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之死

郁达夫之死
“郁达夫之死”之谜
2006年5月8日东京出版的《日本新华侨报》,在第一版显著位置用大字标题刊登了“本报记者”的长篇报道:《郁达夫之死再起波澜——日本学者怒告中国学术堕落》。

这引起了我国学术界尤其是从事郁达夫研究人士的关注。

也许有人会说:郁达夫死了还让我们不得安宁;倘若郁达夫地下有知,也许会抱怨:你们怎么搞的?本文围绕“郁达夫之死”的若干谜团及曲曲折折作一些介绍,也许对关心这一问题的读者有所裨益。

消失于南洋的郁达夫
1945年8月29日夜晚,天上下着霏霏细雨。

蛰居在印尼苏门答腊岛巴耶公务的著名作家郁达夫,在家里和几个侨界朋友商量他们共同投资兴办的农场结束一事,朋友们都劝郁达夫暂时躲避躲避,或者干脆回到国内去,因为日本虽然投降了,但在联军(同盟国军队)未到之前仍由日军负
责维持当地治安,郁达夫仍处于危险的境地。

郁达夫此时正沉浸在抗日战争胜利的喜悦之中,思想上未免放松了警惕;他的妻子何丽有又正待分娩,所以即使想走事实上也走不开。

晚8时许,突然从外面进来一位印尼青年,郁达夫就从藤椅上站起来,走到门口和那个人讲了几句话,又回到客厅里,向大家说道:“有点事情,要出去一趟。

请诸位少候,我就回来。

”
郁达夫穿着睡衣,踏一双木屐,跟着那个印尼青年走了。

从此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

霏霏细雨中一个颀长的身子撑着一张伞渐行渐远融入浓浓夜色,是他留给朋友和家人的最后的影像。

郁达夫在南洋消失了……
有几种传言:一是他出于同情并支持印尼人民而参加了印尼的独立军,或是因为替日本人作“通译”而被视为“亲日派”,被印尼独立军杀害了。

二是他回到了国内,被国民党政府以“汉奸”罪名逮捕并秘密处死。

这种说法可能源自于郁达夫生前曾对友人讲过:“国民党会杀我的。

夺去了我的老婆(指郁王婚变),正好没有借口,这会有借口了(指他为日本宪兵充当翻译),还不会杀我。

”三是被中共方面杀害了。

王任叔20世纪
50年代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尼大使期间,对“郁达夫神秘失踪”这件事本可以调查清楚而未做调查,甚或消灭了有关证据。

这几种流言后来证实都属无稽之谈,后一种说法更是荒谬之至。

郁达夫的下落究竟怎样了呢?
胡愈之的报告
郁达夫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于1942年2月4日同胡愈之、邵宗汉、王任叔、张楚琨、汪金丁等一批文化人从新加坡撤退到印尼苏门答腊岛的。

为了便于长期隐蔽,他蓄起了胡子,并化名“赵廉”,开了一家酒厂谋生,身份是一个“商人”。

日军南下攻占了印尼苏门答腊岛,郁达夫由于精通日语,被驻武吉丁宜的日本宪兵分队强征为“通译”。

郁达夫在担任“通译”期间,虽然自己身陷虎口,但暗中保护了不少当地印尼人、华侨和进步文化人士,博得了“赵胡子是一个大好人”的口碑。

有一个叫洪根培的人,过去在新加坡曾听过郁达夫的抗日演讲,后来也到了武吉丁宜为日本宪兵队做翻译。

日本战败投降以前不久,“赵廉”的
真实身份——“一个爱国的著名的中国作家郁达夫”——由于洪根培的告密终于暴露了。

为防日本宪兵搜捕,胡愈之当即用隐语“达夫的梅毒发作了!”电告各地友人分散躲避。

郁达夫本人虽被日本宪兵严密监视,但敌人并未马上对他下毒手。

郁达夫在虎口里得以逃生,这也是造成他战后思想放松警惕的一个原因。

然而,日本投降不久郁达夫却神秘地失踪了! 年纪较长的胡愈之是他们那一批文化人的领导者。

郁达夫失踪之后,胡愈之怀着异常沉重的心情,立即从棉兰赶到巴耶公务展开调查,并发现了诸多疑点:
那天晚上郁达夫和印尼青年走进了一家咖啡店,两人用马来语交涉着。

女招待没有听清楚他们在说什么,但从语气和手势上猜测,似乎是年轻人托中年人办一件事情,被中年人拒绝了。

离开咖啡店不远是一条小路,相当偏僻、荒凉,只有一间当地农民的茅屋孤零零地卧在路旁。

晚9时左右,一位农民看到有一辆小汽车驶到这里,停了许久。

里面坐着两个日本人。

过了一些时候,又有两个人(郁达夫和印尼青年)走来,一前一后相跟着进了汽车。

小汽车旋即开
足马力开走了……
郁达夫没有再回家,但武吉丁宜日本宪兵分队却派了许多侦探到巴耶公务,挨家挨户搜查他的踪迹。

宪兵队长还亲自到他家中向何丽有表示慰问。

这是不是狐哭老鼠呢?
对日本人心存怀疑的胡愈之,紧紧皱起了眉头,由以上种种疑点他得出了一个结论:“从我在巴耶公务调查所得的事实看来,我最初的判断依然是正确的,巴耶公务是一个小市镇,没有人能够把达夫隐匿起来,而且在那里也只有日本人才有小汽车。

当时日本虽投降了,而武吉丁宜与巴耶公务依然在日军和日本宪兵的严密管治之下。

要说达夫不是被日本宪兵绑架失踪,是没有人能相信的。

”
流亡巴耶公务的文化人和当地侨领,共同组织了一个委员会办理有关善后事宜。

联军接管以后,胡愈之等将郁达夫失踪一事分别报告给了主持救治工作的一位英国军官、英军政府华民事务顾问官巴素博士、新加坡政治部丁尼少校,还以书面报告形式致送东南亚联军总部,要求查究郁达夫失踪的真相。

上述要求没有得到任何结果。

因为日本虽然投降
了,印尼独立军又乘机活跃起来,一些不甘心投降的日本兵加入了印尼独立军与联军作对,在苏门答腊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局面。

一些印度尼西亚候补士兵(日军因为兵力不足征用当地人作候补士兵)受到日本兵的挑唆,袭击并杀害前来调查战犯的联军官员,因此不少证据被消灭,有些战犯得以逃脱。

郁达夫出事的那个地方联军未能接管,自然更难以对事实真相调查清楚。

“郁达夫失踪”有如泥牛入海。

好像是要冤沉大海了。

一直到了1946年8月,即郁达夫失踪一年之后,才从棉兰苏门答腊联军总部情报处获得一个消息:联军当局在审讯日本战犯时录取口供,证实郁达夫是1945年9月17日被日本宪兵枪杀,同时被害者尚有几名欧洲人,他们的遗骨埋在丹戎革岱,那个地方距离武吉丁宜大约有7公里。

棉兰的《民主日报》和《巴城新报》发表了这一消息,中央社记者也从巴城传出了报道。

胡愈之1946年9月9日在写给全国文艺界协会的报告书中,正式报告了这一调查结果。

“虽然这个消息不够完全,而且郁先生的尸体至今依然无法发掘,不过无论如何,郁先生遭日本宪兵杀害的这件事
是已被证实了。

郁先生早已不在人世了!他成为千千万万的法西斯牺牲者之一了。

”
胡愈之的这个报告书题为《郁达夫的流亡和
失踪》。

由于它具有相当的权威性,发表之后引起了各界的广泛关注,自此关于“郁达夫之死”(其死因、时间、地点等等)都以胡愈之的报告为准,很少有人怀疑过。

这种情况一直延续了整整40年之久。

铃木正夫
有一位日本学者对胡愈之的报告打了大大的问号。

他的名字叫铃木正夫,系日本横滨市立大学教授。

上一世纪50年代,铃木还在做学生的时候就看到了胡愈之的报告,他们那一代战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对战争期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罪行知之甚少,所以铃木初读之时,对胡愈之报告中强烈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的倾向感到不快,因而连带着对其中的内容也抱着半信半疑的态度:“仅仅凭这些证据就把郁的失踪与日本宪兵联系在一起,不是有些牵强吗?”
郁达夫同鲁迅、郭沫若一样,都是曾经在日本留学并为日本人民所熟悉和敬重的中国大作家。

60年代末,铃木正夫和伊藤虎丸、稻叶昭二一起编辑《贿达夫资料》,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发现并找到了好几位当年在苏门答腊和赵廉(即郁达夫)相识的日本人。

铃木将他们的谈话作了笔录。

这几位日本人的谈话对胡愈之的报告虽有所补充,但在决定性的事实上却与胡愈之的报告不同。

这引起了铃木正夫的极大关注与兴趣,他决心要把“郁达夫被害”的真相弄个水落石出,那可是深深埋藏在大海下面的冰山之一角,是已经被尘封了许多年的历史之一页啊!不过铃木起初的目的,大概不是为了证实而是想要推翻胡愈之报告中关于“系由日本宪兵杀害”的结论。

作为一个日本学者,他毕竟不愿意让自己的同胞承担这一罪责。

铃木正夫开始了长时期的艰苦而又细致的调查工作。

当年和郁达夫有过直接或间接的接触,或知道一些郁达夫失踪、遇害情况或线索的人,无论宪兵、军医、商人,凡是能找到的,他都不辞辛苦、不嫌麻烦、不顾奔波劳顿,尽可能地找到了,总计寻访的人数有近百人之多。

铃木还三次赴印
尼苏门答腊和新加坡进行实地调查,尽可能多地搜集相关证据。

这项工作遇到了许多困难,因为有的人已经不在人世了,有的人虽然健在却缄口不语,拒绝交谈;有的被访问者言不由衷,避实就虚,出尔反尔。

要真正获得一些真实的、准确的、可靠的材料,谈何容易?然而铃木正夫锲而不舍,一往无前,在他身上表现出了日本学者孜孜以求、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精神。

铃木正夫首先将那几位日本人的谈话笔录整理出来,概要地写入一篇长文《郁达夫的流亡和失踪——原驻苏门答腊日本人的证词》,作为《郁达夫资料》的附录公开发表。

他在肯定“郁达夫确是被日本宪兵杀害的,有好几名宪兵参与了这个事件”的同时,着重指出:“从盟军那儿来的关于郁达夫被杀害的情报是为了使被害者的亲属和朋友得到满足而造出来的,是和事实相反的。

8月29日绑架郁达夫,而让他活到9月17日,在当时混乱的情况下,是不可能的。

而且,日本战败后,欧洲人即使有一个人被日本人杀害,也是震撼苏门答腊全岛的大事件,如果有这样的事件发生,连战犯的辩护人都不知道是不可能的。

”显而易
见,这样就从“源头”上推翻了或者说拦腰斩断、一笔勾销了胡愈之报告中关于“郁达夫之死”若干具体情节的说法,因为那些说法来自联军总部情报处提供的消息,而消息本身又是编造出来的,与事实完全不符。

铃木正夫的这篇长文在日本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香港、台湾和新加坡的一些报刊也予以介绍,但正处在“文革”高潮的中国大陆对此却无暇顾及。

铃木正夫又用“今西健夫”的笔名,在1972年5、6月号新加坡日本人俱乐部机关杂志《南十字星》上,发表了《消失于南洋的郁达夫——一位中国作家的最后》,再次确认郁达夫是被日本宪兵杀害的,并且提供了郁达夫失踪与日本宪兵有关的几个旁证。

是冰山就总会浮出水面,哪怕仅仅是冰山的一角。

随着调查的逐步深入,铃木正夫最后锁定了个关键人物——
宪兵班长D
这个人战争时期在武吉丁宜日本宪兵分队担任班长,由于不便于公开其真实姓名,铃木正夫用D 来称呼他。

也就是说:D是这个宪兵班长的符号。

60年代末铃木正夫开始调查与“郁达夫失踪”有关的人员时,曾经访问过D,并与之谈过话。

据D讲他是1943年5月到武吉丁宜担任宪兵班长职务的,直到战争结束。

班长这个职位虽在队长以下,但能够直接指挥队员,官小权力不小。

D在任班长期间郁达夫已经离开了宪兵队,但遇到重要的事情,有重要的人物,仍要把能讲一口标准江户(东京)音的赵廉叫来,让他进行精确无误的翻译。

日本战败后,D于1946年夏天,由军医安排,用了一个假名字,作为曾患过肺病的人,乘医院的船只回到了日本。

铃木正夫最初并未觉察到这个宪兵班长是事件的当事人,但调查愈深入,就愈是觉得这个人可疑,最后终于判明了D是“郁达夫被害”事件的主谋。

突破口是这样打开的
D回到日本后日子并不好过,精神负担很重。

过
去的一位宪兵Y曾对朋友暗示:“我奉上司的命令,参与杀害了赵廉。

”他所说的“上司”即指宪兵班长,也就是D。

宪兵Y以后下落不明,其在日本的妹妹一而再、再而三地严厉追问D氏,要求D说明为什么他活着回到了日本,而她的哥哥却活不见人死不见尸?D内心有愧,始终不给予明确的答复。

一拖就是好多好多年,后来D被迫无奈,才不得不讲出了事情的真相,并在纸上写了以下内容交给对他穷追不舍的宪兵Y的妹妹:
“那时,有个姓赵的有名的支那人,因为知道我们太多的秘密,所以命令几名部下将他杀害了。

”纸上很明确地写着“支那人,赵。

”
铃木正夫从宪兵Y的遗属那里,看到了D亲笔书写的类似“自供状”的这张纸,并蒙允许复印了一份。

这是有力的证据。

弄清“郁达夫被害真相”的突破口就这样打开了,为此铃木正夫用了整整16年的时间。

他再次要求与D会面,但遭到了对方的拒绝。

此时距铃木与D上次谈话已经过去了16年,而离郁达夫遇难的时间则更久,足足有40年了。

无论如何不能再拖延下去。

无论对逝去的人还是对活着的人,又无论是对日本人还是对中国人,真相必
须大白干天下。

这才是负责任的态度,而且惟有这样肇事者也才能得到良心上的安慰。

D最后答应(1985年)9月8日会面,铃木如约前往,并有详细的记述
“九月八日下午,我一抵达东日本新干线某车站,就立即给D的家中打电
话,请他前来车站大厦。

两点半出头,我在车站大厦的咖啡馆里见到了D,头发已完全变白,但不愧为剑道五段,看上去不觉得他是七十五岁高龄的老人,仍是精神矍铄的样子。

”
谈话一开始,D采取了支吾搪塞的态度。

铃木一再开导他,说那场战争过去已经40年了,现在把真相公之于世不至于引起特别大的麻烦。

“由你本人来披露真相,似乎更能对被害人以及与这一事件有牵连的,离(宪兵)队逃脱以至战死的那些人的亡灵,起到慰抚的作用,也似乎更可能得到被害人的遗属以及中国国民的谅解与宽恕。

”
然而D仍重复十六年前他向铃木正夫说过的那些话,根本不愿触及事件的真相。

铃木只好从包里取出那张复印件来,放在桌子上,对D说:“这是你写的。

”
D看到自己亲手写的“自供状”被铃木复印了,
他的手便不由得抖了起来。

铃木一不做,二不休,他接着对面前一头白发的D说道:“要是连这个也硬要说不知道的话,那么,我可以请我做新闻记者的朋友一起坐到这里来。

”
“我说,我什么都说。

”
D终于横下一条心,承认当年是他命令几个部下绑架并处决“赵廉”的,下令当天或翌日就收到了赵廉已被绑架并扼死的报告。

由于他并不在现场,所以不知道宪兵将尸体是怎样收拾的,遗骨又葬于何处……
“郁达夫之死”对D来说,始终是挥之不去的梦魇,常常会让他吓出一身冷汗。

这是他的最大的心病。

所以,当D在铃木的催促下讲出了事件的真相以后,心情反而轻松了许多,因为多年来一直压在他身上的大石头终于卸去了。

铃木正夫请D自己在报刊上把事实真相说出来,但D存在种种顾虑,所以没有同意,只是表示他愿意在隐去自己真实姓名的前提下,委托铃木正夫公开发表。

铃木未再勉强,接受了D的条件。

他对老人说:
“战争使人发疯。

为了使今后不再发生这样的事件,我期待着你在今后也能做出你的努力。

”
D怀着忏悔的心情,说:“我这次承认自己是绑架郁达夫的主谋,是考虑到日本跟中国今后的友好。

如果允许的话,我想举起手在赵氏的墓前烧香。

”
解铃还需系铃人
1985年8月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首都和各地都举办了隆重的纪念活动。

这一年也是郁达夫南洋殉难40周年,在他的故乡浙江富阳召开了“纪念著名作家郁达夫烈士殉难四十周年学术讨论会”。

国内外许多专家学者莅会,其中最受注目的恐怕要数日本的铃木正夫教授了,因为他撰写的几篇关于“郁达夫之死”的文章已在国内报刊上译载,引起了大家的浓厚兴趣与普遍关注。

郁达夫是一位中国人民十分喜爱的作家,又是中国人民永远怀念的一位反法西斯烈士,正如人们所说:在抗日战争中“中国文学的最大损失是失掉了郁达夫”。

然而“郁达夫之死”至今仍是没有解开的谜团,云雾缭绕,难见庐山真面目。

这不能不让从事郁达夫研究的中国学者教授们感到惭愧。

解铃还需系铃人。

铃木正夫应邀在会上作了题为《郁达夫被害真相》的学术报告。

值得注意的是:“纪念著名作家郁达夫烈士殉难四十周年学术讨论会”的开幕式定在9月17日,这个日子显然是根据胡愈之报告中所确定的郁达夫殉难日特意安排的,但这恰恰是铃木正夫要加以更正的一项内容。

“今年正值郁达夫逝世四十周年,中国将举行各种纪念活动,我也被邀请参加在浙江富阳召开的郁达夫学术讨论会。

我认为现在是发表郁达夫被害真相最适当的时机,如果错过了这个机会,担心过不了多久,当事人都逝世了,证人也没有了。

因此再次拜访过去向我提供重大证言的几位人士,得到了发表有关证据的许可。

”
铃木正夫郑重地这么说。

“提供重大证言的几位人士”当然首推宪兵班长D,他已经接受了D的委托,便在隐去主谋者真实姓名的前提下,在会上公布了郁达夫被害的真相。

要点是:
一、下令杀害赵廉即郁达夫的是驻武吉丁宜日本宪兵分队班长D,由几个部下具体执行。

二、郁达夫被害的时间是1945年8月29日夜或30日凌晨,而不是胡愈之报告中所说的9月17
日。

三、是被扼死而不是枪杀。

四、没有欧洲人与之一同遇难。

郁达夫是被日本人(宪兵)杀害的,但揭开郁达夫遇害真相的是日本学者而非中国学者。

这样的富有戏剧性,倒正好应了我们中国人常说的那句古话:“解铃还需系铃人。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暨郁达夫殉难40周年之际,公开这一真相具有特别的意义和特殊的价值,是日本人民送给中国人民的一份厚礼。

会议主办方希望铃木正夫教授就郁达夫遇害真相再作一次更为详实的补充,于是在22日闭幕式上铃木正夫又作了第二次报告。

新华通讯社迅速报道了日本学者铃木正夫就郁达夫遇害真相所发表的调查结果,指出从铃木正夫公布的第一手资料可以证实日本宪兵杀害郁达夫的确凿事实。

国内许多报刊全文或摘要刊登了铃木正夫的报告。

从事郁达夫研究和教学的大多数专家教授接受了这一最新的“铃木正夫说”,1985年以后出版的有关郁达夫的传记、专著、论文乃至拍摄的电视剧,一般也采用铃木正夫的上述结论。

我们之所以采用铃木正夫的说法,主要是因为: 一、这一说法有证言和证人,尤其是杀害郁达夫的主谋(宪兵班长D)健在并被铃木正夫追寻到了,由他手写的“自供状”当然真实可信。

而胡愈之报告所根据的是从当年联军总部情报处获得的消息,当时录取的战犯口供并未一同公布,缺乏直接的证据,因而其可靠性没有完全证实。

二、铃木正夫是一位忠于事实、有良知的日本学者,他的认真和执著的精神很值得我们钦佩。

再说,一位日本学者能帮助我们揭开“郁达夫之死”的谜团,当然是一件好事,我们中国人应当对之表示感谢。

不过在几年之后,铃木正夫受到了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罗以民的严词质疑,两位学者在一次学术会议上进行了一场——
饭桌上的“遭遇战”
2001年10月,在浙江宁波召开“纪念巴人诞辰100周年大会暨第五届全国巴人学术讨论会”。

“巴人”也就是前面提到的王任叔的笔名,曾与郁达夫一起流亡到苏门答腊,所著《记郁达夫》
详细而又生动地记述了郁达夫生命旅程中最后那一段颠沛流离、险象环生的经历。

研究郁达夫离不开巴人,研究巴人也离不开郁达夫。

因此之故,铃木正夫作为研究郁达夫的日本学者,受主办方邀请出席了巴人的学术讨论会。

罗以民是浙江省社科院的研究人
员,本乡本土,自然也参加了。

有一次吃中午饭,罗以民恰好与铃木正夫同桌,彼此交换了名片,罗在自己名片上特意写了“我准备写《郁达夫传》”几个字,作为自我介绍,铃木正夫则注明“2001.10.10于宁波”。

然后两人便开始了下面一番谈话。

罗首先发难,问铃木正夫:“您的《苏门答腊的郁达夫》中的宪兵班长D确有其人吗?”(大概怕铃木听不大懂,他同时用笔在纸上写了中文《苏门答腊的郁达夫》、宪兵班长D等字样。

)
铃木正夫答道:“有的。

”
罗:“那你为什么不说出他究竟是谁呢?”
铃木:“我跟他有合约,不能说。

”
两人继续一问一答。

确切地说是罗以民提问,铃木回答。

罗:“你不能说,那你的结论(D指挥杀害郁达夫)
就不能证实。

历史是一门实证的科学,你准备什么时候说?”(末一句用中文写出)
铃木:“准备在他死后。

”
罗:“他死了你就更没有证据了。

”
铃木:“我有录音。

”
罗:“他死之后,你如何证明这盘录音是他讲的话?”
铃木:(沉默不语)
罗:在中国背着当事人偷偷录制的录音是没有法律效力的,在日本这个问题怎样看?1985年的录音还没有损坏吗?你是如何保管的?
铃木:(继续沉默)
罗:“一个人一生声音的变化是很大的,到了晚年变化就更大,何况在不同的场合呢?比如我就可以讲中国的杭州话、山东话、江苏话、普通话,还可以讲外语。

在一个人死后证明他生前的录音,可能比在他生前证明更困难。

你想过将来证明这份录音在法律上的难度吗?”
铃木:(长时间的沉默)
以上系根据罗以民的记述,假若这也算是一则“历史”需要“实证”的话,那么至少还应当听听铃木正夫对此是怎么说的才行。

看起来罗以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