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经典

“红色经典”的现实意义

2007年06月26日14:20 杨利景

在经历了新时期之初的沉寂之后，上世纪90年代以来，“红色经典”在文学普遍遭受冷遇的困顿中却异军突起、风光无限，不但成为图书市场的新宠，由其改编的电视剧还抢占了影视媒体的半壁江山。在一个物欲原则日渐扩张的时代，“红色经典”的再度走红无疑是一个值得深思的悖论。

就其根源来讲，“红色经典”其实是一个被商品社会构建起来的宣传术语。但将对“红色经典”的建构完全归结为商业操作行为未免失之偏颇，更为内在的动因其实存在于“红色经典”所兼具的独特的历史文本意义上。诞生于建国之初的“红色经典”，在内容上具有很强的写实性，重现了中国革命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在物质生活极度贫乏的年代，中国人曾经豪情万丈、斗志冲天，但在衣食无虞、一切应有尽有的今天，许多人却体会到了前所未有的彷徨与空虚。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并不能取代精神生活的慰藉作用，因为“人天生是一个寻找者，他一生都在寻找回家的路。当人回家时，他在心灵深处就睁开了一双明亮的眼睛，那就是信仰”。当曾经支撑我们“战天斗地”的豪迈情怀随国门大开而渐渐迷失在风中的时候，在心灵深处，我们急需找回自己的信仰，但是，它迟迟没有出现。于是，一种焦虑感油然而生，慢慢扩散。

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红色经典”再度走红就成为一种必然。首先，“红色经典”本身所具有的和历史的“互文本性”（intertextualit）阐释功能，使我们在当下对“红色经典”的鉴赏活动本身就具有了怀旧的味道，顺应了怀旧主义的历史潮流。其次，当下文化也需要类似于“红色经典”这样的强健文化形态的介入，以达到一种反拨性的效果，缓解人们的审美疲劳。“红色经典”所张扬的对信念的坚守、对理想的执著、对光明的向往，以及革命英雄人物身上所体现出来的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勇于奉献、敢于牺牲等崇高品质，正是我们当代人在心灵深处缺失的东西。

毫无疑问，今天的文学环境是以往任何一个时代所不能比拟的。当民族的苦难离我们渐渐远去的时候，以往负重在身、疲于奔命的文学终于为自己迎来了喘息的机会。如今，文学正在以“胜似闲庭信步”的悠然独享着自由和轻灵的快乐。作家们不再剑拔弩张、呐喊彷徨，取而代之的是微笑着在电脑前把生活敲进键盘。我们的确是迈进了一个新的时代，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作家们可以视文学为掌上的把玩之物，丧失对它应有的敬畏。

文学要有所承担。这既是文学之为文学的必要条件，也是中国文学自古以来的主流。厚重而不沉重，轻灵而不轻佻，只有这样，文学才能在自己的轨道上正常运行，健康发展。以“红色经典”为代表的十七年文学，不乏厚重之感与担当意识，但是，这种厚重和担当是以牺牲文学自身作为代价的，这就不可避免地使文学由厚重走向了沉重。即便如此，“红色经典”还是在当下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再次欢迎，这只能被视作人们对当下文学失重与担当乏力的拒绝与反抗。

今天的读者对“红色经典”的接受，其实是在对其进行改造的基础上进行的。这种改造不是显在的改写、改编，而是在接受的过程中，读者在自己意识深处所进行的无意识的改造。这种改造具体说来包括“抽离”和“填充”两道程序。首先，“红色经典”在内容上与50至70年代的生活现实具有迫近性，甚至共时性。随着历史的远去，这种时间上的迫近性所

导致的作品和现实的紧张感，今天也正在慢慢消失。我们在今天对“红色经典”的接受，是一种超越当时历史情境的鉴赏，故事感取代了现实感。另外，对于“红色经典”所塑造的“高大全”式的英雄人物，当初的读者最强烈的感受可能就是深信不疑的崇拜。但是，对于今天的读者，他们更多地是带着对历史的尊重，理性地欣赏那些纯然而被遮蔽了的英雄。

有被抽离的，就要有被填充的，只有这样，经典才不会走向枯竭。今天的读者在阅读《林海雪原》的时候，他更愿意把它看作一个发生在茫茫林海、漫漫雪原的英雄传奇，而不仅仅是一个真实的革命故事；在阅读《青春之歌》的时候，今天的读者更关注的是林道静和余永泽、卢嘉川、江华之间的爱情故事。在这里，我之所以用“填充”而不用“置换”，目的在于说明，读者的这种关注点转移或者发散，并没有完全遮蔽文本的固有属性，毕竟，文本是一切接受行为和阐释行为的根本。其次被填充进去的是审美性。对于年龄稍大的人来讲，尤其是那些亲身经历过战争、和共和国一起成长起来的人，“红色经典”意味着一段段往事。回忆总是美好的，因为回忆本身就是一个滤去苦涩、融入甜美的过程。而面对那段完全迥异于今天的历史，面对那宏大而硬朗的叙事风格，相信年轻人也会产生新鲜、刺激、感动的审美感受。

任何变异都是为了更好地生存。抽离也好，填充也罢，人们在接受“红色经典”过程中所进行的这种改造，也为“红色经典”这束绚丽的鲜花在当下的文化语境中重新绽放创造了条件。

作为特定历史时空条件下的文学存在，“红色经典”指的是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国初期的社会主义建设为题材，通过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历程的史诗性书写，揭示社会发展的本质规律，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供新的话语体系、价值体系的一类作品。“红色经典”的创作贯穿于20世纪50——70年代，产生了一批影响巨大的史诗性作品：《保卫延安》、《红日》、《红岩》、《红旗谱》、《创业史》、《青春之歌》、《林海雪原》、《山乡巨变》等。后来“样板戏”中的较为优秀剧目，如《沙家浜》、《红灯记》、《智取威虎山》等，在剥离了当时“左”倾意识形态诉求之后，也应该列入“红色经典”系列。从五、六十年代开始，“红色经典”影响、教育了一代又一代人。虽然新时期之初曾沉寂了一段时间，但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红色经典”又重新“热”了起来。重版、重播、重放、改编“红色经典”成为一个时期蔚为大观的文化现象。在经历了岁月的风霜与历史的积淀之后，“红色经典”以其特有的思想深度和艺术风范赢得了社会的重新认可与读者、观众的青睐。在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红色经典”的教育意义更应该受到重视。

二

“红色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与那一代作家的生活经历、创作态度和艺术追求密不可分。

首先，“红色经典”作家大都具有丰厚的生活积累和强烈的情感体验。

艺术来源于生活。丰厚的生活积累和强烈的情感体验是文学创作获得成功的前提。在“红色经典”的创作中，那些反映民主革命斗争生活题材的作品，其作者大都是革命斗争和革命战争的亲历者。例如，杜鹏程在解放战争中曾作为随军记者，深入连队底层，亲历了延安保卫战以及西北战场上其他重大战役，这些为他创作《保卫延安》提供了丰厚的生活矿藏；《红岩》的作者罗广斌、杨益言是“渣滓洞”、“白公馆”的幸存者，他们目睹了那里的非人生活，以及革命者大无畏的斗争精神；《红旗谱》的作者梁斌亲历与目睹了“保定二师学潮”和“高蠡暴动”；《林海雪原》的作者曲波在解放战争初期曾亲自率领一支小分队，深入牡丹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