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勰的文心雕龙

刘勰的文心雕龙

他在评论作家作品上也有不少独立的见解。对南朝文人非常推崇的曹植、陆机等作家，他就有一些不大相同的看法。他在肯定曹植、陆机的成就外，还指出他们文章中不少的疵病。

但是，也应该指出，他受儒家观点的束缚过深，对文学史上那些富于浪漫主义色彩的作家作品评价往往不够正确。在《辨骚篇》中，他一方面对屈原的成就有很高的评价，另一方面，由于拘守宗经六义的尺度，对屈原作品中利用神话故事、大胆想象的地方又有不正确的批评。《诸子篇》对《庄子》等书中某些大胆想象的寓言故事也斥为“踳驳之类”。他的文体论中，为了求全，甚至把和文学关系很远的注疏、谱籍、薄录等文体也收容进来，显得有些芜杂琐碎。相形之下，他对汉魏以来的乐府民歌和小说又几乎没有论述，偶尔提到一两句，也是抱轻视的态度。这些都是比较明显的缺点。

《文心雕龙》的理论对唐以后的作家批评家有相当大的影响。陈子昂革新诗歌标举“风骨”“兴寄”，杜甫、白居易论诗重视“比兴”，韩愈论文主张尊儒、复古，论学习古人应该“师其意不师其辞”，都是直接或间接受到他的理论的启发。清章学诚倡导“战国文体最备”的著名议论，实质上也是继承和发展了他《宗经》等篇的看法。至于刘知几、黄庭坚、胡应麟等著名作家、批评家的一般赞扬，就更难于列举了。

从西晋到宋齐，文学创作又经历了几次较大的变革，创作的经验和教训更加丰富了。在文学批评方面也增加不少的著作，所有这些，都为刘勰《文心雕龙》这部总结性的文学批评巨著打下了更充实的基础。

刘勰(466?-520?)，字彦和，祖籍东莞莒(今山东莒县)，世居京口(今江苏镇江)。早孤，笃志好学，家贫不能婚娶，依当时著名的和尚僧祐十馀年，博通佛教经论，还参加整理佛经工作。梁以后作过记室、参军等小官，并兼东宫通事舍人，深得太子萧统的器重。晚年出家，更名慧地，不久就死了。

《文心雕龙》是刘勰三十几岁时的作品，创作于齐代。他虽然早年就博通佛教经论，但从这部书来看，他前期的思想基本是儒家，他在《序志》、《诸子》、《程器》等篇中表述自己的人生观，也是“穷则独善以垂文，达则奉时以骋绩”的儒家观点。在《序志篇》里他说：“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文，六典因之以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详其本源，莫非经典。而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鞶帨，离本弥甚，将遂讹滥。盖周书论辞，贵乎体要；尼父陈训，恶乎异端。辞训之异，宜体于要。于是搦笔和墨，乃始论文。”这里，他说明了文章的政治社会作用，也说明了他写这部书的动机是为了纠正离开了经典本源的南朝的“浮诡”、“讹滥”的文风。他认为魏晋以来曹丕、陆机、挚虞、李充等人的文学批评论著，都是“各照隅隙，鲜观衢路”，“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溯源”，所以他觉得自己有责任来纠正这个根本性的缺点。但是他并没有一笔抹煞前人著作，他说：“及其品列成文，有同乎旧谈者，非雷同也，势自不可异也。有异乎前论者，非苟异也，理自不可同也。”这正说明他对前人言论的批判吸收的态度。

《文心雕龙》五十篇，包括总论、文体论、创作论、批评论四个主要部分。总论五篇，论“文之枢纽”，是全书理论的基础。文体论二十篇，每篇分论一种或两三种文体，对主要文体都作到“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其分体的详细，论述的系统周密，远远超过曹丕和陆机。创作论十九篇，分论创作过程，作家个性风格，文质关系，写作技巧，文辞声律等类的问题。其详密深刻，也远远超过陆机。批评论五篇，从不同角度对过去时代的文风，作家的成就提出批评，并对批评方法作了专门探讨，也是全书的精采部分。最后一篇《序志》说明自己的创作目的和全书的部署意图。这部书内容虽然分为四个方面，但理论观点，首尾一贯，各部分之间又互相照应。正像他《附会篇》说的：“众理虽繁，而无倒置之

乖；群言虽多，而无棼丝之乱。”其体大思精，在古代文学批评著作中是空前绝后的。

在总论五篇中，他阐明了全书理论的基础。《原道篇》根据《易经.系辞》的天道自然观念来说明文章“与天地并生”，“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是合乎“自然之道”的。“有心之器”所创作的美丽的文章，是龙凤、虎豹、云霞、草木等“郁然有彩”的“无识之物”的合乎自然的反映(在以后的《明诗》、《情采》、《物色》等篇里，他也继续发挥了这个道理)。但他所说的“道”，就是“形而上者”的“道”，是先天地、日月、山川而生的，主宰一切的客观唯心主义的神秘的最高观念。这个“道”，又是只有圣人才能领会的，圣人们“原道心”、“研神理”之后，就为人类写出了“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的经典，这就是所谓“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如果说他还有一点可取的话，那就是他还相信天道可以从圣人文章中得到阐明，没有走到“道”不可知的绝路上去。而且他这部书究竟是以论文为主，不是一部儒家唯心主义的哲学讲义。就全书的理论观点来看，《宗经篇》的意义显然比《原道篇》更为重要。他之所以强调宗经，有两重意义：第一，强调五经是后代一切文体的本源，例如赋、颂、歌、赞，都源于诗经。作家如能认识这个本源，就可以“禀经以制式，酌理以富言”。这种以五经为文章本源的观点虽然错误，但在论文体形式流变方面，也有其值得重视的地方。第二，是体会五经文章的精神风貌的特色，从其中引伸出自己的文学批评的原则标准。他说：“故文能宗经，体有六义，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直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这六义，包括文章从内容到形式的六点要求，每点要求他都指出了合乎经和不合乎经的两个方面，这就是他贯穿在全书中的对文章肯定和否定的最根本的准则。他认为文章只要符合以上六点要求，就算宗经了，可见他的尺度还是比较灵活宽广的。从这两重意义看，他的宗经是要求作家体会经典文章的精神和风格，不是叫他们呆板地模拟经典的形式腔调，更不是简单地抄袭经典的词句。所以他《辨骚篇》极力称赞屈原能“取熔经意，自铸伟辞”。《封禅篇》主张“树骨于训典之区，选言于宏富之路；使意古而不晦于深，文今而不坠于浅”。《通变篇》主张“名理有常，体必资于故实；通变无方，数必酌于新声”。换句话说，他是用“经”来指导“文”，不是用“经”来代替“文”。当然，从我们今天的观点来看，《文心雕龙》的价值决不在于他的宗经，而在于他在宗经的神圣外衣下所独立创造发展的一系列的文学批评的观点。他的观点，主要的有以下几方面：

(一)他初步地建立了用历史眼光来分析、评论文学的观念。用他的话说，就是“振叶以寻根，观澜而溯源”。在《时序篇》里，他首先注意从历代朝政世风的盛衰来系统地探索文学盛衰变化的历史根源。例如他论建安文学“雅好慷慨”的风格出于“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现实环境。论西晋时代，指出当时作家很多，但因为“运涉季世”，所以“人未尽才”。他最后的结论是“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原始以要终，虽百代可知也”。当然，他对社会历史发展的解释不可能不抱着唯心主义的观点，对文学兴衰原因的探索，也过分注意帝王和朝政的因素。但是在文学理论上他强调要从文学以外的历史现实的变化中来理解文学的变化，仍然合乎朴素的唯物主义的精神。在《通变篇》里他又系统地论到历代文风的先后继承变革的关系。他说：“暨楚之骚文，矩式周人；汉之赋颂，影写楚世；魏之策制，顾慕汉风；晋之辞章，瞻望魏采。摧而论之，则黄唐淳而质，虞夏质而辨，商周丽而雅，楚汉侈而艳，魏晋浅而绮，宋初讹而新。从质及讹，弥近弥淡。何则，竞今疏古，风末力衰也。”把《时序》、《通变》两篇结合起来，可以看出刘勰对文学史的发展过程是具有相当简要清晰的概念的。就每一种文体来说，他也很重视历史发展的追索。《明诗篇》对建安、西晋、宋初诗风面貌的变化，概括相当准确。《诠赋篇》对两汉、魏晋辞赋的盛况，也有相当充分的描绘。这两篇可以说是他心目中的诗史和赋史的提纲。甚至在《丽辞》、《事类》、《比兴》等论语言修辞的专篇中也有文学语言修辞的历史发展观念。由于他对历史事实有广泛观察和深入追溯，他对南朝文风的批判也就显得比较深刻有力，不让人感到是儒家观点的片面说教。这是他超过前代批评家的主要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