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D演讲英国电影俱乐部

有证据表明不同年龄和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从不同叙事方式中创造个人特色。从母亲到女儿，牧师到会众，老师到学生，说书人到听众，不论在岩壁绘画，还是最新的互联网应用，人类总是通过语言或者故事，来讲述他们的历史和真理。我们是骨子里的说书人。但是在我们日渐世俗和破碎的世界中，我们是否在分享共通的经验而不受我们冲动的消费主义影响？而哪种叙事，哪种历史，哪种身份，哪种道德我们正在传输给年轻一代？

电影可以说是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艺术形式，电影艺术家通过电影讲故事，跨越国界，用不同语言、形式和哲学，应有尽有。事实上，没有一个主题电影不曾涉及。在过去的十年中，我们见证了全球媒体被大量整合，现在由好莱坞商业大片文化为主导，呈现在我们面前的电影大餐逐渐有这样的趋势：感官刺激，而故事本身，才是王道。而四十年前我们常见的，世代间讲述故事的方式，在当今几乎难以见到。身为电影制作者，我深感忧虑；身为人类的一员，我深感恐惧。我们的年轻人将如何创造未来？他们如此缺乏了解过去的机会，以及可供参照未来可能性的叙述，这真有讽刺意味。

技术正取得史无前例的发展，文化却变得前所未有的贫瘠，所以在2006年我们创立了“电影俱乐部”组织，它每周在学校放映电影，并在放映后组织讨论，如果我们可以获得一百年来的电影资料，或许我们可以创建一个讲述系统，让它把内涵传输给这个支离破碎、不安躁动世界中的年轻人。

随着技术的普及，一个偏远小村庄的学校也可以在白板上投影DVD。在刚开始的九个月中，我们在英国举行了25个俱乐部活动，让五到十八岁的孩子不间断地看完一部九十分钟的电影，这些电影放映都经过策划，并与情境相结合，但最终选择权在孩子们手上。我们的观众成长迅速，选出的片子是我们提供的电影中最有价值和最多元的，成果立竿见影，这是最有深远影响的教育方式。我们的俱乐部小组多达150人，少至3人，这些年轻人发现新事物、新思想和新观点。当第一轮试验活动结束时，有1000多个学校想加入这个俱乐部。

改变我一生的电影是1951年维托里奥德西卡导演的《米兰奇迹》，它对一些事物提出了真知灼见，包括贫民窟、贫穷和梦想。在我父亲五十岁生日上，我看到了这部影片，当时的技术要求我们租用放映厅，雇佣放映师并支付冲洗胶片的费用，但对我父亲来说，德西卡在情感和艺术上表现的情境对他如此重要，

以致他选择在半百生日这天，与他三个十几岁的孩子，以及孩子的30个朋友一起观看。他说：“这是为了把关怀和希望的接力棒传递给下一代。”《米兰奇迹》的最后一幕里，贫民窟里的人们坐着扫帚飞向天空，在这部电影拍摄60年后、我第一次看到它的30年后，我看到年轻人仰慕地看着它们升起，他们和我当时一样感到难以置信，他们很快地将它与《贫民窟的百万富翁》或者里约热内卢的贫民窟联系起来，说明电影的主题经久不衰。在一季有关民主与政府的电影季，我们放映了《史密斯先生到华盛顿》，这部电影在1939年摄制，比大部分成员的祖父母年龄都大，这部由弗兰克卡普拉执导的经典作品颂扬了独立和礼节，他传达了如何做对的事，如何做不羁的英雄，它也宣扬了在政治机器中，怀抱信仰并以此为荣。在这部电影成为电影俱乐部经典之后不久，在英国议会上院上演了一次长达一周的彻夜议事阻挠，我们欣慰的发现，国内的年轻人正在权威的解释议事阻挠是什么，为什么上院议员们要牺牲睡眠来捍卫原则，詹姆斯史都华毕竟在电影里阻挠了两轮议事。我们放映《卢旺达饭店》时，年轻人看到了最残暴的种族屠杀，它让年轻人流泪，也提出了尖锐的问题，关于没有武装的维和部队和两面三刀的西方社会，表面上为理想而战，内心里却藏着商业利益。当《辛德勒名单》提到人们永远不会忘记历史的教训，一个心中充满觉醒后的悲痛的孩子说：“我们已经忘记了，不然为什么《卢旺达饭店》这样的事会发生？”当他们看到更多的电影，他们的生活明显更加丰富。《扒手》引发了关于罪犯是否应被剥夺公民权利的讨论，《念师恩》激励了年轻人，弘扬了人们对于非白人英国人的态度转变，却也表达了对学校制度的不满。现有的制度并不看重集体认同，不像西德尼波蒂埃那样悉心教导。现在，这些有思想、有主见、有好奇心的年轻人毫无顾忌地涉猎各种类型的电影、黑白片、外语片、纪录片、非叙事性电影、奇幻片，毫无顾忌地写出详细的影评，用热情和日渐复杂的笔调来比较不同的电影，每周都有六千篇影评投稿来竞争“本周影评”的荣誉称号。

我们的俱乐部从25个，发展到成百上千个，直到我们拥有了近25万的儿童分布在全国7000个俱乐部中，虽然这个数目正在并继续在以卓越的速度增长，但最为卓越的是他们将这种批判思考和好奇提问的经历转化到日常生活中。一些孩子开始与父母沟通交流，一些和老师还有一些和朋友，那些没有朋友的孩子开始结交朋友，这些电影为各种分界提供了共同性，它们讲述的故事提供了共通的

经历。《我在伊朗长大》拉近了女儿和她伊朗母亲的距离，《大白鲨》使一个年轻男孩能够讲述他从一场暴力中逃脱的经历，他父母相继在这个事件中被夺去了生命，后来他母亲被从船上抛下。

谁是对的，谁是错的？在相同的情景中他们会怎么做？故事讲得好不好？有没有隐藏的话语？这个世界会怎么改变？它将如何变得不同？许多问题从孩子们口中海啸般喷涌而出，这世界原以为他们对这些并不感兴趣，连他们自己过去也不知道他们在乎这些，当他们书写和辩论的时候，而不把电影当作人造物品，他们开始看到了他们自己。

我有一个很会说故事的姑姑，在很短的时间，她可以让在南非赤脚奔跑玩警匪游戏的场景重现。最近她和我说，在1948年她的两个姐妹和我父亲一起乘船到以色列而没有和我祖父母同行，当船员们为了得到人道待遇而造反时，是这些少年们喂饱了船员。我父母去世时我已过40岁，他从没和我提起这段往事。我外祖母离开欧洲时很匆忙，丈夫没在身边，却带着她三岁的女儿和缝在裙子褶边上的钻石，在躲藏两年过后，我外祖父在伦敦出现了，他的人生再也没有上过正道，他的故事也随着他被同化而尘封。我的故事从英国开始，背景清白，双亲是沉默的移民，我看过《安妮日记》《大逃亡》《大屠杀》《意志的胜利》，莱妮里芬斯塔尔（演员、导演兼电影制片人）制作的亲纳粹宣传，让我更加了解我的家庭经历的苦难，这些电影里有太多无法言说的沉痛的故事，它们对我的帮助比幸存者的低语和我偶然看到的单身阿姨腕上的刺青都要多。纯粹主义者也许认为虚构的故事弱化了对真实感知的探索，认为电影太粗糙，无法讲述复杂又详细的历史，或是电影制作人常常更着重戏剧性而非真相，但电影的核心存在着目的和意义。正如一个十二岁的孩子看完《绿野仙踪》后说：“每个人都应该看这部电影，因为你如果不看的话，你可能永远也不知道你也有一颗心。”我们尊重阅读，我们为什么不用同样的热情来尊重电影？认为《公民凯恩》和简奥斯汀一样有价值，同意《街区男孩》和丁尼生一样将情感印象和加深理性了解融会贯通。

每一件给人记忆深刻的艺术品，都是建筑我们人生的一块砖。如果我们记得汤姆汉克斯多过宇航员吉姆洛弗尔，或是把甘地想象成本金斯利的样子都没有关系，虽然都不是真的，伊芙海林顿（《彗星美人》角色），霍华德比尔（《电视网》角色），米尔德里德皮尔斯（《幻世浮生》角色）都是探索的机会，去发现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