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庄子思想对红楼梦的影响

论庄子思想对《红楼梦》的影响——以贾宝玉“命”的观念为例

四大名著之一《红楼梦》的写作，是中国古代文学及哲学、社会科学的集大成的伟大创举，是中国及世界文学史上一座不可轻易逾越的高峰。其中，我国先秦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庄子对《红楼梦》的影响是巨大的。本年度，通过对《老庄导读》的学习，更加加深了本人对庄子思想对《红楼梦》的影响的认识，尤其是庄子思想对贾宝玉“命”的观念的影响更为突出。庄子思想对贾宝玉“命”的观念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方面，即对贾宝玉语言之命观念的影响、对贾宝玉生命观的影响、对贾宝玉命运观的影响。

一、庄子思想对贾宝玉语言之命观念的影响

首先，庄子对语言持深刻的怀疑态度，他认为“语言并不能表达事物本然的真相，语言是对‘真’的遮蔽”。在《庄子》一书中，人物命名颇具深意。《庄子·德充符》中令孔子心悦诚服，欲“引天下而从之”的圣人名日“王骀”，骀者，劣马也，庸才也。《列御寇》中大智大慧之人名为“伯昏瞀人”，瞀人者，愚昧之人也。通过这种戏剧性的颠覆，庄子一把撕开了生命存在之实与语言之命间被强行赋予的一一对应的关系。反观宝玉，他对外部世界所赋予的光环般闪耀的命名不屑一顾，其强烈的质疑精神时刻逼视着自身，从中我们不难看到庄子对语言冷静深刻的怀疑精神和批判思维对其的影响。如《红楼梦》第三回中，宝玉初会黛玉，他便狠命摔玉，还“骂道：什么罕物，连人之高低不择，还说什么通灵不通灵呢!”言下之意即黛玉“高”而自己“低”。这并非宝玉一时弄性使气之语，类似的言论屡次在书中提及。如第五回，在世人看来如宝似玉的他面对清净女儿时觉得自己“污秽不堪”；第七回，在“举止风流”的秦钟面前他又自叹“我竟成了泥猪癞狗了”。

其次，庄子还提出了“无名”的主张，他说“圣人无名”(《逍遥游》)，“无为名尸”(《应帝王》)，“吾将为名乎?名者，实之宾也，吾将为宾乎?”(《逍遥游》)“无名”之人从不在乎自己在语言世界中“是”什么，“呼我为牛也而谓之牛；呼我为马也而谓之马”(《天道》)。面对这样的“无名”之人，以名贵实的语言之命似乎起不到应有的作用，而恪守语言之命所规定的社会角色在庄子看来更是无足挂齿。这无疑为宝玉不在乎其在社会秩序中被既定的“是”，以离经叛道的言行游离于封建价值与伦理道德双重坐标之外提供了思想依据。如贾宝玉是贾政一生科举梦的寄托者，但他却鄙视仕途经济的人生追求，不肯留意于孔孟之间，委身于经济之道，对所谓“读书人”冷嘲热讽，称之为“禄蠹”；他是兄长，按“他家规矩，凡作兄弟的都怕哥哥”，但他却不要人怕，认为“弟兄之间不过

尽其大概的情理就罢了”，“并不想自己是丈夫，须要为子弟表率”。

再者，庄子对语言之命的态度还体现在他所推崇的“全德之人”的形象中。所谓“全德之人”“非其志不之，非其心不为。虽以天下誉之，得其所谓，傲然不顾；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谓，倘然不受”(《天地》)，真正达到了“天下之诽誉，无益损焉”(《天地》)的境界。而宝玉对世俗的评价不以为意，即使遭受“百口嘲谤，万目睚眦”，也依然我行我素，其“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逍遥游》)的态度正如庄子所欣赏的“全德之人”。

二、庄子思想对贾宝玉生命观的影响

2000多年前，庄子就已经深刻地认识到人生命本性的异化问题。庄子将人的生命本性称之为“真性”。在《马蹄》篇中，庄子以伯乐治马来比喻儒家的仁、义、礼、乐对人之“真性”的戕害。马本来有其天然的本性即“真性”，然而“善治马”的伯乐却要“烧之、剔之、刻之、雒之，连之以羁絷，编之以皂栈”，破坏了马之“真性”，致使“马之死者十二三矣”，而儒家的“蹩蹩为仁，跽蚊为义”，“澶漫为乐，摘僻为礼”正与伯乐治马类似，是对人之真性的残害。进而，庄子在《秋水》篇中主张去除仁、义、礼、乐对人性的束缚，让人返回“真性”：“牛马四足，是谓天，落马首，穿牛鼻，是谓人。故日：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无以得殉名。谨守而勿失，是谓返其真。”在《渔父》篇中庄子又进一步明确提出反抗异化、涵养真性的途径——“法天贵真”：“礼者，世俗之所为也，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贵真。”

贾宝玉反对“非其地而强为地，非其山而强为山”的人工之“伪”，崇尚天之自然的自然之“真”。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宝玉为人处事均本于自然真性，凡事皆率性而为。他读书不为仕进，因此平素深恶时文八股一道，即使偶一读之，也是因其中有“稍能动性者”，“不过供一时之兴趣”而已。他交友也依照本心，因而他乐于与众女儿割腥啖膻，结社作诗，却“懒与士大夫诸男人接洽，又最厌峨冠礼服贺吊往还之事”。宝玉的真性集中体现为他的真情人格，这也与庄子的“法天贵真”相吻合。

三、庄子思想对贾宝玉命运观的影响

面对现实社会的命运之限，庄子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超越方式：精神超越。他执著于“乘天地之正，御六气之变，以游无穷”(《逍遥游》)的逍遥游的境界，流连于“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逍遥游》)的理想家园，“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而无终始者为友”(《天下》)，在精神上超脱俗世，游心于无穷。这种在精神世界超越现实命运的方式虽出于无奈，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其对精神自由的顽强坚守也正是庄子思想的积极意义之所在。

同样，尽管冰冷无情的现实世界令宝玉厌恶失望，但宝玉却并没有向现实命

运妥协，他执著地向往着自由自在、充满着至性至情的精神家园，从某种程度上讲他超越了现实命运。宝玉理想化的精神家园是太虚幻境，其中“仙花馥郁，异草芬芳”，“朱栏玉砌。绿树青溪”，这是一片没有尘世污染的世外桃源，更是一座无所束缚的自由天堂。宝玉对其由衷赞叹道：“这个去处有趣，我就能在这里过一生，纵然失了家也愿意，强如天天被父母师傅打呢。”

闻一多曾说过，“中国人的文化上永远留着庄子的烙印”。本文便是从“命”的角度探讨了庄子思想与贾宝玉形象在文化上的源流关系。语言之命，生命与命运是每个人在一生中都必须要认真面对的“命”，对“命”的误读与惶惑会使人陷入人生的困局，而庄子则以其大智大慧指引着人们走出困局，通往新生。在庄子思想的影响下，宝玉弃置语言之命，涵养生命之命，最终超越命运之命。虽然这种超越在现实意义上并不能完全实现，但其表现出的对个体生命意识的捍卫，对真情人生的向往，对自由生命的追求，已经使贾宝玉这个人物形象超越了文本层面，真正深入到了每位读者的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