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庆安枪击案究竟应该反思什么

对庆安枪击案究竟应该反思什么

在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关于庆安枪击案‚真相调查‛发表的前几天，我已经着手关于此案博文的写作，并写出了一大半，准备采用的就是上面这个题目。

本来想把文章写成两大段，一段是对此案具体案情的看法，下面一段是对此案的几点反思。不料5月24日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评论和深度报道出来以后，我遂改变主意，将前一段稍作修改冠以《对‚庆安火车站事件真相‛的几点质疑》(下文简称《质疑》)的标题发到网上。感谢博客中国网、共识网、凯迪网和新浪网发表此文。本来想就事论事谈谈自己的看法，不打算再把对此案的‚反思‛部分写完发出，毕竟这样敏感的话题总要刺激甚至得罪别人，谁不愿意‚息事宁人‛?

然而，昨天在博客中国网上读到了章文先生的文章《拧断她的脖子踩住她的头发》，那种如鲠在喉的感觉又像反胃一样反了上来，于是改变主意，还是把关于庆安枪击案一文的下半截写出来。也许早有网友讽嘲我‚你还以为你是谁‛，我当然有自知之明，本人不要说什么网络大V了，恐怕连小V都算不上，一网络屁民罢了。然而古人云‚位卑未敢忘忧国‛，本人虽然一介屁民，但奉出一腔‚忧国‛之心，未必是大错吧!

我在《质疑》一文中说过，在整个枪击案过程中，导致悲剧的根本原因是执法者基本判断的错位。徐纯合因家境困

难和本人原因举家长年在外乞讨，并受到政府多次阻拦外出行乞。此次阻拦旅客进站，很可能因为听到将再次受到阻拦而产生情绪波动，再加上喝了一点酒。

但徐纯合此举并无伤害旅客人身安全的主观故意，因此，警察处警时应抱以同情理解进行安抚，尽量避免其情绪进一步激化。这是一个基本判断。如果执法者作出这样的基本判断，那么在整个执法过程中他就根本不会想到去动用枪械，更不会棍击对方加剧矛盾激化，最多使用一般戒具或待援就可制服对方，而即便李乐斌当时不认识徐纯合，对其家庭情况不了解，那么在处警后的第一时间他也应该或者必须将徐纯合的具体情况和阻拦旅客的前因后果弄清楚;

然而，即便李乐斌了解了徐纯合的具体情况，还有另一个基本判断，即出于维稳思维的基本判断：徐纯合是老乞讨户，专给政府找麻烦，也经常有损当地政府形象，是社会不安定因素，也是令人头疼的维稳对象，如果这样的人乱说乱动，决不能纵容姑息，要严惩，要让其吃些苦头断了乞讨念头。

如果警察出于这样一个基本判断，那么，由训斥、殴打导致矛盾激化再到拔枪打人，这一系列环节所导致的后果，就顺理成章了。

后一种基本判断恰恰就是当前‚维稳‛思路和‚维稳‛体制的必然产儿。事实上，当前各级地方政府对上访、群体性维权事件、有损当地政府形象的一切社会因素如临大敌，视为影响地方政府形象、影响地方政府维稳政绩甚至地方政

府官员个人前途和地方社会不安定因素的重要‚祸‛源，使出全身解数控制、平息甚至强行打压，其中多有限制人身自由、殴打侮辱维权群众的现象发生，而不少地方政府及其公安、武警部门，在其维稳演习中，已经把群众维权的一些行为和群体性事件公然作为演习中的‚假想敌‛了。

比如截访，就是各级地方政府拦截上访人员的一种方式，也是侵犯群众上访权利的一种政府违法行为。这里不妨摘引几段2012年12月4日财新网上的一篇新闻稿：《张千帆：‚截访‛现象因何而生?》：‚12月2日，《北京青年报》报道，该市朝阳区法院于11月底宣判一起外地进京截访人员非法拘禁案。来自河南长葛市的十名截访人员被判非法拘禁罪，主犯被判有期徒刑一年半，其余九人分别被判处几个月不等的刑期。

然而，《人民日报》官方微博随后表示，从北京市高级法院了解到，该案尚未宣判，媒体报道不实。据财新网报道，北京法院此前已有判决外地截访人员非法拘禁罪的案例。2012年6月，昌平区法院判决了一起参与截访的‘黑监狱’经营者团伙，涉案的九人被以非法经营罪和非法拘禁罪追究刑事责任。2010年至今，北京大兴区检察院办理了至少六起因非法限制上访人员而引发的非法拘禁案件，涉及犯罪嫌疑人至少13人。

截访问题曾于2010年因北京安元鼎公司的曝光引发关注。安元鼎公司涉嫌在京设立多处‘黑监狱’，主营业务为关押、押送上访者，并与地方政府签协议和收取佣金。事后，

北京市公安局以涉嫌‘非法拘禁和非法经营’对安元鼎公司立案侦查，安元鼎董事长张军、总经理张杰被刑拘。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千帆认为，截访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目前的行政管理体制。根据中央的要求，地方政府必须把赴京上访人员带回去。如果在北京发现上访者，地方领导就要被‘一票否决’。所以，地方领导很害怕当地老百姓到北京上访，千方百计把上访人员带离北京，甚至雇佣专门截访人员或与保安公司达成截访协议。但国家法律并未授权地方政府截访权力。

张千帆认为，截访的产生源于地方维稳需求。维稳已成为地方政绩的一个主要指标，地方政府一旦处理上访不力，很可能丢失‘乌纱帽’。张千帆认为，查处截访人员，无法解决上访本身的问题。这么多上访人员集中在北京，中央也没办法解决这么多问题。在地方维稳惯性短期内难以改变的情况下，唯希望截访人员以人道的方式，而非施加人身伤害或人为拘禁的方式对待上访者，否则应该追究截访人员的法律责任……‛

可见，地方各级地方政府对于上访人员及群众性的群体事件头痛至极，已经不是一般性地充满敌意，甚至不惜冒着侵权违法的风险严厉打压，由此形成的维稳意识和隐形‚制度‛对弱势群体的维权举动虽然不敢明目张胆地视为对抗政府的敌对行动，但在各地的维稳态势中，各级政府和公安武警部门‚剑拔弩张‛的‚对敌斗争‛意识中，已经隐而不张地将弱势群体对抗性的维权行动包括进去了。

我并不主张拔高徐纯合，也不主张将李乐斌妖魔化。他们都是普通人，都有性格上的缺陷。在此案中，双方都有责任，但作为民警的李乐斌要负主要责任，他毕竟代表着政府在进行执法。

但我认为，无论是徐纯合还是李乐斌，他们都是上述维稳思维和维稳体制的受害者。李乐斌执法粗暴尽管有其种种个人原因，但我认为，他之所以对徐纯合的整体情况作出了错误的基本判断，显然受到了维稳指导思想的灌输，才在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境下错误地动用枪械。

而当地庆安县副县长案发后第二天就慰问李乐斌，以政府名义将徐纯合定性为‚歹徒‛，‚罪该当毙‛，显然也是在‚维稳思维‛的指导下做出的举动。而尽管李乐斌受到了政府的慰问和表彰，看似风光，但因为受到网民的质疑、谩骂、谴责甚至围攻，加上自己在执法中是否有违良知的反思，我想其内心的痛苦和‚怨屈‛也是非常强烈的。

关于执法民警受维稳指导思想的灌输而导致执法中违规、违法甚至不当暴力行为，可以用另一个典型案例作为参照。

章文先生《拧断她的脖子踩住她的头发》一文说的是山西太原的一个案件。去年年底，来太原打工的河南民工周秀云的儿子和工友同工地保安发生纠纷，太原市龙城派出所民警王文军们接到报警后前去处臵。由于周秀云阻止王文军们带走她的丈夫和工友，扯住王文军的裤子，王文军则揪住她的头发，僵持6分钟后，‚王文军突然用一个动作，致使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