”，开献书之路，征集图书。

这一献书活动一直延续到汉武帝。

汉武帝刘彻在文化事业上关心国家藏书，为强化藏书建设，他拟定了3 条措施：一是加强管理，制定管理规则；二是加强组织机构建设，增设专职图书人员；三是扩大藏书的范围，除经书外，还应将诸子传说充实到国家藏书处。

由于帝王的关心和重视，汉之图书开始大量集中于官府，出现了“积书丘山”的盛况。

汉成帝刘驾在位26 年，统治时间虽不长，但对文化事业却做出了较大贡献。

他关注国家文献目录学的创建。

成帝在文化事业上主要有两大贡献：一是派官员陈农到全国各地收集图书；二是诏刘向领校五经中秘书。

刘向领导的国家图书的整理、国家书目的编定，亦得到成帝的关注和指导，其成效之大，影响之深，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政府藏书计有3 万多卷。

除宫廷和政府藏书外，诸侯王亦收藏图书。

同时，一些学者如刘向父子、斑游、卜圭和扬雄等都有藏书。

汉代丰富的藏书为汉代文献目录事业的形成，提供了极为雄厚的物质基础。

汉代文献整理分类工作的问题及解决方法
文献组织的性质与方法，取决于那个时代的文献，秦之焚书，文献严重散佚，以致汉代有征集与整理之举。

汉代的文献使其组织工作形成了鲜明的特征。

第一，由于文献缺乏系统的组织，书籍散乱，文字丢失现象严重，直接使校书与编录融于一体。

据统计，汉代校书活动有7次之多，其中有3 次编有书目：武帝时，因“书缺简脱” ，征集和整理要籍；成帝时，书颇散亡，诏刘向领校五经中秘书，修《别录》《七略》，为我国第一部官府书目；光武迁于洛阳，校书郎班固、傅毅等于东观及仁寿阁典掌新书，“并依《七略》而为书部” ，后班固为兰台令史，撰修《汉书》，其中“艺文志”依《七略》纂成，为我国第一部史志目录。

第二，不同时代封建统治者的施政策略大相径庭，文化学术也是不断发展的，过时不变的文献分类标准是不能满足时代进步的要求的，这就导致编撰的图书目录标准必须有明确的目的，与时俱进。

如：汉武帝为扩大疆域，常对外用兵。

兵书、兵家受到重视，于是，兵书目录就应运而生了。

西汉时，改秦之败，开献书之路，文化昌盛，学术思想自由，家学家法，各立门户，“百家争鸣”在此复苏，故有“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的目录工作。

目录工作的目的，在政治上，整序国家藏书，为封建统治者治理国家服务；在学术上，是通过目录“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

第三，汉代前的《周易》序势、《书》序、《诗》序、《吕氏春秋》之《序言》等，仅具目录性质，却不具目录体例。

汉代文化的高度繁荣，对图书文献的引用及阅读的要求达到了空前的高度，而光具有简单小序的目录是无法胜任这些要求的。

当时众多的学者和文人都深深地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刘向、刘歆父子在校勘、整理图书过程中，留意到了文献的阅读以及在引用方面的需求，加入了着录、叙录、序文、类例的元素，让目录有了完整的体例。

开创了文献分类中的先河，《七略》就是体例完善的系统目录的代表，是有序化的有机知识整体。

第四，汉之前的图书编目都是为目录而目录，没有任何的指导灵魂，所以各式各样的分类也是层出不穷，实在是让人眼花缭乱。

分类目录泛滥，图书无法有效分类。

汉代，儒家学说被推上统治舞台后，其思想成为政治、经济、文化、教育诸领域中的指导原则，目录学亦不例外。

集大成的六分法汉代雄厚的图书物质基础，独尊儒术的文化环境和高度发展的图书分类思想，让文献分类在西汉刘向、刘歆父子整理图书时达到巅峰，直接促成了《七略》的诞生。

刘向、刘歆父子在解决图书分类存在问题的思想指导下做的主要工作有：典校图书、广罗异本、比较异同、相互补充、去除重复；条别篇章、定着目次、校勘讹文脱简、命定书名、写定正本、撰写叙录、着录书名篇目；叙述勘校经过、介绍着者生平思想、说明书名含义、着书原委性质；辨别图书真伪、评论思想史实是非、剖析学术源流、确定图书价值。

他们父子二人在校勘、整理图书过程中，研究、汲取了前人的分类学思想和方法，结合当时现有的学术流派和文献出现的实际情况，创立了《七略》，它反映了当时社会政治、思想
状况。

虽然现在看来，《七略》在诸多方面有其不足之处，但按当时的学术发展情况和图书内容进行分类，如六艺略以专书为分类标准，诸子略以学术流派为分类标准，诗赋略又以体裁与作者相结合为分类标准，且大纲、子目及层次清楚，实属不易，也大体地反映了当时的学术状况概貌，可视为我国第一部文献分类法。

因为能够编目一个国家文献的分类法，亘古未有，而且之后出现的各种分类法，都不失其创意，均基于它的原形。

因此《七略》被誉为我国文献分类法的鼻祖，在我国文化史和文献分类学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第二节七分法
南朝时, 王俭沿刘歆七略而有所增减而作《七志》, 合六艺、小学、史记、杂传为经典志, 并增图谱佛教道教的书为图谱志。

南朝宋王俭《七志》分如下几类：一曰经典志，纪六艺、小学、史记、杂传；二曰诸子志，纪今古诸子；三曰文翰志，纪诗赋；
四曰军书志，纪兵书；五曰阴阳志，纪阴阳图纬；六曰术艺志，纪方技；七曰图谱志，纪地域及图书；地域、图谱、佛书和道书其道、佛附见，合九条。

《七志》分类有意承继《七略》分类法，但又根据当时文献情况单列“图谱志”以及新增“佛、道”附录，对后来的分类影响较大。

《七志》是在《七略》的基础上编制而成的企图运用《七略》的原则把一切图书纳入统一的体系之中以佛道为附一方面正视当时图书典籍的客观实际, 另一方面也明显体现了儒家的立场。

但它与《七略》又有不同之处取消“ 辑略” , 把图书分成七大类, 后附佛经、道经两类实际上成为九大类九志, 开几分法之先河更改类名, 六艺略改为经典志、诸子略改为诸子志、兵书略改为军书志、诗赋略改为文翰志、数术略改为阴阳志、方技略改为术艺志增设“ 图谱志” , 以收录图谱典籍, 突破了刘欲收书不收图的旧例。

南朝梁阮孝绪撰有《七录》，其分类如下：一曰经典录，纪六艺；二曰记传录，纪史传；三曰子兵录，纪子书、兵书；四曰文集录，纪诗赋；五曰术技录，纪数术；六曰佛法录；七曰仙道录。

《七录》从当时学术发展、书籍数量的实际出发分类，这种求实精神在中国文献学史上是积极的、有益的。

王、阮二书均已失传，但其七分法，上承《七略》，下启《隋志》，在古代文献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七录》将全部图书组成七录基本大类、个部类的分类体系从基本大类录可以看出, 《七录》才是真正的七分法, 每一大类都能分书。

《七录》的分类体系已与《七志》有很大的区别。

1.增加了新的类目。

为史书立了专类“ 纪传录” 为佛教着作立了专类“ 佛法录” 为道教
着作立了专类“ 仙道录”
2.合并类目。

将“ 兵书略（军书志）” 和“ 诸子略者子志” 合并为“ 子兵录” 将“ 数术略（阴阳志）” 和。

“ 方技略（术艺志）” 合并为“ 术技录” 。

3.更改类名。

将“ 诗赋略（文翰志）改名为“ 文集录”。

4.取消“ 图谱志” 将图谱着作按内容分入有关各类, 使书、图结合对研究者更加方便。

《七录》在大的方面仍因循《七略》，但在小的方面也有所修补和改革。

为史书和佛道着作正式立类, 改“ 诗赋略” 文翰志为“ 文集录” 实为明智之举。

类目的增加和类名的屯改都是从当时图书的实际情况出发的。

阮孝绪的优七录分较之王俭的《七志》无论从学科体系上还是类目名称上者合理多了。

从《七略》到《七录》的分类体系在我国图书分类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从把一切图书统一在一个体系的思想来讲，在当时在当时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

第三节四部分类法
四部分类法是我国古典文献的基本分类方法，今人对古籍的分类仍然沿用这种方法。

1、这种方法起源于魏晋之际。

三国魏秘书郎郑默编定《魏中经簿》，晋秘书监荀勖又因
《中经》编定《新簿》，即《晋中经新簿》，分典籍为甲、乙、丙、丁四部。

甲部：六艺、小学等；乙部：古诸子百家、近世子家、兵书、数术等；丙部：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丁部：诗赋、图赞、汲冢书。

荀勖所定甲、乙、丙、丁四部顺序是经、子、史、集。

与《七略金相比, 《中经新簿》在体系上有根本的变化, 概括起来有三大变化。

1.把《七略》的“ 兵书略” 、“ 数术略” 、“ 方技略” 合并为乙部, 因为这三类图书多有失散, 新作又不很多。

2.把《七略》的“ 六艺略” 中的春秋类所收史书抽出来, 单独设立丙部。

因为当时史书数量剧增, 丙部的设立代表了这一时期新出的着作和学科的兴起
3.。

取消《七略》的类目名称。

用甲、乙、丙、丁为标记符号部次其先后。

甲部相当于《七略》的“ 六艺略” , 乙部大致相当于《七略》的“ 诸子略” 、“ 兵书略” 和“ 数术略” , 丙部则是新增加的历史类, 丁部大致相当于《七略》的“ 诗斌略' 《中经新簿》的排列顺序是经六艺、子诸子等、史史记等、集诗赋等。

这个排列顺序说明, 史书虽然在部类之中有了自己的席位但其社会地位尚未超过子部图书,
2、东晋李充着《晋元帝四部书目》将乙、丙两部的顺序加以调换，史书升居第二位, 子书
退居第三位。

这标志着史书社会地位的提高。

它奠定了四分法的基础。

3、唐代初年，魏徵等修《隋书•经籍志》，直接以经、史、子、集代替了甲、乙、丙、
丁的称号，从此确立了以经、史、子、集为部称的四部在图书分类体系中的主导地位。

经部：易、书、诗、礼、乐、春秋、孝经、论语、谶纬、小学
史部：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系、簿录
子部：儒、道、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兵、天文、历数、五行、医集部：楚辞、别
集、总集道经（附）：经戒、饵服、房中、符录
佛经（附）：大乘经、小乘经、杂经、杂疑经、大乘律、小乘律、杂律、大乘论、小乘论、杂论、记
4、唐以后无论史志、官簿、私人藏书目录都沿用这一分类法，如《唐书•经籍志》、《新
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明史•艺文志》等。

5.清乾隆年间公元年编撰《四库全书总目》时, 进一步确定了四部分类法。

《四库全书总目》是以经、史、子、集为纲下列大类，大类下再分目，较之《隋书• 经籍志》类目分
得更细, 条理也更加分明, 同时《四库全书总目》也参考了自隋以来各种类目表的类目, 加以厘订，择善而从。

这样就使四部分类法更臻完善，类目也更加合理。

至此四部分类法达到了鼎盛时期。

其主要类目如下:
经部：1 易类、2 书类、3 诗类、4 礼类、5 春秋类、6 孝经类、7 五经总义类、8 四书类、9乐类、10 小学类
史部：1正史类、2编年类、3 纪事本末类、4别史类、5杂史类、6 诏令奏议类、7传记类、8史钞类、9载记类、10时令类、11地理类、12职官类、13政书类、14目录类、15 史评类
子部：1儒家类、2兵家类、3法家类、4农家类、5医家类、6天文算法类、7术数类、
8 艺术类、9谱录类、10 杂家类、11 类书类、12 小说家类、13 释家类、14道家类
集部：1 楚辞类、2 别集类一（汉至五代）、3 别集类二（北宋建隆至靖康）、4 别集类三（南宋建炎至德佑）、5别集类四（金至元）、6别集类五（明洪武至崇祯）、7 别集类六（国朝）、8总集类、9诗文评类、10 词曲类
5、尽管四部分类法尚有一些缺点，并不能囊括所有图书文献（如明清小说等），但它仍
是最适用于中国古籍的一种分类方法。

今人顾廷龙、傅璇琮等编纂大型丛书《续修四库全书》即沿用了经史子集分类法，可见其生命力之顽强。

四分法的创立和发展
魏晋南北朝虽是一个战争频繁、政局动荡的时代，但图书事业则由于文化发展而有所进步。

当时不仅有外来的佛经译书，还有文史方面如五言诗、乐府诗、文学批评着作、起居注、地方志和氏族谱等等，在数量上都有所增加。

这些需要及时地收集以及合理地整理，对目录学提出了新的要求。

类辑之书，首创于魏，与汉相比，增长近10 倍，如果再用《七略》部类，就很难归纳了。

于是，书目四部分类体系，应运而生。

开创此先河的是西晋秘书监苟勖。

他把书籍分为以下四大类：甲部，六艺及小学等书；乙部，古诸子家、近世诸子家、兵书；丙部，史记、旧事、皇览搞、杂事；丁部，诗赋、图赞等。

四部分类体系是从《七略》的六大部类演变成的，准确地反映了学术变异情况，恰当地总括了文化典籍的损益，从中隐约可见苟勖独特的分类思想。

四部目录分类体系的建立是苟勖对我国目录学的一大贡献，在我国目录学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起着巨大作用，开经、史、子、集四部分类之先河。

四部法将《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并入了子部或集部，这与西方日见精细的分类思想背道而驰。

四部分类思想的形成实际上反映了自汉以后的封建统治阶级“废黜百家、独尊儒术” 的思想，同时也反映了历史上图书文献由于政治厄和兵火厄的原因而多次罹临浩劫，以至“无以成类” 的现实。

因而，现代图书馆学家杜定友先生认为“自《七略》以至四库“中国目录学, 谓为分类目录则可, 谓为分类书目则可, 谓为分类法则不可”。

因为“类例之要, 在于部居群籍, 以便世守”。

而其方法则“必以学术为经, 以书为纬; 书可佚而学不可亡。

故类例之法, 必离书而独立” [9 ] 。

此等言论虽有些偏颇但至少说明了中国古代分类思想中的缺陷与不足。

第四节五部分类法
明代祁理孙编写《奕庆藏书楼书目》，在经、史、子、集外又加“四部汇”一类，此为五部分类法之始。

清代张之洞、缪荃孙《书目答问》，定名为经、史、子、集、丛五部。

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采用之。

我国古代的图书分类法，作为一种文献分类体系，都是附载于书目之中，伴随着具体的书目产生和发展，是封建社会的产物，或多或少都带着一些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色彩。

这是中国古代文献分类法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显着特点。

回顾我国古代文献分类发展史，从第一部图书分类目录《七略》的产生，到四部分类法的形成，十二分法的争鸣，其间走过了漫长的历程。

追溯其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促进文献图书事业的兴旺发达，从而使图书分类为适应这些发展而进行自身的不断变革与完善。

这是人类文明史上合乎客观规律的必然结果。

两种分类思想之比较
分类是一个哲学问题, 由于分类学家所处的历史时代、社会背景、哲学观、历史观的不同。

分类的体系也就不同。

毛泽东认为“世界上的知识只有两门, 一门叫生产斗争知识, 一门叫阶级斗争知识。

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就是这两门科学的结晶。

哲学则是关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 。

他的分类体系是三分法, 这个三分法演化出了现行《中图法》的5 部22大类。

同样, 古人的图书分类就应以古人的分类概念来认识。

中国古代的目录学或校雠学通常是既要记录书籍本身的情形,也要简单叙述其学术源流（历代的分歧主要在于后者应占多大的比重） , 这大概就是古人心目中“治书之法”应具备的基本要素, 这也就映射了中国古代知识分类思想与文献分类思想的差异性。

比较两种分类思想, 我们可以看到, 知识分类注重的是事务属性的异同, 也就是知识和本身, 而文献分类则更注重文献的本身。

从图书馆学的角度看, 从《七略》到四部越来越少涉及学术源流而多侧重图书本身, 正是中国古代图书管理越来越专业化的表现; “仅知甲乙部次, 用备稽检” 反映的恰是现代图书馆的功能, 从这一角度看, 二者差异反而体现出分类思想的进步。

从分类思想看, 中国古代的图书分类实际有两个带倾向性的体系并存: 从《七略》到《通志》一系, 在整理书籍的同时梳理学术源流, 其所分的类别也更接近所处时代的学术划分; 而从魏晋开始到清代四库全书的四部分类是另一系, 逐渐以整理书籍为主, 越来越少关注学术源流, 至少未能达到章学诚总结出的“考镜源流”这一要求。

与知识分类所不同的是, 文献分类更注重其人文意识。

不论是六分法还是后来的四部法都把经部从知识体系中剥离出来成为类首, 这一思想一直影响到今天, 同时各部所依据的分类原则亦不尽相同。

文献分类与知识分类的根本区别是各自关注的对象不同。

正因为中国古代知识本不注重分类, 古代的文献分类也常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