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与梁漱溟_文化三路向_说之比较

第36卷第2期2010年3月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f Xuzhou Nor mal Uni .(Phil os 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 on )Vol .36,No .2

M ar .,2010

[收稿日期]2009211203

[作者简介]王晓黎,女,山东淄博人,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

钱穆与梁漱溟“文化三路向”说之比较

王晓黎

(北京大学哲学系,北京　100871)

[关键词]　梁漱溟;钱穆;人生;文化

[摘　要]　梁漱溟和钱穆都以人生为切入点,对东西文化进行了比较,并按照不同的人生态度将文化区

分为三种类型,提出了“文化三路向”说。二人对于文化起源的不同理解,主要来源于学术背景的不同,但二人的终极关怀都是一致的,即在传统的权威性逐渐失效和价值日益多元化的时代潮流冲击下,中国文化将何去何从。对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的未来,二人都主张中国文化必将复兴,中国文化也须改造。在对中国文化改造的方法上,梁漱溟更强调中西文化的融合,即“内圣开外王”,而钱穆则更关注中国文化的自身演进,他提出中国文化的新生不是“破旧立新”而是“据旧开新”。从这点上来说,二人的文化理想虽然是相同的,但通达理想之路是有分歧的。同是作为文化保守主义者的代表,钱穆采取了更为彻底的立场。梁钱二人的思想都有一个转变的过程。如果说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梁漱溟所依靠的只是古人的只言片语及对社会现象和少量文章著作的感悟力,而在《中国文化要义》中,他却借鉴了不少西方当代人类文化学的理论,特别是从事实的角度来解释中西文化之不同。这种转变还表现在梁漱溟自20世纪20年代后期以来,由“书斋型”学者成为一个现实社会活动家这一事实上。梁漱溟离开北大后,便投身到乡村建设的实践之中。而钱穆晚年的思想也发生了转变,特别是“天人合一”观的提出包含了浓厚的宗教意蕴。钱穆早年倾向于从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的角度解读“天人合一”,将儒家精神理解为道德人文精神,体现出他作为史学家注重经验事实、轻视形而上学的特点。然而在晚年,钱穆对“天人合一”有了新认识,即从超越的、形而上的角度理解儒家精神,体现出浓厚的宗教内涵。这种戏剧性的倒转使我们很难再回想起他们早年的差别。

[中图分类号]　G02/G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26425(2010)0320078205

梁漱溟和钱穆都被认为是文化保守主义的代

表。梁漱溟被称为“最后一个儒家”,钱穆被称为“最后一位国学大师”,他们一生都自觉地以阐释和弘扬中华文化为职志,是富有高度文化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的一代学者。二人的心路历程、从事职业及研究领域虽不尽相同,但终极关怀却是一致的。梁漱溟和钱穆都以人生为切入点,对东西文化进行了比较,并按照不同的人生态度将文化区分为三种类型,提出了“文化三路向”说。

一、文化的起源

钱穆认为,人生只是一个向往,对人生追求与向往的不同,形成了三种人生观,钱穆把它们称为:向外的人生观、向内的人生观、现世享福的人生观,分别对应着西洋的人生观、印度的人生观和中国的人生观。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梁漱溟

在其成名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就提出了“文化三路向”理论。梁漱溟以意欲求满足的方式来论述文化。可见,在梁漱溟看来,意欲的性质及其满足程度的不同影响了生活的样法,即文化。从不同的意欲出发,就出现了三种不同的人生态度及解决方法,即“生活的样法”,这就是中西印三大文化路向:西方文化是以意欲向前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从时间上来看,钱穆转向文化学研究开始于20世纪40年代,以《国史大纲》的完成为其标志,其文化理论的提出比梁漱溟的“文化三路向”说晚了20多年。总体来讲,钱穆“文化三路向”说的理论思路受到了梁漱溟的影响,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东西文化及其哲

学》“于新文化运动有补偏救弊之意”[1]

。但钱穆

并不是将梁漱溟的观点照搬过来,而是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在里面,正是这些差异决定了两种“文化三路向”学说的不同理论特色。梁漱溟文化哲学最重要的著作是《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以及《中国文化要义》,钱穆主要的文化理论专著有《中国文化史导论》和《文化学大义》,本文的观点主要采自这四部著作。

梁漱溟认为文化是一个民族生活的样法,而生活就是意欲的不断满足与不满足,所以文化归根结底就是意欲的满足方式。他提出:“你且看文化是什么东西呢?不过是那一民族生活的样法罢了。生活又是什么呢?生活就是没尽的意欲———此所谓‘意欲’与叔本华所谓‘意欲’略相近,———和那不断的满足不满足罢了。通是个民族通是个生活,何以他那表现出来的生活样法成了两异的采色?不过是他那为生活样法最初本因的意欲分出两异的方向,所以发挥出来的便两样罢了。然则你要去求一家文化的根本或源泉,你只要去看文化的根源的意欲,这家的方向如何与他家的不同。你要去寻这方面怎样不同,你只要从他已知的特异采色推他那原出发点,不难一目了然。”[2]在文化的起源上,他拈出了“意欲”一词为原点来勾画文化坐标。

那么,梁漱溟所说的“意欲”究竟是什么呢?考察梁漱溟早年的学术背景,不难发现,在他的思想渊源当中,中国传统儒学,特别是陆王心学、佛教唯识学和生命哲学思潮是同时并立的三大元素。梁漱溟所说的意欲既是他援佛入儒的产物,也是他接受西学的结果。意欲是一个融合了柏格森的“生命冲动”、佛教唯识学的“阿赖耶识”和陆王的“心”而形成的概念,它指称宇宙生命的本体,也指称文化人生的本原。很明显,在梁漱溟思想中有一个循环论证,他认为文化的根源是意欲的不同,而意欲的不同又产生于不同的文化,所以,他自己也没有明确地指出意欲究竟是什么。从这里可以看出,“意欲”概念带有太多主观想象的成分,以此作为文化的起源,必然导致对文化的分析缺乏客观基础。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梁漱溟还将文化最初的生成归结于“天才的创造”和“偶然的奇想”,这就是“主观意欲论”在文化理论上伸张的结果。

梁漱溟对自然环境决定论是极为不赞成的。他认为以自然环境为理由来解释文化的生成“太简易了”,而且自然环境决定论抹杀了人的主动性和创造力,全当人是被动的,文化是环境的被动反射,不能正确地解释文化的起源和人类文化的独特性。与梁漱溟相反,钱穆在文化的起源上却是典型的地理环境决定论者。他认为,人类文化从源头来看,不外乎三种类型,即游牧文化、农耕文化、商业文化。游牧文化发源于高寒的草原地带,农耕文化发源于河流灌溉的平原,商业文化发源于滨海地带以及近海之岛屿。三种自然环境,决定了三种生活方式,三种生活方式形成了三种文化类型。这三种文化类型,又可以分为两类,游牧、商业文化为一类,农耕文化为另一类。他认为西方文化属于游牧商业文化,中国文化是农耕文化的典型代表。商业、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之间的不同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内倾型和外倾型的不同。

农耕文化起于内在的自足,无事外求,故常内倾;游牧、商业文化起于内在不足,内在不足则需向外寻求,故常外倾。“内倾型文化常看世界是内外协一,因其内自足,而误认为外亦自足;外倾型文化常看世界成为内外两敌对。因其向外依存,故必向外征服。”[3]这种差异也决定了东西方文化精神的不同,“西方文化的最高精神是‘外倾的宗教精神’,中国文化的最高精神是‘内倾的道德精神’。外倾精神之发展,一方面是科学,又一方面是宗教;内倾精神之发展,一方面是政治,另一方面是道德”[4]。外倾的文化精神决定了西方人好向外看;内倾的文化精神决定了中国人好向内看。

第二,“安、足、静、定”与“富、强、动、进”的不同。

农耕文化是自给自足,而游牧商业文化需要向外推拓,要吸收外来营养以维持自己;农耕文化是安稳的、保守的,商业文化是变动的、进取的;农耕文化是趋向于安足性的文化,是足而不富,安而不强,而游牧、商业文化是趋向于富强性的文化,是富而不足,强而不安。

第三,和平性与侵略性的不同。

游牧、商业文化由于内在不足,必须向外进取征服,遂产生了强烈的“战胜与克服欲”,草原游牧民族最早以马为工具向外征服,滨海商业民族最早以船为工具向外征服。草原滨海民族对外具有敌意,对自然也一样,“其内心深处,无论其为世界观或人生观,皆有一种强烈之‘对立感’。其对自然则为‘天’‘人’对立,对人类则为‘敌’‘我’对立,因此而形成其哲学心理上之必然理论则为‘内’‘外’对立。于是而‘尚自由’,‘争独

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