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有效性研究述评(一)

货币政策有效性研究述评(一)

本文梳理了20世纪30年代以来中外学术界关于货币政策有效性问题的研究文献，在此基础上得出了货币政策能否有效发挥调控作用不在于货币政策本身，而取决于其发挥作用的环境和条件的研究结论。中国通货紧缩时期，货币政策完全可以有所作为。关键是要改善国民经济运行环境，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

一、引言

为了应对东南亚金融危机的袭扰，1998年以来中国政府连续5年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此举对刺激内需拉动经济增长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充分显示了危难时期“双木撑天”的巨大威力.如今，随着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的提高和财政大规模基础设施项目投资效应的递减以及“挤出效应”的出现，财政政策要逐步淡出历史舞台，转由货币政策“独木撑天”，单独承担启动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历史任务。为此，深入探讨中国货币政策有效性问题就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而西方经济学界关于货币政策有效性问题的研究成果作为“它山之石”，完全可以“洋为中用”，为中国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提供借鉴；中国理论界关于货币政策有效性方面的研究成果可能更适合中国国情，可望为货币政策操作提供理论支撑。

二、西方经济学界关于货币政策有效性的论争

货币政策真正发挥宏观调控作用是在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革命之后。凯恩斯学派(keynesians)对货币政策作用的认识有一个从保守走向激进的过程。凯恩斯本人偏爱财政政策，对财政政策高度重视，在其名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凯恩斯指出：“就我自己而言，我现在有些怀疑，仅仅由货币政策操纵利率到底有多大成就。国家可以向远处看，从社会福利着眼，计算资本边际效率，故我希望国家多负起直接投资之责。”尽管凯恩斯偏爱财政政策，但其一生对经济学的重点研究仍然集中在刺激经济增长的货币政策理论上并以货币金融理论的研究成就闻名于世。因此，凯恩斯对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选择绝不是“非此即彼”的态度。事实上，凯恩斯也极力主张实施廉价货币政策以增加有效需求，促进充分就业。凯恩斯指出：“有效储蓄之数量乃定于投资数量，而在充分就业限度以内，鼓励投资者乃是低利率。故我们最好参照资本之边际效率表，把利率减低到一点，可以达到充分就业。”“当然，当利率下降时，消费倾向很容易加强。”由此可见，凯恩斯并不是不重视货币政策，而是认为在经济衰退时期货币政策没有财政政策在增加有效需求方面来得直接和得力。此一认识被后继的凯恩斯主义者进一步阐发并得到完善和强化。

号称“美国的凯恩斯”的汉森(A.HHansen)和凯恩斯一样偏爱财政政策。汉森曾言：“货币武器确实可以有效地用来制止经济扩张。”这说明在经济扩张时期，紧缩性货币政策可以有效地抑制经济过热；汉森同时注意到：“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萧条所提供的充分证据表明，恢复经济增长仅仅靠廉价的货币扩张是不充分的。”这说明在经济萧条时期，扩张性货币政策对于刺激经济增长的作用是有限的。由此可见，汉森已经认识到了货币政策作用的非对称性。后继的凯恩斯主义者如萨缪尔森(Paul.A.Samuelson)和索罗(Robert.Solow)等虽然仍以“正统凯恩斯学派”自居，但认为凯恩斯低估了扩张性财政政策的负面影响，因而在理论上更多地倾向于货币政策。正是他们命名并完善了菲利普斯曲线，认为物价上涨率与失业率之间存在一种稳定的替代关系，政府完全可以据之选择失业率与物价上涨率之间的适当组合，使二者均达到社会可接受的水平，同时实现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均衡等宏观经济目标。在风靡全球的《经济学》教科书中，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WilliamD.Nord-haus)指出：“凯恩斯革命早期，一些宏观经济学家对于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充满疑虑，正如他们对新发现的财政政策充满信心一样。但是最近20年来，联邦储备体系发挥了更加积极的作用，并显示出自己有能力减缓或加速经济发展。”“目前，货币主义和凯恩斯主义都趋向于相信，美国的稳定经济政策应该主要通过货币政策实施。”

“新古典综合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美国著名的凯恩斯主义者詹姆斯.托宾(JamesTobbin)也断言货币政策具有重要性。托宾指出：“现在几乎没有一个人——当然也没有一个新经济学的实践者或支持者——会认为货币无关紧要，货币政策与名义国民生产总值无关”。他甚至断言；“在美国，标准的新凯恩斯学说，即我前面所说的新古典综合学派，至少从1950年以来，也就是说远在货币主义兴起之前，便认为货币是具有重要作用的。至少从1951年签订了财政部一联邦储备系统协议以来，政府就已根据这种看法制定政策了。

随着凯恩斯主义者对货币政策作用的认识的逐步深化，他们提出了“逆经济周期调节”的“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主张。但政策短期效应的长期化实践，使得凯恩斯主义在经历了20世纪50—60年代的辉煌后亦遭到“滞胀”现实的严峻挑战。

货币学派(Monetarists)是以凯恩斯学派的对立面出现的，其最显著的特点是强调“货币最重要。”其代表人物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认为货币政策的作用有三：“货币政策能够防止货币本身成为经济波动的主要根源”；“货币政策能发挥的第二个作用，是为经济运行提供一个稳定的环境——继续用米尔的比喻，就是使货币政策这架机器润滑运行”；“货币政策有助于抵消经济体系中来自其他方面的主要波动。”弗里德曼所说的货币政策的三个作用就其实质而言只是一个，即稳定经济的作用。由此可见，货币学派对货币政策作用的看法比早期的凯恩斯学派要积极，但却不及后继的凯恩斯主义者那么激进。其对货币政策作用的强调也只是稳定经济而已，至于是否影响就业、产出等并未论及。

弗里德曼的货币政策具有稳定经济的作用，是基于其所宣扬的“有限制性的政府干预经济”的经济哲学思想，而这一经济哲学思想与早期芝加哥学派的传统信条一脉相承。在弗里德曼看来，消费函数具有稳定性，消费函数的稳定性决定了货币需求的稳定性，货币需求的稳定性决定了货币供给的稳定性。与货币供给的稳定性相适应，其货币政策主张自然而然是所谓“单一规则”。这一“单一规则”与凯恩斯学派的“逆经济风向行事”的货币政策主张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但“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主张给人的印象是“以不变应万变”，大有固定化和程式化的倾向。“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事实上也很难完全适应经济运行的复杂多变的现实。

如果说弗里德曼对货币政策作用的估价和后继的凯恩斯主义者有趋同而无鲜明特色的话，他关于货币政策有效性的意见却值得我们关注。弗里德曼指出：“在评价货币政策的标准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分歧：有些人认为，评价货币政策应注意货币市场状况、利率及货币数量；而有些人则认为就业情况本身应该成为衡量货币政策的大致依据”。在进行观点概括后，弗里德曼提出了自己关于评价货币政策的标准：“如果(正如货币当局通常所作的那样)货币当局以利率或者目前的失业百分率作为评价政策的直接标准，那么，它将像一艘错误地选择了星球方位的宇宙飞船一样，无论它的导航仪多么灵敏、多么精密，它终究都将驶入迷路。”“我相信：某一货币总量是目前可得的、最好的、货币政策的直接指示器或评判标准。——而且我相信：与选择价格水平的做法相比，具体选择哪一种货币总量所带来的妨害则小得多。”由此可见，弗里德曼认为，评价货币政策有效性的标准不是利率、失业率和价格，而是货币供应量。

理性预期学派(RationalexpectationsSchool)对政策的作用持消极否定态度，货币政策自难例外。理性预期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卢卡斯(RobertElucas)曾提出过著名的“政策无效性命题”。他指出：“当扩张性货币政策反复推行时，它不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推动力消失了，对生产没有刺激作用，期望生产能扩大，但结果却是通货膨胀，而不是别的。”显而易见，理性预期学派完全否认货币政策的作用。事实上，理性预期学派是沿着货币主义的思路特别是依据弗里德曼关于资本主义经济本身具有强有力：的自动稳定趋势这一思路前进的。因此，理性预期学派又称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又叫做“新货币主义”或“货币主义第二号”。如果说，货币主义者还承认总需求管理政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可以被用来影响短期的产量和就业水平，理性预期学派的“政策无效性命题”连总需求政策的短期效应也完全否定掉了。由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