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理解中国新时期主要矛盾的几个基本判断

温铁军科研团队：理解中国新时期主要矛盾的几个基本判断

2017-12-17 14:05:57 来源：察网作者：温铁军科研团队

中国处理危机的经验，无外乎就是政府面对生产过剩，采取了对内进行大规模战略性投资的“中国模式”。国家直接操作对内战略性投资，相当于中国这种无限责任政府履行无限责任的做法。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在制造三大差别之后能够再实现三大差别的再平衡。中国已经做到了两个，近年来正在做第三个。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新时期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要全面理解这个重大历史性判断，至少需要知道中国身在何处，从何处而来，才能在复杂局面之中寻找向何处去。

从近代世界的三分天下看中国的特殊国情

首先，中国是一个原住民国家，也可以叫做“世界最大的原住民大陆国家”。

我们这几年做了新兴七国比较研究，在和巴西比较的时候认识到，巴西是一个“殖民化的大陆国家”。巴西和中国同为发展中国家，但两者最大的不同，就是原住民占比的不同。中国几乎百分之百是原住民，巴西原住民人口只占大约5%，其他约30%是混血人口，超过60%的人口是外来的殖民者和他们的后裔。

同理，很多人今天研究美国，常问中国为什么不能像美国那样?对不起，美国的原住民人口只剩不到2%。要谈这件事情的时候，请先把自己作为原住民减少到剩下2%，再说中国能不能照搬美国。原住民人口占比多少的差异，应该是中国这个发展中国家的主流精英百年来强调“师从西方”、但却欠考量的前提条件。

如果接受中国是一个原住民大国的观点，那接着就要问：亚洲是什么?很明显，西方人早年推行殖民化时期，由于亚洲人口众多、文化成熟，加之被高山大海荒漠等地理条件阻隔，所以是没有被完全殖民化过的原住民大陆。

如果这么看世界，人们就会发现，北美、南美、澳洲都是被西方完成了殖民化的大陆。其共同特点都是原住民占比很低。

于是，这个世界由此至少可以有一个三分天下的基本框架。

——殖民地宗主国：欧洲;

——殖民化大陆：美洲、澳洲、以及大半个非洲;

——原住民大陆：亚洲。

三者的经验、以及立足于经验积累形成的制度和法律体系，是否可以相互照搬呢?

回眸20世纪，中国人有三次本质上大同小异的照搬：一是1919年新文化运动主流文人主张的全盘西化;二是20世纪50年代的学苏联;三是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唯“美”是尊。

现在不同了，越来越少的人愿意坚持西方模式可以照搬。要我看，前提是先把原住民人口大规模减少(美洲)或者外移(欧洲)，这才有照搬西方的可能。

照搬不成的主要障碍是中国人的大多数生活在传统农村。一般来讲，私人大农场是外来殖民者的产物。当我们讨论农业问题的时候，有些坚持西方教科书理论的人说，只要我们推进农地私有化，就会通过土地私有制条件下的自由市场交易，形成规模化农场经营，就可以参与国际竞争。

但有谁注意过，世界上大规模农业没有一个是通过市场形成的!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都是大农场，巴西、阿根廷也是。在这些殖民地大陆上的大农场为主的国家中，没有一个是原住民当农场主的，这些大农场都被外来殖民者占有。实际上，大农场是殖民化的派生物。只不过那些主流教科书没写这历史过程。

在亚洲找得到大农场吗?也能找得到，在菲律宾就有。为什么在那有?因为该国已经被殖民化了400年。菲律宾原住民在农场当“契约劳动者

(bondary laborer)”，相当于包身工，而农场主是外来殖民者。

中国不仅是一个原住民大国，而且是一个数千年文明国家历史没有中断的国家。其不中断的内容，主要是以小农村社制为载体才能维持下来的农业文明。只要把这些道理搞清楚了，就不至于文化虚无、历史虚无了。在这里，我们进一步提出“三分天下”，用三维空间看历史。

民国黄金增长遭遇全球危机而败亡

自清末以来，中国人耗费了一百多年追求产业资本的积累和发展现代工业，可谓一波四折。第一折是洋务运动，败在甲午战争。那么，第二折败于何处?19世纪20-30年代，是民国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增长时期，民国经济史上称之为“黄金十年”。这个黄金十年被1929-1933年世界经济大危机中断，就是早期加入全球化经济造成的输入型危机。民国的黄金增长体现的也是中国人百年现代化大目标，也要面对内外两大矛盾。对内是地主从原来的村内地主变成在外地主，也就是变成在城镇兼营工商业的地主，从而加重了对小农的剥夺。由于工商业地主的收益主要来源于非农业，于是就把原来的秋后算账(也叫“下打租”)改成“上打租”，就是租入土地者必须春前交租;而且由于工商业地主在城镇的经营几乎每天都需要现金，地主就得把实物租改成现金租。这样，工商业地主经营行

为的改变，立刻带动金融资本进入农业。过去非货币化、非资本化的小农开始求助于高利贷，于是很多小农户被现代化经济击垮。于是社会上先出现了小农破产、乡村衰败，然后是痞子横行、土匪蠭起。这是民国黄金增长对内造成的代价。

对外经济方面，1929-1933年西方主导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遭遇生产过剩危机。这个大危机一爆发，重创了中国的经济增长。中国当时还是白银币制，危机影响下海外白银价格抬升，于是国内白银外流，导致通货紧缩，严重打击了正在高增长的民国经济，造成经济衰退。

政府面对危机，被迫推行币制改革。当时政府请了一帮“海归”设计现代货币体制，放弃银本位制、改为纸币，意味着构建主权货币体系。这本身要求国家主权必须独立且足够强大，因此这是有积极意义的。

但是，紧接着1935年中国改行纸币的时候，日本加紧侵略华北，中国在改用纸币的第一年(1936年)尚且没有改变通货紧缩局面，但到第二年日军即全面进犯中国。此时的政府，必须把有限的贵金属和稀缺战略物资拿去给美国换来军火，而这时候美国人也在向日本供应军火(美国的供应占日本侵华军火用量的48%)。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从通货紧缩迅速转化成通货膨胀。随之是国土沦丧、国家危亡，使民国主权货币成为弱势货币，从1937年起遭遇通胀，一路通胀到1948年。

1948年，被西方批评的国民党政府，再次请海归们搞“顶层设计”，改革货币。其要点是，利用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元承诺以固定汇率兑换黄金的条件，主动放弃国内难以支撑的主权货币，主要靠借来的美元作为货币的信用基础，追求进一步联系美元汇率的现代币制——金圆券制度。

早年的改革，1935年实行的法币制，初期通货紧缩时，货币票面值只有几十元;后来通货膨胀时期票面值变成几百万，再到改成金圆券时开始恶性贬值，其中的新疆票，票面值60亿元才折合金圆券1万元!可见民国晚期的恶性通货膨胀已经到了怎样一个极端的程度。

国民党在大陆的垮台，垮于什么?政治腐败、军事失败、民不聊生……可以列举很多原因。但有一个根本性的原因往往被忽视：工业化城市化形成的巨大成本无处转嫁。于是民国先自毁货币主权而亡于现代金融，接着恶化了现代财政。1948年之后，既没有现代金融，也没有现代财政，而国民党的士兵可是要拿到钱才去打仗的。当士兵拿到手里的军饷只是一捆一文不值的金圆券，就助推了国民党军队的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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