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和他的多面性格

李鸿章和他的政治艺术

姓名：俞杰草

学号：3100103070

摘要：19世纪的晚清王朝已是风雨飘摇，太平天国运动令清朝统治岌岌可危，外国列强则以其经济、军事优势不断蚕食中华之领土，几千年的封建王朝历史已然面临巨大变革。乱世出英雄，在这个动荡的时代，中国诞生了一位饱受争议的风云人物——李鸿章。李鸿章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外交家。他用金钱和人际关系保持权威，用高明的计谋除掉对手，用妥协和拖延为中国在外国人的强势下谋求利益最大化，这便是李鸿章的政治艺术。

关键词：巨大变革；国内事务；外交问题；政治艺术

风雨飘摇的清王朝，

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造就了一个秉承儒家文化传统的文人，

一个深谙中国官场之道的封建官僚，

一个外国人眼中的“东方俾斯麦”，

一个中国人心中颇具争议的历史人物——李鸿章

李鸿章生于1823年，当时的满清王朝还处在暴风雨前的平静，外国倚仗巨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优势对中国觊觎已久，而繁重的赋税与自然灾害又使国内阶级矛盾不断激化。面对外国人，此时的清政府依旧以天朝自居，“她认为自己是影响整个世界的帝国，摇动四海并用罗盘来操纵。她怀柔四方，但如果蛮夷人愚蠢到连世界上唯一一个文明国家的至高无上都不知晓的话，这些蛮夷人便被遣回到他们原本该去的地方”，很显然，这里的蛮夷人便是指希望与清王朝通商的外国人。与此同时，清政府的政府机器渐渐腐朽，太监当道，内部的腐败越来越严重，挪用公款、贪污受贿成风，这也造成农民的生存压力越来越大，不满情绪迅速膨胀。此时的中国正面临一场巨大的变革。而所谓乱世出英雄，正是那即将来临的社会巨大变革所带来的史无前例条件的不断出现，为李鸿章展现他的非凡才华提供了很好的机会。

李鸿章作为一个封建官僚，可谓是仕途一帆风顺（除了甲午战争后暂时的低潮）：

1853年，李鸿章与太平军作战。1859年任福建道台。1862年任江苏巡抚。1862年2月任南洋通商大臣。1867年任湖广总督。1870年任直隶总督。1875年赐封为资深大学士。1882年为服丧期（代理直隶总督）。1884年被重新任命为总督和大学士。1885年任协办海军大臣。1894年2月赐三眼顶戴花翎。8月赐黄马褂。12月官阶任原职。1895年2月去日本任和谈大使。8月返回北京。1896年参加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典礼。10月任职总理衙门。1898年9月解除衙门职务。11月负责黄河事务。1899年任帝国通商大臣。12月任代理广州总督。1900年5月正式任广州总督。1900年6月任直隶总督。8月任和谈全权代表。1901年4月任新成立的督办政务处督办大臣。1901年11月去世。死后谥号“文忠”（博学、忠诚）。（英国公使馆的“中央和各省高级官员名单”）

从李鸿章所任职务可以看出，在五十年的官宦生涯中他几乎一直处于整个大清帝国的权力核心。可以说李鸿章是一个具有政治灵活性和高深智慧的天才政治

家。

在政治生涯早期，李鸿章便深谙为官之道——用金钱铺平道路，靠贵人相助升迁。起初，李鸿章只是清军里的一个小文书，但他用自己的勤奋和优良的品质赢得了一个人的好感，那个人便是曾国藩。此时的曾国藩正是湘军的统帅，大清帝国军队的都统。正是因为获得了曾国藩的好感，李鸿章才能凭借自己的才华在短短六年时间里平步青云，从一个普通的军队文书成为福建道台。而当他成为直隶总督，接近权力核心之时，他又靠自己的忠心耿耿和外交才能，以及与李莲英之间的密切的利益关系获得了此时大清帝国真正掌权者——慈禧太后的庇护。譬如在与法国作战期间，他与法军签订了一系列条约并希望以此来阻挡以武力入侵的外国人的步伐，但他自己遭到了朝廷中主战派和他们雇佣的御史们的谴责和弹劾，京城里那些主张不惜任何代价拼死一战的狂热者都对他进行猛烈攻击，并控诉他把帝国神圣的土地拱手让给了蛮夷。如果不是老佛爷不断地保护他，他肯定早在激烈的攻击中垮了下来。在握有全权的太后的支持下，李鸿章毫无危险，稳稳地挺立。而当李鸿章在甲午战争后失去朝廷信任时，慈禧太后也采取措施保护了他的生命，也使得他能够在几年后东山再起。

除了借助金钱和贵人之力，李鸿章也善于用狡猾的计谋来除掉对手。譬如在对太平天国的作战中，他对苏州城内的七位封王许诺了高官厚禄，以此诱使他们刺杀了另一位，亦是唯一一位坚决抵抗的封王——慕王。而当清军攻下太仓时，那七位封王等来的不是大赦，而是严酷的拷打和无情的屠杀。通过这种狡猾却又不失高明的手段，李鸿章轻易地将太平天国推向了终结。

与处理国内事务的老练相比，在外交问题上，李鸿章更是充满了智慧与远见。当《天津条约》的修订迫在眉睫的时候，李鸿章在他的奏折中写道：

与外国人进行商业交往时，最重要的是避免让他们对我们产生轻视的念头……但如果他们对中国感到尊敬，所有事请相互间就很好安排了，甚至困难的问题都能通过妥协和协议而得到解决。

经常说外国人诡计多端、心存不良，并且满肚子都是让人想不到的欺诈和计谋，如果说中国人也是如此就不正确了吗？更准确的说，中国人在不道德的计谋和有恶意的言行方面是不是超过了外国人？当前外国人是强大的，而中国人则是孱弱的。而外国人的力量又是因何产生的呢？他们天生肯定不是如此，而是因为他们具备了统治所必须的东西，即充足的食品供应和充足的战备物资，还有就是人民对自己统治地位的信任

李鸿章在一生与外国人的交往过程中都坚持通过妥协和协议的方式解决问题的原则，采取躲避和拖延的方法，而这些原则和方法则是基于他自己对中国无力抵抗的肯定和完全正确的理解。

他的这些原则和方法的成功之处在处理英国领事馆官员马嘉理被杀一事上

得到了很好的体现。这个官员由英国驻北京公使馆派遣，任务是为印度政府组织的一支探险队服务，这支探险队于1875年初被派出，目的是经过缅甸进入中国西南地区以探寻商业路线。但马嘉理却遭到了杀害，他的死被证明是缅甸王和中国云南总督岑毓英合谋的结果。因此，当时的英国驻北京大使韦德爵士以英国女王陛下的名义要求岑毓英按照命令回到北京，在北京接受渎职罪的审判。在李鸿章接手这件事后，这位英国公使的处境就变得越来越困难和令人窘迫了。十八个月以来，韦德爵士只能使自己的赔偿要求始终处于无用的持久的讨论中。他辛苦劳作的唯一成果就是，为了当场调查马嘉理谋杀案，一个联合委员会成立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中国政府竟让李鸿章的哥哥和岑毓英本人担任委员会的代表，这样的一个委员会只能导致对枝节问题拖延、敷衍的讨论。经过一个漫长的调查和谈判过程，“马嘉理”事件最终以《烟台条约》的签订而得以解决。而在条约签订过程中，李鸿章运用自己高超的谈判技巧将《烟台条约》的签订与正在进行的《天津条约》的签订混为一谈，使得美国、德国、俄国等列强都被牵扯进来。李鸿章将简单问题复杂化的最终成果就是《烟台条约》不但逐渐减少了《天津条约》中给予外国人的许多贸易权利，而且使清帝国获得了关税收入的实际增长。

从上面这个例子中我们不难看出李鸿章一个高明的外交策略——把更多的国家牵扯进来，在将简单问题复杂化的过程中获得自身利益最大化。比如在朝鲜和日本签订了独立的通商条约之后，李鸿章便建议朝鲜向世界开放，通过列强对利益的争夺来遏制日本的勃勃野心。

1900年，当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已是垂暮之年的李鸿章受命从南方赶回与之谈判。在北京和谈中，李鸿章使俄国与其他列强闹翻了脸，从而坐收渔翁之利。这位77岁高龄的年迈大臣以他的精力和能力执行了这些谈判，赢得了朝廷上下以及外国人的敬重。他在其任上对他的国家所付出的最后的劳作就是他一生事业中最闪光、最引人注目的事情；我们可以负责任地说，中国还没有其他官员能够像李鸿章那样在1901年的北京草约中给中国如此的结果。

虽然李鸿章作为一个晚清的封建官僚有着对金钱的贪婪与不诚实，但究其一生，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李鸿章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外交家。他用金钱和人际关系保持权威，用高明的计谋除掉对手，用妥协和拖延为中国在外国人的强势下谋求利益最大化，这就是李鸿章的政治艺术。

【参考文献】:

约翰.濮兰德:《李鸿章传》，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