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史上的珠穆朗玛峰三

西南联大学生，著名诗人穆旦
西南联大做学术有多自由？
教师在讲授内容、教学方法和学业考评方面， 几乎拥有全部的主动权和决定权。
联大学生、小说家汪曾祺回忆说：
“老师讲课绝对自由，讲什么、怎么讲，全由自己掌握。” 正因自由，教授们极重创新， “都以开创性见解为荣，以照本宣科为耻。” 教授之间，观点争奇斗绝，蔚成风气。 如贺麟欣赏王阳明“心外无理”说，反对理在心外， 而冯友兰的思想观点则正好相反。 但不管是贺先生还是冯先生，都很受学生尊重。 旁听，更是在联大蔚然成风， 不仅学生可随意旁听老师的课，老师之间也互相旁听。
吴晗在学校演讲
联大学生、后成为清华教授的何兆武， 这样评说联大“学术自由”对他的影响，
“学术的生命力就在于它的自由，
不然每人发本标准教科书，自己看就行了。 老师照本宣读成了播音员，
学生也不会得到真正的启发。
比如学习历史，孔子哪一年生哪一年死、怎么周游列国等， 教科书上都有，根本用不着老师讲。
பைடு நூலகம்
老师的作用在于提出自己的见解启发学生。
联大老师各讲各的见解， 对于学生来讲，比死盯一个角度好得多。 我的思路因此而开阔，逐渐形成自己的判断。”
西南联大部分教师合影
联大对学生的管理也很自由。 在联大，学生转系相当容易， “我从外语系转到哲学系就填了一张表格，
其他什么要求都没有。
闻一多与沈有鼎，两人同开“易经”课，经常互相旁听。
旁听意味着自由选择，意味着开阔视野，意味着学术对话。
部分教师及家属
联大学生、诗人郑敏后来回忆说： “我觉得西南联大教育一个最大的特点， 就是教授所教的东西跟他所学的东西是融为一体的。 所有教授跟自己思考的问题合成一身， 好像他的生命就是这个问题的化身， 他们的生活就是他们的思想， 无论什么时候都在思考，这对我熏陶极深， 这种无形的感染比具体知识的传授要大得多， 像是注入了一种什么东西到我的心灵里面， 以后我对艺术的尊敬、对思考的坚持，都是从这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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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独立
1939年，陈立夫做教育部长后， 以战争为由，要管制西南联大， “做院长的人，一定要加入国民党。” 对此，西南联大不以为然。 法商学院院长陈序经公然抵制：“如果让我加入国民党，我就不做这个院长。” 教育部对梅贻琦一再示意， “要开除闻一多等进步教授。” 但是梅校长一直拖延不理。 联大教授会因此撰文说：“对于大学，国家社会要持不干涉的态度， 要予他们研究的自由、选择人才的自由。”
中国教育史上的珠穆朗玛峰
（三）
很多专家都说过这样一句话：西南联大是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 这所只存在了8年的“最穷大学”，却被誉为“中国教育史上的珠穆朗玛峰”。 令人惊艳的神树 8年时间，西南联大虽然只毕业了 3882名学生，但走出了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4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 171位两院院士及100多位人文大师。 2016年，中国启动了大学“双一流”建设：到本世纪中叶，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 的 数量和实力，双双进入世界前列。 实现“双一流”目标，很难，很难，不妨向西南联大取取经。 卢希庭编制 2016-10-3 资料来自网络
西南联大地质系学生在考察中
学术自由
1980年代，沈从文出国访问， 研究联大的外国汉学家问他： “抗战条件那么苦，为何西南联大八年培养的人才， 超过了战前北大、清华、南开30年人才的总和？” 沈从文回答了两个字：自由。 1940年就读联大的学生心田这样说： “你想知道什么是联大吗？ 这里没有升旗早操，更没有纪念周训话， 也不像别的大学，进去有一个月新生训练， 灌输你什么校史和总裁言论。”
化学系在做实验
蒋介石想拉拢傅斯年做国府委员， 但被傅斯年断然拒绝。 于是，蒋介石转而想拉胡适。 傅斯年便写信给胡适，劝其保持名节： “借重先生，全为大粪堆上插一朵花。” 西南联大教员不做官，但不表示不议政。 蒋介石“最害怕起立质询的参政员”有4位：张奚若、罗隆基、周炳琳、钱端升。
而这四位，都是西南联大的教员。
张奚若常常当着蒋介石的面， 发言批评国民党的腐败和独裁， 一次，蒋坐不住了，插了一句： “欢迎提意见，但别太刻薄。” 张奚若一怒之下，拂袖而去。 第二年，当局寄来路费，邀他再去重庆， 他当即回电一封：“无政可参，路费退回。”
西南联大常委会会议记录
北大老校长蔡元培有一个著名主张：
“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 这个主张在西南联大得到很好继承。 后来，不少专家这样总结： “西南联大学术之所以能彪炳史册， 就在于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外界的干预和控制， 保证了思想之独立、学术之自由。” 云南师范大学教授、西南联大研究者杨立德， 写过一本《西南联大的斯芬克斯之谜》。 他在解谜时这样说： “联大成功的原因很多，其中一点是她就是大学本来的样子，而不是衙门。”
下课了
哲学家、黑格尔研究专家贺麟，
当年在联大写过一篇《学术与政治》：
“学术在本质上必然是独立自由的， 不能独立自由的学术，根本上不能算是学术。 学术是一个自主的王国， 她有她的大经大法，她有她神圣的使命， 她有她特殊的范围和领域，别人不能侵犯。” 针对当时把宣传灌输与教育混为一谈的情况， 社会学系教授潘光旦批评说： “教育者的职责是指导学生如何思考，而不是思考什么。” 没有拒绝与权势苟合的信念， 就没有学术与思想的独立与进步。 所以西南联大始终坚守“思想之独立”。
西南联大图书馆
1941年，教育部强制要求： “西南联大必须开设三民主义课。” 此举遭到联大师生的强烈抵制。 学生马灿华撰文说： “即便三民主义是正确无误的思想，它也得在思想的市场上自我证明。” 1942年，陈立夫三度训令西南联大， 要求联大务必遵守其核定的应设课程， 统一全国院校教材，统一考试等新规定。 联大教授会对其规定逐条予以批驳： “盖本校承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之旧，一切设施均有成规，行之多年， 从不敢谓为极有成绩，亦可谓为尚无流弊，似不必轻易更张。” 最终，联大没有采用统一教材， 保住了教育的独立、自主与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