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世界的关系探津

文学与世界的关系探津

文学是什么？对此是众说纷纭。当代学者张利群主编的《文学原理》中给出了一个颇具代表性的界定：“文学是以语言为媒介，通过对一定的社会生活变形、加工、改造和升华，创造艺术形象或意境，表达思想感情的一种审美意识形态话语活动。”而回溯历史，人们曾经怎样看待文学？

美国当代学者M.H.艾布拉姆斯提出文学由四要素组成的观点，即世界、作家、作品、读者。其中，作家和读者不只是人的身份，也是人的状态，当作家阅读的时候也成了一名读者。而世界是不同于人的，不同的哲学将它看作是主观的或客观的，虚无或存在的。因为世界观的多样性，作品作为联结人与世界的一种特殊方式，也就成为一直争议的焦点。类比中国古代“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现象化观点，针对文学与世界（通常囊括自然与社会现实）的关系的探讨也呈现一种表面上反复，实际上螺旋发展的轨迹。

古希腊的赫拉克利特根据经验论总结出人的活动包括文艺起源于摹仿，首次提出“艺术模仿自然”的观点，文艺即模仿成为这一时期西方对艺术的总体认识，并逐渐形成对西方文艺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的文艺观——摹仿说。

其后，古雅典的柏拉图提出摹仿说，认为现实世界的事物只是理式的摹本，理式体现着万事万物的本源，而艺术作品又是现实世界的摹本。他打了个比方，将“床”分为理式的床（共相）、工匠的床（幻相）和画出的床（摹本的摹本，“和自然、真理隔着三层”）。（【1】《文艺对话集》柏拉图，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71页。）柏拉图认为摹仿分为简单的临摹和通过灵感所进行的摹仿，他歌颂对永恒理式的回忆的那种真正的摹仿。柏拉图独立建构了自己的“世界和真理”，并据此否定了文艺的意义。

针对柏拉图对文艺的指责和政治化的审核标准，亚里士多德抛弃了理式的概念，认为那种脱离个别事物而独立存在的理式只是幻影，真正的理式不过是存在于个别实体当中可叫做“类概念”的一般。按照今天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一般性寓于特殊性之中，是一种唯物主义辩证法的观点。亚里士多德据此肯定了现实世界的真实性，因而也就肯定了作为现实之摹本的文艺的真实性。世界构成了文学这座高塔的坚实基础。

13世纪，意大利的托马斯·阿奎那认为“（人创造某物之前）受到了神的心灵的启发，也须学习自然的过程，以求与之相一致”。他将艺术摹仿自然转换为摹仿上帝，插进了“神”的概念，其实是柏拉图的“理式”的宗教化概念。托马斯将上帝的理性当作判断艺术合理存在的唯一标准。至此，文学与世界的关系走过了“虚、实、似实而虚”的路径。

罗马帝国初期的贺拉斯发展了理性主义的摹仿说，成为古典时期的正统文艺观。他强调艺术只是对外部客观世界的模仿，反对艺术偏离其经验世界的原型而去描写不可能的事件。到了l7世纪的新古典主义，理性成了艺术的总督，无论形式还是内容均要服从理性原则，艺术的个性化和多样化便几乎成为不可能。法国的布瓦洛希望在理性原则下艺术能取得真、善、美的和谐统一，但忽视了它的自身美，使其逐步沦为教条主义工具。

文艺复兴时期的理论家开始意识到艺术（包括文学）之真与客观之真并非一回事。意大利人卜迦丘认为虚构故事的美比单纯的哲学证明和道德辞令更具吸引力。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提出了艺术“象真”的概念。达·芬奇认为艺术是“第二自然”。在这些理论中，文学与世界开始寻求一种平行而联系的姿态。

极端化的一个理论是费希特的虚无主义，他认为人的意识之外的客体世界是一种虚构，所谓“自我设定自身，自我设定非我，自我与非我相统一”。以往人们苦苦寻觅的纯客观的真实并不存在，它不过是自我设想的虚构罢了。

18世纪以后的浪漫主义者们接受了德国古典哲学的思想。他们坚持认为过去对文艺要忠实模仿客观事实的要求是僵化的，事实绝非是清除主观情感后的结晶，而必定是融合了主体丰富情感经验的“个别的现实”。

文学与世界的关系的争论逐渐复杂化，并具有同时性，不再是一个理论占据一个时代的绝对优势的阶段。近代西方文学的求真之路完成了由内向外的转变。它不再为外部客观之真所束缚，转向了主体内心情感，从而获得了更独立的价值和更自由的发展。

从19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初，随着科学主义的发展，要求艺术模仿、反映自然的古老传统再次占了上风。先是以巴尔扎克为代表的现实主义者们主张文学要以冷静的目光来观察和评价现实，真实客观地再现生活、揭示真理。19世纪俄国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主张文艺的真实性，反对虚假。他曾经说：“在某种程度上说，文学是一幅画，一面镜子。”“艺术的力量就在于真实及鲜明的体现。”“艺术的真实是完全不同于自然真实的另一种真实”。（【3】《陀思妥耶夫斯基论艺术》，冯增义、徐振亚译，漓江出版社1988年版，第154页。）他强调人物心理描写的真实，主张反映社会现实的荒诞性。文学与世界的关系再次被拉紧，并突破了前人们的局限，更多地发掘人类的内心世界。

随后，实证主义和自然主义者们又在孔德的影响下重弹了l7世纪英国经验主义者的老调，要求艺术家应以科学家的身份去纪录事实，通过实证来把握“确实”的事实，发掘现实的实际规律。左拉甚至要“把近代的科学公式运用到文学上去”。

对文艺过度理性化、科学化的苛求再次招致反叛，并且难免矫枉过正。一股强大的反理性、反科学、反实证的文艺思潮在19世纪末开始兴起，并迅速成为整个现代主义理论的基调。唯美主义、直觉主义、象征主义、形式主义、新批评等均强烈要求人们把注意力从艺术品的客观内容转向自由独立的外在形式美。艺术本应是非功利、非道德的，它唯美是求，而让艺术求真务实的现实主义传统却根本上抹杀了它的本质属性，是异化了的文艺观。这股思潮尽管凸显了文艺的形式美，但其实是对布瓦洛的新古典主义的艺术教条的矫枉过正，忽视了艺术内在内容与外在形式美的统一。例如，王尔德的唯美主义也存在着思想单薄的局限，决定了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称不上最顶级的作家。

现代主义对理性主义传统的真理观的否定直接受到来自直觉主义和现象学一存在主义哲学思潮的影响。尼采以“强力意志”否定了绝对客观真理的存在，指出任何真理都是人为了某个目的、从某个角度进行的认识，只是“视角主义”。“任何真理不过是有用的、生活须臾不可离开的神话虚构。”存在主义者克尔凯廓尔更是认为，“真理都是主观的”。这与费希特的虚无主义有点殊途同归的意味。文学与世界的关系似乎真的是一个大而无当的问题，存在主义与虚无主义本是背道而行的，但是也在这一点上有些类似现代宇宙观，宏观与微观的两个极端宛如衔着尾巴的蛇一般构成一个不可思议的圆环。

总结了历史上一些关于文学与世界的关系的典型观点，有助于理清一些元观念，避免徒劳地作概念纠缠，从而让文论更好的服务文学，服务人生，结合时代探索文学的创新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