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的启示—治学思想

《论语》中的治学思想给我们的启示
内容摘要：孔子作为中国古代的大思想家、大教育家，他的教育理念和治学思想，主要保存在《论语》一书中。

本文试从治学目的、治学态度、治学方法三个向度将分散于《论语》各个章节之中的治学思想片段连缀起来，以期对其系统地把握和理解，并从中受到教益和启示。

一、治学目的《论语》中体现出来的治学目的很明确，就是要通过对学生的言传身教，把学生培养成为德才兼备、正己化人、齐家治国的君子。

从教学对象看，孔子所教的应当是大学生，是有一定文化基础和社会阅历的青年人。

“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束脩以上”就是十五岁以上，相当于现在的高中生，即古之大学生，而不是小学生。

《大戴礼·保傅篇》云：“古者年八岁而出就外舍，学小艺焉，履小节焉，束发而就大学，学大艺焉，履大节焉。

”这段话说明，古人八岁开始读小学，学习“六艺”“六仪”等小艺小仪；十五岁举行束发仪式后进入大学，学习“明德”、“亲民”等大艺大节。

从《论语》中孔子与学生们的问答内容也可以看出，如果他所教的学生没有一定的文化基础和人生历练，学生们是很难与老师对话，很难领会老师的学说思想，很难解读老师的言行示范的。

从教学内容看，孔子开办的是综合性大学，实行通识通才教育，着力培养社会管理人才。

孔子教学的总纲是“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即志向于道，根据于德，依靠于仁，娴熟地掌握技艺。

除了道、德、仁这些内容的学习践行外，还要熟练地掌握哪些技艺呢？礼、乐、射、御、书、数“六艺”。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孔子培养的人才不仅是品学兼优、德艺双馨、文理兼备、能文能武的复合型人才，而且是治国安邦的管理型人才。

“君子不器”，君子不要像器皿那样，只有一种用途。

孔子要求，君子既要多才多艺，更要能立大志、当大任、做大事。

才艺不仅要为人的生存而备，更要为修齐治平而用。

孔子本身就是一位多才多艺、能文能武的人，但他为了不让学生满足于成“器”而放弃了对君子品学的高远追求，便对他的多才多艺自我曲解说，他之所以“多能鄙事”，是因为“吾少也贱”、“吾不试，故艺”。

就是说，是因为他小时候很贫贱才“多能鄙事”，是因为他参加考试没有被国家任用才学了一些技艺谋生。

他为什么对自己的多才多艺轻描淡写甚至自我贬损呢？他的学生子夏从正面给我们做了明确的回答：小技艺虽有可取之处，但用到大事业上恐怕有妨碍，所以君子不为。

因此，当樊迟请学稼学圃时，孔子先是批评他说：“小人哉，樊须也”，接着才教导他说：只要把礼、义、信搞好了，则“四方之民襁免其子而至矣”，哪里用得着种庄稼，哪里用得着去捣弄小技艺？孔子这句原本激励学生立大志、做大事的话，不幸在批孔的年代被人断章取义成了话柄，说孔老夫子鄙视农人农事，成了阶级感情问题，再联系到《论语》中记载的与孔子同时代的隐者“丈人”那句“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的话，更使孔老夫子有口莫辩了。

事实上，在孔子的思想体系里，仁德与才艺同等重要，但德胜于才；“君子”与“小人”没有褒贬之意，但有层级之分。

孔子以“德”为标准，将人分为圣人、贤人、君子、小人等几个层次。

圣贤非常人所能达到，只有尧舜禹之辈敢当此殊荣；君子是可以通过加强修为达到的，一个人能够达到君子的级别，在道德修养上就算很成功了；小人就是小老百姓吧，他们或不重视自身修养，或迫于生计无条件来提高自身修养，因此在眼界、心胸、志向、气度等方面都与君子有很大的差距。

《论语》里边惯于把君子与小人对比起来说事，以显示两种不同道德层级的人在思想品德、言谈举止、行为方式等方面的差异性特征。

如“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等等。

《易经》里就对道、器作了区分：“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人是灵与肉、神与形、道与器的统一体，不仅要成“器”，更重要的是成“道”。

所以孔子在这里强调成道，并没有排斥或贬低成器的意思。

不能设想一个不成器的人会成道。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张世英先生在《境界与文化--成人之道》一书中，从精神层面把人生境界分为欲求的境界、求实的境界、道德的境界、审美的境界四个等级，与孔子关于小人、君子、贤人、圣人的分类标准是基本一致的。

“小人”处于“欲求的境界”，只知道满足个人生存所必需的最低欲望，如果不通过自身修养提升到“求实”、“道德”、“审美”的境界，那就成不了“君子”和贤圣。

从选用教材看，孔子培养的学生应当是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践行者。

孔子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集大成者，后世尊他为大成至圣先师并不过分。

孔子著春秋、删诗书、订礼乐、研易经，并以其道一以贯之，传授给他的弟子们，从而使中国传统文化薪火相传，得以阐发弘扬，成为影响后世两千多年的儒家文化。

儒
家文化在历史纵深、地域幅员、精神深层的影响都是非常巨大而深远的。

二、治学态度
治学态度关乎治学成败。

《论语》从学习重要性、紧迫性、求实性、广泛性等方面对治学态度进行了阐发和强调。

学习的重要性。

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

一个人如果一生浑浑噩噩，糊里糊涂，与真理无缘，那就等于白活了；如果坚持不懈地追求真理，一朝得道，死而无憾！“我思故我在”（笛卡儿语），一个人停止了学习思考，停止了对真理的叩问追求，便是行尸走肉，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现代教育家陶行知先生也说“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

”人生的价值在于闻道求真，学以致道胜于生命。

古今中外，英雄所见略同。

孔子还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

不知礼，无以立也。

不知言，无以知人也。

”他在这里强调“知”，强调懂得，强调学习的重要性。

仁人君子要学习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要知安身立命，要知礼明法，要知人论世，要懂得天道、人道、世道，正确分析和把握自然规律、天下大势、世道人心，这样才能成为人格完美、胸有大志、知命乐天，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君子级人物。

要能如此，必须重视学习。

孔子谆谆教导我们：学习重要啊，你比人家差，不是你天生猪脑子，而是你后天所受教育和努力程度不如人家呀！(“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你也许会反驳说：现代科学研究证明，人脑是有差异的呀！孔子回答说：对呀，人的品性智慧是要分个三六九等的呀！生下来就知道的是上等，学了以后才知道的次一等，遇到困难才去学的再次一等，遇到困难还不学习的就是下等了。

接着他又说：我不是生来就懂得知识的人，我是喜爱古代文化，努力探求得来的（“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

最后，孔子拿他自己的学习修为经历来开导我们：我十五岁下决心学习，三十岁建立起自我，四十岁不再迷惑，五十岁认同自己的命运，六十岁自然地容受各种批评，七十岁心里想做什么便做什么却不违反励志规矩（“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

孔子是一个能够正确认识自己的人，他对自己的评价一般都很低调，但他对自己好学乐知的精神和行为，却奖掖有加，充满自信。

他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

”当叶公问子路孔子是什么样的人时，子路因为这个问题很有难度而没有回答。

孔子说：“你为什么不说，他这个人，用起功来便忘记吃饭，经常快乐而忘记忧愁，不知道自己快老了，如此等等。

”
学习的紧迫性。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江水昼夜流逝着，生命昼夜流逝着，也许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同样的感概，所以孔子的这句话能够引起人们的共鸣，成为千古名言。

正是这句充满强烈生命意识、包含人生哲理的名言，启发和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人们珍惜时光、珍惜生命、奋发有为。

“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发愤时。

黑发不知勤学早，白头方悔读书迟。

”“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这些警策的诗句，大概都源于孔子这句名言吧。

生命有涯，学海无边，事业无限，仁人君子不可懈怠！孔子以身作则，惜时如金，求知若渴，废寝忘食，乐此不疲。

他说：“学习就像追不上别人一样着急，学了之后还唯恐忘掉了它”（“学如不及，犹恐失之。

”）；他说：“假我时日，五年十年来沉潜于易经之中，方可没有大的失误吧”﹙“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

”）；他说：“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他还说：“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矣”。

老师言传身教，弟子切实遵循。

孔子的学生子夏说：“每天都能懂得以前不懂得的知识，每月都能不忘掉已经学会的东西，这就可以说是好学的了”；“子路有闻，未之能行，唯恐有闻”。

千百年来，流传着许多雪窗萤火、悬梁刺股、发愤苦读的佳话，不管他们的学习目的如何，但其态度与精神诚可敬佩。

学习的求实性。

《论语》关于治学的求实性，可用“三要三不要”来概括。

一要真知，不要不懂装懂。

“子曰：由！诲汝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求知做学问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来不得半点虚假，因为真理是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认识、把握真理的过程是一个循序渐进、由浅入深，由相对真理逼近绝对真理的过程，如果在求知的过程中缺乏事实求是的态度，不知为知，不懂装懂，必然会与真理失之交臂，真理就会被我们的主观失误所屏蔽，从而无从发现真理，甚至导致谬误。

二要实学，不要夸夸其谈。

学习求知需要老老实实的态度，脚踏实地的精神，不能卖弄嘴上虚功、耍小聪明。

孔子说：“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为小慧，难矣哉！”夸夸其谈者，其意有二：一是以夸夸之谈来掩饰胸无实学；二是以夸夸之谈来哗众取宠，企博人知。

这都不是一个真正的学者应有的人品，也不是一个真正追求真理
的人应有的学风。

三要实用，不要装潢门面。

“君子学以致其道”，学习是为了“致道”，为了成就事功，而不是为了装潢自己，唬弄别人，自欺欺人。

针对当时浮躁的学风，孔子不无感慨地反复强调：“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

有真才实学、有真本事的人，是“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啊，何愁别人不了解自己呢，用得着夸夸其谈四处张扬吗？用得着装模作样故弄玄虚吗？是学以致道、学以致用，不是学以示人啊！
三、治学方法﹙一﹚知行统一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论语》把孔子讲的这段话作为开场白，足以说明它具有提纲掣领的意义。

就治学方法而言，这段话贯穿了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的各项内容，达到了知与行的有机统一。

学习的目的在于获取知识并运用于实践，而知识是通过书本资料、交流讨论、观察思考、实践体验等途径获得的。

学问思辨行五者是相互联系、辩证统一的关系。

学与问：学与问的关系，大家都应当非常清楚。

学问学问，要学要问。

做学问不仅要向书本学习，还要向群众学习，因为群众是实践的主体，向群众学习也就是向实践学习。

实践是一个不断发展、不断深化的动态过程，书本知识往往滞后于实践知识，再加上从实践知识到书本知识的转译过程中，难免存在信息失真的问题，所以直接向群众学习请教是做成真学问的不二法门。

这里的群众是些什么人呢？是专家、学者、学友、上司、同事、老百姓以及引浆卖瓜者流。

向社会地位高的人请教感到荣耀，向社会地位低的人请教就有些难为情，这个人性的弱点，孔子早有觉察，所以他告诫我们要“不耻下问”，“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省也”。

术业有专攻，隔行如隔山，不是社会地位越高学问就越高，不是一方面杰出就方方面杰出。

因此要广泛地向别人学习请教，把别人的长处作为自己学习的标杆，把别人的不足作为自己的醒木。

学与思：孔子谈到学与思的关系时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只学习而不思考就会迷惘无所得，只思考而不学习，疑问仍然解决不了。

这和康德所说的“感性无知性则盲，知性无感性则空”是一个道理。

笛卡儿所谓“我思故我在”还有一层意思，就是“知识不能脱离自我的思考作用而独立存在”。

因此学习与思考二者必须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收到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从知识到能力、由已知求未知的效果。

但是思考不能空穴来风，它是建立在坚实的学识基础之上的，所以孔子又说“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

学与辩：学而无友，则孤陋寡闻。

学习是需要交流讨论的，对待同一个问题，由于各人的学养、立场、角度、思维、情感、兴趣等不一样，给出的答案会不尽相同。

通过大家交流、辩论，事情就会越论越清，道理就会越辩越明，最后形成共识。

所以“有朋自远方来”交流讨论，于学习相当有益，当然是很快乐的事情。

孔子的学生子夏更是把学问思辨提到了“仁”的高度来说事，他说：“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仁人君子应该广泛地学习，坚守自己的志趣，多问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并且考虑当前的事情。

这里也体现了学、问、思、辩、行是高度统一的，不发不着边际的天问，不作遥不可及的空想，学、问、思、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在一个“行”字上，学习的目的在于运用、在于解决实际问题。

这也是李泽厚先生所谓儒家文化中的“实用理性”在治学上的具体体现。

学与行：就知与行的关系来看，学问思辨属于“知”的范畴，属于主观的东西，“行”则是主观见之于客观、客观通过“行”又反作用于主观的过程。

知导行、行证知，二者相互促进，统一于逼近真理。

孔子治学，不仅重视言传（讲授知识），而且特别重视身教（身体力行），所以他的学生子夏悟到了“行”里边的学问：“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

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

知行统一的观点，就是现代教育学中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现在正在运用这一原则来解决和处理教学中的间接经验与直接经验、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讲与练、学与用等关系。

《论语》提出“学-问-思-辨-行”的学习模式，陶行知先生倡导“教学做合一”的教育思想，现代教育强调人的和谐发展，着重知识积累、能力发展和实践创新。

由此可见，知行统一的观点纵贯古今、一脉相承。

﹙二﹚温故知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孔子这句话的意思，可以从两个层面上来理解：一是从具体的知识学科来讲，学习温习旧知识，从而获得新的理解，这样的人可以做老师了。

二是从综合素养特
别是历史知识体系来讲，温习过去，以预知未来，这样便可以做老师了。

这里重点谈谈第一个层面的意思。

为什么“知新”要“温故”呢？所谓旧知与新知，实际上是某种知识体系在一个人的头脑中反映出来的先知与后知的次序和已知与未知的部分，二者统一于学科的整体结构体系之中。

学习实践是已知和未知碰撞、融合、升华的过程，是一个由旧到新的不断积累、提升、发展的过程。

在具体的学科教学中，旧与新主要体现为先后次序，而不体现为矛盾关系；在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认识以及具体的实践活动中，旧与新不仅体现为先后次序，也可能表现出矛盾关系，因为随着认识和实践的深化，新知识完全有可能否定或扬弃旧知识。

当新旧知识表现为先后次序时，往往采用温故知新的教学方法；当新旧知识表现为矛盾关系时，就应采用破旧立新的教学方法。

对于一个完整的学科知识体系来说，新知识与旧知识都是整个知识体系的组成部分，事实上不存在优劣正误的问题。

所以温故与知新同等重要，都是为了对各方面知识的巩固和提高。

在现代教育学中，已经把温故知新作为课的结构写进教材，即一堂课包括组织教学、检查复习、讲授新教材、巩固新教材、布置课外作业五个基本成分，其中检查复习旧课、讲授新教材就是《论语》中所讲的温故知新。

﹙三﹚启发探索启发探索的教学方法，就是尊重学生学习的主体地位，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培养学生思维的的广阔性、深刻性和批判性，运用普遍联系的观点、系统论的方法去学习知识、认识事物、解决问题，从而对一类知识体系触类旁通，对相关知识融会贯通，从而收到事半功倍教学效果。

孔子作为中国古代的大教育家，特别注重学生求知的主动性、探索性。

他说：“不刺激便不能启发，不疑虑便没有发现。

指出桌子一个角，不知道还有另外三个角，我也就不再说了。

”﹙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

”）没有佛家那样的当头棒喝，弟子就难以开悟；没有“于无疑处见疑”的批判精神，就不可能获得真知产生新知；“举一隅不以三隅反”，这种启而不发的人，必是另有原因，因材施教、另寻妙法吧，启发式教学是金钥匙，但并非万能钥匙。

孔子说过嘛：“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

”他还说过：“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
孔子是怎样运用启发式教学的呢？《论语》里边记载了这样一段有趣的文字--孔子的学生陈亢（陈子禽）与孔子的儿子伯鱼（孔鲤）的对话：陈亢问伯鱼说：“你在老师那儿听到特别的教导吗？”伯鱼说：“没有。

有一次他独自站着，我快步走过前庭。

他说：‘学诗了没有？’我回答说：‘没有。

’他说：‘不学诗，就不善于讲话。

’我就回去学诗。

又有一天，他一个人站着，我快步走过前庭。

他说：‘学礼了吗？’我回答说：‘没有。

’他说：‘不学礼，不能在世上立身。

’我就回去学礼。

我就听到过这两次教导。

”陈亢回去后高兴地说：“我问一件事却有三个收获：听说了学诗的意义，听说了学礼的意义，又听说了君子不偏爱自己的孩子。

”
我们从这段对话中至少可以解读出如下几点信息：一是孔门弟子十分好学，惟恐老师“教一路留一路”，学不到精要的东西；二是怕老师偏爱自己的儿子，把绝招悄悄传给儿子而不传给别人；三是孔子授课的形式，除了集中弟子上大课或几个弟子像《公西华伺坐》那样集体讨论外，还把课堂延伸到课外，贯穿到平时的接触交谈当中；四是反映了陈亢是一个十分聪明的学生，他的思维富有广阔性，善于联想迁移，能“问一得三”，举一反三，是“启而能发”的人。

此外，孔子关于因材施教、愉快适性等治学方法的论述和运用，也非常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

《论语》中载有这样一段师生对话，从中可以看出孔子因材施教这一治学思想和教学方法的具体运用。

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

”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

赤也惑，敢问。

”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
面对“闻斯行诸”这样一个提问，孔子针对不同的学生作出两种截然相反的回答。

原因在于两个学生的性格特点不一样：“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孔子太了解人的个性差异了，“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啊，“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啊！联想到应试教育教材、教法、试题、答案高度统一于成千上万学生，无视学生个性心理特征，把生动活泼的教学活动搞成沉闷痛苦的工厂化、流水线生产，从而扼杀学生个性、泯灭创造才能的情形，不得不让人深长思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