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堡的现代大学观与当代中国大学的使命

洪堡的现代大学观与当代中国大学的使命
摘要：大学独立，宁静与自由，是洪堡大学理念的精髓，它又是以国家利益为最终目标的。

当今，我国大学办学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偏离了大学的神圣使命和荣耀。

重温洪堡的大学理念，对我国大学的改革与发展有重大的借鉴意义和实用价值。

关键词：洪堡现代大学观；中国大学使命的偏离；回归
一、洪堡大学观的形成背景及其要义
现代大学制度诞生的标志，是德国教育家洪堡在1810年受命组建柏林大学。

创建柏林大学的背景，是德国人努力用精神力量来补偿物质损失的一个结果。

它来自德国人的战败耻辱感——1806年拿破仑在耶拿击败普鲁士，并于1807年逼迫普鲁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和约，同时关闭了耶拿和哈勒大学，德皇室仓皇逃至东普鲁士的梅梅尔。

战败国命运强烈刺激了德国思想家费希特，他大声疾呼，德国只有靠文化与教育的伟大复兴才能真正自立。

随后，洪堡被任命为新建的普鲁士内政部文化教育司的负责人，费希特出任新建的柏林大学校长，全力推动德国的文化教育复兴。

围绕新型大学的办学理念，在德国曾引发了较长时间的争论。

当然，对新的大学理念进行系统论述并产生关键影响的是洪堡。

在洪堡看来，大学首先应当相对独立。

大学要摆脱国家政治和经济不恰当的干扰，保持自己的自主性和目标追求，而不是仅仅成为政治和经济的附庸；国家必须对大学提供支持，并采取措施防止各种弊病侵害大学的健全发展；而大学也应当履行其对社会的责任。

他认为这三点是一致的。

相对独立和学术自由是献身学术事业的先决条件，学术事业将开阔学者们的视野，增强学者们的判断力和责任感，从而更主动地承担为社会服务的责任。

而且，保持相对自由的大学是国家和社会的一支校正力量，以便能去校正那些在政治和社会上形成了优势力量的东西，并将社会引向一个绝对健康的方向上去。

洪堡特别强调大学应当研究学术，发展科学，大学应“唯科学是重”。

关于发展科学，洪堡提出了著名的“洪堡五原则”。

而在这五原则当中，洪堡十分强调大学的宁静与自由。

他说：“自由是必需的，宁静是有益的；大学全部的外在组织即以这两点为依据。

”只有处在这种环境中，才能使注意力高度集中，从而引起创造性工作。

因此，宁静与自由的确是做好学问的重要前提。

洪堡还认为，大学的学术自由和国家的利益实际上是一致的。

因为学术自由能促进大学的繁荣，大学的繁荣与科学的发展正是国家的利益所在。

国家应为大学的自由与宁静创造保障条件，而不是让大学直接服从于国家的种种眼前需要。

他说：“就整体而言，国家决不应指望大学同政府的眼前利益直接地联系起来；却应相信大学若能完成它们的真正使命，则不仅能为政府眼前的任务服务而已，还会使大学在学术上不断地提高，从而不断地开创更广阔的事业基地，并且使人力物力得以发挥更大的功用，其成效是远非政府的近前部署所能意料的。

”［1］
总之，洪堡大学理念赋予大学理念新的内容，使大学发展具有了新的逻辑。

洪堡建立的柏林大学成了德国大学的范例，为当时德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并带给德国科学的进步和繁荣。

通过洪堡的改革，高等学校获得了基本上至今仍行之有效的内容和形式。

而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洪堡所倡导的大学的使命与责任，大学与国家利益的一致性，对当今大学的改革与发展仍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和实用价值。

二、当代中国大学使命的偏离
大学本是以探索、追求、捍卫、传播真理和知识为目的的，继而负有引导社会价值观、规范社会行为之使命；对人类素质改善和提高、社会文明发展和进步具有重大公共影响力与推动力的教育机构和学术组织，是“研究和传授科学的殿堂，教育新人成长的世界”，是社会文明的一面旗帜，是人类社会的科学脊梁、道德良心和文化希望［2］。

然而遗憾的是，当今我国大学受到经济、政治、社会的压力和诱惑，再加上自身的定力不足，缺乏必要的自省、自重、自律意识，从而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偏离了被赋予的神圣使命和荣耀。

譬如，大学的办学趋同化现象愈演愈烈。

有些大学不惜把大量的精力和财力用在了学校的升格、更名、综合及争创“211”、“985”乃至大学的排名上，忽视学校自身的实力和对学生能力的培养。

其动机并不在于为国家培养出更多优秀杰出的人才，而是为了争生源及获得一个更动听的名分，以向国家索要更多的建设资金，争取来的资金却很少投资在教师和学生身上，而是用在规模扩大、新校区的基建等可见的政绩上。

更可气的是，有些名校，竟发愁资金花不出去，可还得想办法花，否则下一年国家就不下拨资金了。

了解到这样的现象，不免让人心寒和震惊。

国家是一个庞大的系统，不可能做到事事调查，面面俱到，她何尝不希望创建出几所世界一流的大学，以提升中国大学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名望。

可作为学校，为了自身的利益，把国家当成金库，一味地欺骗国家的钱财，此种做法实在有损大学的尊严。

若用这些闲置的资金去资助贫困的山区，不知会给多少孩子以成才的机会。

即使舍不得资金外流，也可用在本校的教师和学生身上，这无疑将会极大地调动他们教学或学习的积极性，会给他们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物质支持，从而将会有助于学术成果的涌现。

试想，一个养家糊口都困难的教师，会一心一意搞科研吗?他不得已要从事各种兼职；一个因家庭困难无法得到生活费的学生不得已要在课余打工以求得经济上的自立，他又怎么会有充裕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学习和研究中。

其实，在人的身上投资是最人性化的，也有利于学校的长远发展，但这却是有些学校领导最不乐意干的，因为这样他们需要等待，而他们想尽快看到的却是可视的政绩工程。

大学使命的偏离还体现为钱学交易、盲目扩招、办补习班及乱收费等。

有钱者可以以资助学校为名为自己的公司或产品作宣传，或获得某个学术头衔；有钱者也可以“以钱买分” 的方式把孩子送到名牌大学甚至国外读书。

扩大招生规模本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后为实现教育民主、人力资源开发、增强国家竞争力的一项重大国策，而不少大学却是受多收学费这一利益驱动无视自己的办学条件，一味地迎合所谓教育市场的需要，盲目新上热门专业，盲目扩大招生规模，
至于教学条件、教学质量，学生的学习、生活要求，他们毕业后的就业问题则很少关心。

大学对于辅导班更不生疏，形形色色的辅导班比比皆是。

如英语、政治考研辅导班，四、六级辅导班，雅思、托福辅导班，计算机等级考试辅导班等。

这些以盈利为目的的辅导班在为一些学生提供备考捷径的同时，殊不知也在严重地损害无钱上辅导班或没机会上辅导班的那些学习者的利益，他们不是明明在打破公平竞争的环境吗?乱收费在不少大学也或多或少地存在，譬如，大学里交钱办理的阅览证问题，难道不是乱收费吗?学校本有义务且有实力为学生提供读书学习的条件，可为何非要增加学生的经济负担，挫伤学生读书的积极性和热情呢?让人感觉即便是身处“知识殿堂”的大学，知识也不是想学就能获得的，还必须有经济做后盾，用钱去换才行。

学术行为不良也是大学使命偏离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

主要指学术上的造假、抄袭、剽窃、粗制滥造、学术评审的非客观性、学术的近亲繁殖等现象。

出现这些现象的原因之一是学术者自身图名心切，一心想快点成功，在学术上有所建树；再则是因为学校或上级强加给他们的任务和压力。

譬如，学校或系里规定一个教授、副教授、讲师一年内必须发表学术论文若干篇，著书若干部，这样的规定本身就是不科学的。

因为一个人写文章既要有知识阅历的积累，实践的验证，选题与构思，又要有写作的灵感与欲望等。

强逼出来的东西与在宽松自愿的氛围中写出来的东西质量会一样吗?教育家杜威，经历了长期的教育实践和研究，在他57岁时，才写成经典性的巨作《民主主义与教育》。

对于学术评审的客观性，要做到绝对客观、公正是不可能的，即使排除外界不良因素的干扰，评委看问题的视角不同，分歧也在所难免，只能接近公平罢了。

学术的近亲繁殖表现为一些大学对教师队伍的充实、研究生的招收等比较厚爱、偏袒本校的毕业生，他们与不少大学的博士点导师大都有师承关系，因此，自然比较容易形成多少有些学术排外的学术利益小圈子。

这使得一些圈外的中青年学者无论多么努力也很难获得本应与他们的学术成就相对应的学术评价和学术机会。

而圈内的学者则由于受尊师传统的束缚，往往不敢大胆地提出自己的真知灼见，或潜意识里就没打算与自己的恩师背道而驰，只继承，不发展。

这些现象既不利于学术的交流与合作，当然也不利于学术的创新与繁荣。

三、洪堡的大学理念与中国大学使命的回归
如前所述，大学独立、宁静与自由是洪堡大学理念的精髓，但这些思想无不是以国家的最终利益为目标的。

大学发展，学术昌盛，这正是国家的福祉，而且只有大学的发展才可能为国家的发达创造条件。

这种主张国家与大学目标利益的一致性，从而强调大学自主地位的思想，对于正确处理国家与大学的关系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金耀基博士也指出：“大学不能遗世独立，但却应该有它的独立自主；大学不能置外于人群，但却不能随外界政治风向或风尚盲转、乱转。

大学应该是‘时代之表征’，它应该反映一个时代之精神，但大学也应该是风向的定针，有所守，有所执著，以烛照社会之方向。

”［3］可见，大学的发展需要国家赋予一定的自主权，但大学本身也要“洁身自好”，牢记自己的历
史使命，不要把一切责任全都推在国家的身上。

国家与大学应该齐心协力，各有担当，唯有如此，中国的大学才会健康蓬勃地发展，中国教育的明天才会更加光辉灿烂。

此外，大学以追求卓越为目标，并且由此激发大学之间为求上进的竞争并非坏事，但是，凡大学都把一流大学建设定位为自己的办学目标，都去挤一流大学的独木桥则并非好事。

高等教育及其机构社会职能的多样化决定了它们本身的多层次、多样化，过多强调一流大学的目标不仅可能导致不少大学失去对所处社会社区的热切关注和自觉为其服务的热情，从而影响社会的发展进步，而且大学自身亦会偏离应有的方向而欲速不达［2］。

其实，对于整个高等教育来说，正是由于大学个性的存在，不同的大学风格、大学精神在一起相映成辉，才形成了高等教育的繁荣景象［4］。

因此，大学要科学地自我定位，认清自己的优势，保持自己的个性，不追风，不趋同，办出特色，办出水平。

此外，大学还要清醒地认识到大学本无贵贱之分，切不可自我标榜而徒有虚名，相反，大学应以人民利益为先，脚踏实地地为国家做贡献，竭尽己能为社会培养人才。

只有这样，大学才会不辱使命，在发展的道路上阔步向前。

参考文献：
［1］弗·鲍尔生.德国教育史［M］.滕大春，滕大生，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
［2］眭依凡.大学的使命与责任［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
［3］金耀基.大学之理念［M］.台北：时报出版社，1977.
［4］纪宝成.我对大学理念的认识［J］∥大学的精神.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 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