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经典

“红色经典”的现实意义
2007年06月26日14:20 杨利景
在经历了新时期之初的沉寂之后，上世纪90年代以来，“红色经典”在文学普遍遭受冷遇的困顿中却异军突起、风光无限，不但成为图书市场的新宠，由其改编的电视剧还抢占了影视媒体的半壁江山。

在一个物欲原则日渐扩张的时代，“红色经典”的再度走红无疑是一个值得深思的悖论。

就其根源来讲，“红色经典”其实是一个被商品社会构建起来的宣传术语。

但将对“红色经典”的建构完全归结为商业操作行为未免失之偏颇，更为内在的动因其实存在于“红色经典”所兼具的独特的历史文本意义上。

诞生于建国之初的“红色经典”，在内容上具有很强的写实性，重现了中国革命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在物质生活极度贫乏的年代，中国人曾经豪情万丈、斗志冲天，但在衣食无虞、一切应有尽有的今天，许多人却体会到了前所未有的彷徨与空虚。

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并不能取代精神生活的慰藉作用，因为“人天生是一个寻找者，他一生都在寻找回家的路。

当人回家时，他在心灵深处就睁开了一双明亮的眼睛，那就是信仰”。

当曾经支撑我们“战天斗地”的豪迈情怀随国门大开而渐渐迷失在风中的时候，在心灵深处，我们急需找回自己的信仰，但是，它迟迟没有出现。

于是，一种焦虑感油然而生，慢慢扩散。

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红色经典”再度走红就成为一种必然。

首先，“红色经典”本身所具有的和历史的“互文本性”（intertextualit）阐释功能，使我们在当下对“红色经典”的鉴赏活动本身就具有了怀旧的味道，顺应了怀旧主义的历史潮流。

其次，当下文化也需要类似于“红色经典”这样的强健文化形态的介入，以达到一种反拨性的效果，缓解人们的审美疲劳。

“红色经典”所张扬的对信念的坚守、对理想的执著、对光明的向往，以及革命英雄人物身上所体现出来的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勇于奉献、敢于牺牲等崇高品质，正是我们当代人在心灵深处缺失的东西。

毫无疑问，今天的文学环境是以往任何一个时代所不能比拟的。

当民族的苦难离我们渐渐远去的时候，以往负重在身、疲于奔命的文学终于为自己迎来了喘息的机会。

如今，文学正在以“胜似闲庭信步”的悠然独享着自由和轻灵的快乐。

作家们不再剑拔弩张、呐喊彷徨，取而代之的是微笑着在电脑前把生活敲进键盘。

我们的确是迈进了一个新的时代，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作家们可以视文学为掌上的把玩之物，丧失对它应有的敬畏。

文学要有所承担。

这既是文学之为文学的必要条件，也是中国文学自古以来的主流。

厚重而不沉重，轻灵而不轻佻，只有这样，文学才能在自己的轨道上正常运行，健康发展。

以“红色经典”为代表的十七年文学，不乏厚重之感与担当意识，但是，这种厚重和担当是以牺牲文学自身作为代价的，这就不可避免地使文学由厚重走向了沉重。

即便如此，“红色经典”还是在当下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再次欢迎，这只能被视作人们对当下文学失重与担当乏力的拒绝与反抗。

今天的读者对“红色经典”的接受，其实是在对其进行改造的基础上进行的。

这种改造不是显在的改写、改编，而是在接受的过程中，读者在自己意识深处所进行的无意识的改造。

这种改造具体说来包括“抽离”和“填充”两道程序。

首先，“红色经典”在内容上与50至70年代的生活现实具有迫近性，甚至共时性。

随着历史的远去，这种时间上的迫近性所
导致的作品和现实的紧张感，今天也正在慢慢消失。

我们在今天对“红色经典”的接受，是一种超越当时历史情境的鉴赏，故事感取代了现实感。

另外，对于“红色经典”所塑造的“高大全”式的英雄人物，当初的读者最强烈的感受可能就是深信不疑的崇拜。

但是，对于今天的读者，他们更多地是带着对历史的尊重，理性地欣赏那些纯然而被遮蔽了的英雄。

有被抽离的，就要有被填充的，只有这样，经典才不会走向枯竭。

今天的读者在阅读《林海雪原》的时候，他更愿意把它看作一个发生在茫茫林海、漫漫雪原的英雄传奇，而不仅仅是一个真实的革命故事；在阅读《青春之歌》的时候，今天的读者更关注的是林道静和余永泽、卢嘉川、江华之间的爱情故事。

在这里，我之所以用“填充”而不用“置换”，目的在于说明，读者的这种关注点转移或者发散，并没有完全遮蔽文本的固有属性，毕竟，文本是一切接受行为和阐释行为的根本。

其次被填充进去的是审美性。

对于年龄稍大的人来讲，尤其是那些亲身经历过战争、和共和国一起成长起来的人，“红色经典”意味着一段段往事。

回忆总是美好的，因为回忆本身就是一个滤去苦涩、融入甜美的过程。

而面对那段完全迥异于今天的历史，面对那宏大而硬朗的叙事风格，相信年轻人也会产生新鲜、刺激、感动的审美感受。

任何变异都是为了更好地生存。

抽离也好，填充也罢，人们在接受“红色经典”过程中所进行的这种改造，也为“红色经典”这束绚丽的鲜花在当下的文化语境中重新绽放创造了条件。

作为特定历史时空条件下的文学存在，“红色经典”指的是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国初期的社会主义建设为题材，通过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历程的史诗性书写，揭示社会发展的本质规律，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供新的话语体系、价值体系的一类作品。

“红色经典”的创作贯穿于20世纪50——70年代，产生了一批影响巨大的史诗性作品：《保卫延安》、《红日》、《红岩》、《红旗谱》、《创业史》、《青春之歌》、《林海雪原》、《山乡巨变》等。

后来“样板戏”中的较为优秀剧目，如《沙家浜》、《红灯记》、《智取威虎山》等，在剥离了当时“左”倾意识形态诉求之后，也应该列入“红色经典”系列。

从五、六十年代开始，“红色经典”影响、教育了一代又一代人。

虽然新时期之初曾沉寂了一段时间，但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红色经典”又重新“热”了起来。

重版、重播、重放、改编“红色经典”成为一个时期蔚为大观的文化现象。

在经历了岁月的风霜与历史的积淀之后，“红色经典”以其特有的思想深度和艺术风范赢得了社会的重新认可与读者、观众的青睐。

在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红色经典”的教育意义更应该受到重视。

二
“红色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与那一代作家的生活经历、创作态度和艺术追求密不可分。

首先，“红色经典”作家大都具有丰厚的生活积累和强烈的情感体验。

艺术来源于生活。

丰厚的生活积累和强烈的情感体验是文学创作获得成功的前提。

在“红色经典”的创作中，那些反映民主革命斗争生活题材的作品，其作者大都是革命斗争和革命战争的亲历者。

例如，杜鹏程在解放战争中曾作为随军记者，深入连队底层，亲历了延安保卫战以及西北战场上其他重大战役，这些为他创作《保卫延安》提供了丰厚的生活矿藏；《红岩》的作者罗广斌、杨益言是“渣滓洞”、“白公馆”的幸存者，他们目睹了那里的非人生活，以及革命者大无畏的斗争精神；《红旗谱》的作者梁斌亲历与目睹了“保定二师学潮”和“高蠡暴动”；《林海雪原》的作者曲波在解放战争初期曾亲自率领一支小分队，深入牡丹江地
区的林海雪原从事剿匪战斗；《青春之歌》中主人公林道静的成长主要是以作者杨沫自己的人生经历为蓝本……。

而那些反映建国初期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作品，如《创业史》、《山乡巨变》，其作者柳青、周立波，都直接参加了农业合作化运动。

对于过去坚苦卓绝的斗争生活与眼前火热的建设生活，那一代作家具有强烈而独特的情感体验。

当环境允许时，他们便以饱含情感的笔触将那段燃情岁月表现出来。

因此，他们的作品既洋溢着革命浪漫主义激情，又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和浓郁的生活气息。

其次，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严谨的创作态度。

那一代作家大都从青少年时代就投身革命。

革命的大熔炉炼就了他们坚强的革命意志和鲜明的主人公意识。

他们怀着对历史与社会的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从事创作。

创作态度非常严谨。

他们的作品大都经过反复修改、反复打磨而成。

艺术上一丝不苟，决不粗制滥造。

例如，《保卫延安》历时数年，九易其稿；《红旗谱》从短篇小说到中篇小说再到长篇小说反复打磨近二十年之久；《红岩》从报告会——报告文学——革命回忆录——长篇小说，逐步完善成型；即使是后来的“样板戏”，如《沙家浜》、《红灯记》等，也是集中了当时许多知名艺术家的创作与表演，经过反复修改打磨而成精品的。

这种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严谨的创作态度，是他们的作品成为“经典”的主体性条件，也是我们今天必须继承的优良传统。

再次，追求“宏大叙事”和“史诗”品格。

鲜明的主人公意识与强烈的历史使命感使“红色经典”作家们在创作中自觉地追求一种“宏大叙事”与“史诗”品格，而丰厚的生活积累与严谨的创作态度又使这种追求有可能成为现实。

“红色经典”作家们具有强烈的史诗意识。

力求通过对中国革命与建设历史进程的抒写，反映历史的本质与规律。

这主要体现在作品的“广度”与“深度”上。

在“广度”上，作家们热衷追求“鸿篇巨制”，许多作品所反映的历史跨度相当长，气魄宏大。

李六如的《六十年变迁》描写了从清朝末年到全国解放这六十年的历史变迁；欧阳山以“一代风流”为总标题，创作了《三家巷》、《柳暗花明》、《圣地》等，力求展现“中国革命的来龙去脉”；梁斌的《红旗谱》顾名思义，即展示中国革命的“红色谱系”；柳青的《创业史》要写出“社会主义制度的诞生”，回答“中国农村为什么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和这次革命是怎样进行的”……。

而当时的评论家们也喜欢运用“史诗”这一概念来评价这些作品。

如，冯雪峰认为《保卫延安》是“英雄史诗的一部初稿”，《红日》被认为是“又一部描写战争的史诗性作品”，《红岩》被称为“黎明时刻的一首悲壮史诗”。

在“深度”方面，“红色经典”努力揭示历史本质与时代精神，展示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反映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发生、发展以及走向胜利的必然性。

“红色经典”的“史诗”情结及其追求，是这些作品具有长久生命力的思想与艺术保证。

这不仅为十七年文坛迎来了大面积的丰收，而且也是留给后世的宝贵的精神遗产。

三
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红色经典”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与和谐文化的重要精神资源。

江泽民同志2000年11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我们党“要按照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要求，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三个代表”的重要内容。

最近，胡锦涛总书记又代表党中央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伟大战略任务。

构建和谐社会离不开和谐文化。

和谐文化不仅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撑，而且本身就是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先进文化与和谐文化在精神内涵上是相通的。

它们具有共同的指导思想和核心价值体系——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体现中国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意志，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为建设和谐社会提供文化条件与精神支持。

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与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先
进文化与和谐文化的核心价值体系。

这些是中国民族的传统美德、革命道德与时代精神的完美结合。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必须把这些内容融入国民素质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全过程，融入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各个领域，内化为全民族的道德与意志，成为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凝聚力。

为此，我们就必须大力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教育。

具有史诗品格的“红色经典”，以饱含深情与激情的浪漫主义笔触，书写了中国人民反抗压迫、追求民族与个人解放、建立美好社会制度的斗争历程，表现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民族精神，展示了一个时代、一个民族对自由、解放的深情向往，以及为建设理想社会而英勇奋斗、不怕牺牲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虽然不同时期对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内涵的诠释不尽相同，但其中的核心价值取向是永恒的。

“红色经典”塑造了一大批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形象，如，周大勇、朱老忠、杨子荣、林道静、江姐、许云峰、梁生宝等，他们身上体现出来的对革命理想的追求、坚定的信念、爱国主义情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集体主义意识、崇高的献身精神等，既是那个时代一代人、一个民族的主导价值取向，也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的表征，是一个民族的凝聚力与生命力所在。

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人类崇高精神品质的升华，具有超越时空的永恒性与人类共通性。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当今之世，一个国家和民族要想在激烈的国际竞争和复杂的国际环境中立于不败之地，教育是其中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对青少年一代的教育。

这种教育不仅仅是知识文化的教育，还包括国民素质教育、共同理想与信念教育等方面。

“红色经典”产生以来，不断地被制作成各种文化产品，如改编成电影、戏剧、地方戏曲、出版宣传画、连环画等，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其负载的价值取向影响、教育与造就了几代人。

今天，我们应当广泛利用书籍、影视、戏剧、学校语文课本、博物馆、红色旅游等多种渠道，将“红色经典”作为重要的精神资源，用于对青少年一代的理想信念教育和国民素质教育，使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奉献精神、共同理想信念等价值观念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阶层和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当代中国最有影响力的象征符号和国人的日常话语，成为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与和谐文化、培养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重要价值体系。

作为特定历史时空条件下的文学存在，“红色经典”指的是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国初期的社会主义建设为题材，通过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历程的史诗性书写，揭示社会发展的本质规律，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供新的话语体系、价值体系的一类作品。

“红色经典”的创作贯穿于20世纪50——70年代，产生了一批影响巨大的史诗性作品：《保卫延安》、《红日》、《红岩》、《红旗谱》、《创业史》、《青春之歌》、《林海雪原》、《山乡巨变》等。

后来“样板戏”中的较为优秀剧目，如《沙家浜》、《红灯记》、《智取威虎山》等，在剥离了当时“左”倾意识形态诉求之后，也应该列入“红色经典”系列。

从五、六十年代开始，“红色经典”影响、教育了一代又一代人。

虽然新时期之初曾沉寂了一段时间，但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红色经典”又重新“热”了起来。

重版、重播、重放、改编“红色经典”成为一个时期蔚为大观的文化现象。

在经历了岁月的风霜与历史的积淀之后，“红色经典”以其特有的思想深度和艺术风范赢得了社会的重新认可与读者、观众的青睐。

在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红色经典”的教育意义更应该受到重视。

二
“红色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与那一代作家的生活经历、创作态度和艺术追求密不可分。

首先，“红色经典”作家大都具有丰厚的生活积累和强烈的情感体验。

艺术来源于生活。

丰厚的生活积累和强烈的情感体验是文学创作获得成功的前提。

在“红色经典”的创作中，那些反映民主革命斗争生活题材的作品，其作者大都是革命斗争和革命战争的亲历者。

例如，杜鹏程在解放战争中曾作为随军记者，深入连队底层，亲历了延安保
卫战以及西北战场上其他重大战役，这些为他创作《保卫延安》提供了丰厚的生活矿藏；《红岩》的作者罗广斌、杨益言是“渣滓洞”、“白公馆”的幸存者，他们目睹了那里的非人生活，以及革命者大无畏的斗争精神；《红旗谱》的作者梁斌亲历与目睹了“保定二师学潮”和“高蠡暴动”；《林海雪原》的作者曲波在解放战争初期曾亲自率领一支小分队，深入牡丹江地区的林海雪原从事剿匪战斗；《青春之歌》中主人公林道静的成长主要是以作者杨沫自己的人生经历为蓝本……。

而那些反映建国初期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作品，如《创业史》、《山乡巨变》，其作者柳青、周立波，都直接参加了农业合作化运动。

对于过去坚苦卓绝的斗争生活与眼前火热的建设生活，那一代作家具有强烈而独特的情感体验。

当环境允许时，他们便以饱含情感的笔触将那段燃情岁月表现出来。

因此，他们的作品既洋溢着革命浪漫主义激情，又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和浓郁的生活气息。

其次，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严谨的创作态度。

那一代作家大都从青少年时代就投身革命。

革命的大熔炉炼就了他们坚强的革命意志和鲜明的主人公意识。

他们怀着对历史与社会的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从事创作。

创作态度非常严谨。

他们的作品大都经过反复修改、反复打磨而成。

艺术上一丝不苟，决不粗制滥造。

例如，《保卫延安》历时数年，九易其稿；《红旗谱》从短篇小说到中篇小说再到长篇小说反复打磨近二十年之久；《红岩》从报告会——报告文学——革命回忆录——长篇小说，逐步完善成型；即使是后来的“样板戏”，如《沙家浜》、《红灯记》等，也是集中了当时许多知名艺术家的创作与表演，经过反复修改打磨而成精品的。

这种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严谨的创作态度，是他们的作品成为“经典”的主体性条件，也是我们今天必须继承的优良传统。

再次，追求“宏大叙事”和“史诗”品格。

鲜明的主人公意识与强烈的历史使命感使“红色经典”作家们在创作中自觉地追求一种“宏大叙事”与“史诗”品格，而丰厚的生活积累与严谨的创作态度又使这种追求有可能成为现实。

“红色经典”作家们具有强烈的史诗意识。

力求通过对中国革命与建设历史进程的抒写，反映历史的本质与规律。

这主要体现在作品的“广度”与“深度”上。

在“广度”上，作家们热衷追求“鸿篇巨制”，许多作品所反映的历史跨度相当长，气魄宏大。

李六如的《六十年变迁》描写了从清朝末年到全国解放这六十年的历史变迁；欧阳山以“一代风流”为总标题，创作了《三家巷》、《柳暗花明》、《圣地》等，力求展现“中国革命的来龙去脉”；梁斌的《红旗谱》顾名思义，即展示中国革命的“红色谱系”；柳青的《创业史》要写出“社会主义制度的诞生”，回答“中国农村为什么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和这次革命是怎样进行的”……。

而当时的评论家们也喜欢运用“史诗”这一概念来评价这些作品。

如，冯雪峰认为《保卫延安》是“英雄史诗的一部初稿”，《红日》被认为是“又一部描写战争的史诗性作品”，《红岩》被称为“黎明时刻的一首悲壮史诗”。

在“深度”方面，“红色经典”努力揭示历史本质与时代精神，展示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反映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发生、发展以及走向胜利的必然性。

“红色经典”的“史诗”情结及其追求，是这些作品具有长久生命力的思想与艺术保证。

这不仅为十七年文坛迎来了大面积的丰收，而且也是留给后世的宝贵的精神遗产。

三
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红色经典”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与和谐文化的重要精神资源。

江泽民同志2000年11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我们党“要按照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要求，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三个代表”的重要内容。

最近，胡锦涛总书记又代表党中央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伟大战略任务。

构建和谐社会离不开和谐文化。

和谐文化不仅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撑，而且本身就是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
分。

先进文化与和谐文化在精神内涵上是相通的。

它们具有共同的指导思想和核心价值体系——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体现中国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意志，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为建设和谐社会提供文化条件与精神支持。

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与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先进文化与和谐文化的核心价值体系。

这些是中国民族的传统美德、革命道德与时代精神的完美结合。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必须把这些内容融入国民素质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全过程，融入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各个领域，内化为全民族的道德与意志，成为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凝聚力。

为此，我们就必须大力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教育。

具有史诗品格的“红色经典”，以饱含深情与激情的浪漫主义笔触，书写了中国人民反抗压迫、追求民族与个人解放、建立美好社会制度的斗争历程，表现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民族精神，展示了一个时代、一个民族对自由、解放的深情向往，以及为建设理想社会而英勇奋斗、不怕牺牲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虽然不同时期对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内涵的诠释不尽相同，但其中的核心价值取向是永恒的。

“红色经典”塑造了一大批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形象，如，周大勇、朱老忠、杨子荣、林道静、江姐、许云峰、梁生宝等，他们身上体现出来的对革命理想的追求、坚定的信念、爱国主义情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集体主义意识、崇高的献身精神等，既是那个时代一代人、一个民族的主导价值取向，也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的表征，是一个民族的凝聚力与生命力所在。

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人类崇高精神品质的升华，具有超越时空的永恒性与人类共通性。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当今之世，一个国家和民族要想在激烈的国际竞争和复杂的国际环境中立于不败之地，教育是其中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对青少年一代的教育。

这种教育不仅仅是知识文化的教育，还包括国民素质教育、共同理想与信念教育等方面。

“红色经典”产生以来，不断地被制作成各种文化产品，如改编成电影、戏剧、地方戏曲、出版宣传画、连环画等，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其负载的价值取向影响、教育与造就了几代人。

今天，我们应当广泛利用书籍、影视、戏剧、学校语文课本、博物馆、红色旅游等多种渠道，将“红色经典”作为重要的精神资源，用于对青少年一代的理想信念教育和国民素质教育，使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奉献精神、共同理想信念等价值观念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阶层和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当代中国最有影响力的象征符号和国人的日常话语，成为建设社会主义先进
文化与和谐文化、培养社会主义对红色经典这本是一个后文革词汇，却蕴涵着与现实相连的文革记忆。

最初80年代被用来指称文革中出现的样板戏；90年代以后，被怀旧情绪驱使着的人们，泛化推广到用它指称在毛泽东1942《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指导下创作的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政治运动和普通工农兵生活的典范性作品。

作为特定历史时空条件下的文学存在，“红色经典”指的是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国初期的社会主义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