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人口管理思想

中国古代人口管理思想

摘要：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思想家关于人口数量、密度及其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的思想。中国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已有丰富的人口思想。儒、墨、道、法各家的代表人物都曾在不同程度上考察了人口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们的人口思想，包括对人口的数量、质量、结构、分布、迁移的看法，成为中国古代各种人口思想的主要渊源。

关键词：中国古代人口思想

中图分类号：c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7-0745(2011)01-0097-01

在中国古代社会，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劳动和土地是财富的源泉。经济增长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主要靠协作和分工的发展，这要以一定数量和密度的劳动人口的存在为前提。劳动人口又是统治者的兵力、徭役和税收的源泉。在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国家形成以后，怎样获得大量劳力、兵源和税源，更是历代王朝为巩固自己的统治所最关心的问题。因此，人口问题在中国古代很受重视。人口的多少，人口和土地的比例关系，生产人口和非生产人口的结构等，是古代思想家在考察人口现象时主要关心的问题。仅从他们对人口数量增长的不同观点来看，可以大体上把古代人口思想分为：主张人口大量增长；主张人口适度增长；反对人口增长过多、过快，实质上是主张控制人口增长等三种类型。

一、主张人口增长的思想‘

它在中国古代长期占据支配地位。在殷商甲骨文关于祭祀的记述中，就有浓厚的祖先崇拜和生殖崇拜的思想。在《诗》里也有许多诗篇歌颂了“则百斯男”、多子多福、子孙绵绵的思想。春秋时代，许多思想家都曾鼓吹富国强兵必先增加人口。管仲在辅助齐桓公(?～公元前643)建立霸业时就曾极力推行鼓励人口增加的政策，下令“丈夫二十而室，妇人十五而嫁”(《国语-齐语》)，驱使青年男女早婚早育。

秦汉以后，主张人口增长的思想仍很盛行。南朝周朗(425～460)的人口思想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他把人口增殖看作国家大事，宣称治国者“不患土之不广”，“患民之不育”(《宋书-周朗传》)，认为战乱、急政严刑、天灾岁疫、长期服役等是当时人口减少的主要原因，若要使人口迅速增加，必须消除天灾人祸，让人民安居乐业，夫妻团聚，并提倡早婚。他甚至主张强制推行早婚，“女子十五不嫁，家人坐之”。明朝丘也极力主张增殖人口，声称一国人口的多少关系到国势的盛衰，“庶民多则国势盛，庶民寡则国势衰”(《大学衍义补·蕃民之生》)。认为天生万物都必须资以人力而后能成其用，劳动人口增长，财富才能增长：没有庶民则国不成国，君不成君，因此君主必须掌握户口数量，鼓励人口增殖。

二、主张人口适度增长的思想

中国古代思想家很早就提出了人口和土地要相适应的观点，其中包含了人口适度增长的思想。孔丘及门徒固然主张增殖人口，并认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礼记·大学》)，但已开始注

意人口和土地在量上要适应的问题。最先明确提出人口和土地要相适应的思想的是《商君书》，它认为国家富强在于农战，而要搞好农业，就应当使人口和土地的数量相适应：“地狭而民众者，民胜其地；地广而民少者，地胜其民”《算地》)。它甚至具体计算出了“先王制土分民之律”，即具有一定比例的可耕地的方百里土地足以居住五万耕作的农夫。反对人口增长过多的思想在古代中国，每当社会经济由盛转衰，一国人口相对于生产条件而过剩时，便往往出现反对人口增长过多过快、实质上主张控制人口规模的思想。韩非最先明确表示反对人口增长过多过快，认为这是当时社会纷争的根源。他把前人所谈的人口和土地的对比推进到人口和财货的对比，来考察人口发展。认为上古时代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而他所处的时代则不然，人口增长过多而财货不足，“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韩非子·五蠹》)。他虽然把人多财寡看作“民争”的根源，但并不单纯主张消极地减少人口，而是要求尽可能地减少一切非生产人口，同时还主张积极发展农业。韩非对人口增长趋势的看法，后来成为中国古代反对人口增长过多过快的思想的主要渊源。

三、在封建社会后期。反对人口增长过多过快的思想较前为盛

生活在宋末元初的马端临(约1254-1323)曾联系人口质量来考察人口数量的增长他声称，古时“户口少而皆才智之人，后世生齿繁而多窳惰之辈”，所以，古时“民众则其国强，民寡则其国弱”；

而他生活的时代人们才益乏而智益劣，因此“民之多寡不足为国之盛衰”(《文献通考·自序》)。他认为古时人口是量少质高，可以多增殖；后世人口是量多质劣，不应多增殖明朝的徐光启认为“生人之率大抵三十年而加一倍”(《农政全书-井田考》)，所以江南地区日益人多地少，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是发展农业生产，尤其是把东南过剩人口迁移到西北，发展土旷人稀的西北地区的农业生产。

四、其他重要的人口思想

古代思想家从富国强兵的目的出发，很早就注意到生产人口和非生产人口的结构问题。孔丘的门徒曾提出一个著名的观点：“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礼记-大学》)。即认为生产人口要多，消费人口要少，国家才富足。《商君书》认为“百人农一人居者王，十人农一人居者强，半农半居者危”(《农战》)，因此强调要尽量增加农业人口而减少非农业人口。荀况更明确提出“省工贾，众农夫”(《荀子·君道》)的主张。韩非把不事生产的儒者、说客、商人等斥为社会蛀虫。王符认为民有饥寒是由于从事耕织的生产人口少，而非生产人口太多，以一奉百，所以供不应求。北宋的李觏继承前人的重农抑商思想，也积极主张减少“冗食”人口而增加农业人口，认为若不如此，就会“地力不尽，田不垦辟”(《李觏集·富国策第二》)，人民衣食不足，国家难以富强。他们的上述思想，反映了农业劳动在自然经济中占支配地位。

参考文献：

[1]解学东《关于先秦时期人口管理思想的几个问题》(史学学刊)1983年第5期

[2]杨晴《管子的人口管理思想述评》(山东教育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

[3]张培《中国古代人口管理及其启示》中南财经大学学报199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