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历史指标的传染病

作为历史指标的传染病
饭岛涉
（青山学院大学文学部，日本国 东京都）
摘要：疾病是大家经常关心的大事情。

这是因为某些疾病可以导致人类丧失宝贵的生命。

这一点，无论东方与西方，而且即便是到了21世纪的当代也没有任何改变。

疾病的历史，可以称之为人类历史的主旋律之一。

但是，因何种疾病而导致失去生命，因时代与地域而异。

环境的变化会给人造成很大的影响。

而这并非自然与人的单纯的静态关系，也存在由于人的能动劳作活动造成（以农业上的土地开发为典型事例）的动态关系，比如疟疾和日本血吸虫病这类感染症的流行。

这类疫病可称为“开发原病”。

此外，城市化和工业化也是环境变化的因素之一。

城市化和工业化使得人的生活形态发生巨大变化，这成为结核等感染症蔓延的原因。

正是基于此，疾病就成为了历史的指标之一。

关键词：疾病；殖民地医学；帝国医疗；开发原病
中图分类号：K2 文献标识码：A
1、序言
对人类而言，疾病是大家经常关心的大事情。

这是因为某些疾病可以导致人类丧失宝贵的生命。

这一点，无论东方与西方，而且即便是到了21世纪的当代也没有任何改变。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疾病的历史，可以称之为人类历史的主旋律之一。

但是，因何种疾病而导致失去生命，因时代与地域而异。

正是基于此，疾病就成为了历史的指标之一。

人类患病是怎样的一件事情？所谓疾病，一般指因作为生物的人类的生理状态的异常而导致人体机能无法正常运转。

疾病包含数个类别，在这里，我们来探讨一下因被称为传染病病原性微生物与人类生活循环交错而导致的疾病。

这一类疾病包括痢疾、伤寒病、霍乱、鼠疫（腺鼠疫与肺鼠疫）等急性传染病与结核病等慢性传染病。

导致传染病发生的是痢疾菌等病原性微生物。

此类病原性微生物通过各种途径进入人体内就导致了疾病的发生。

霍乱是以水为媒介来传染的，但在传染病中，通过被称为中间宿主的媒介动物导致感染的情况也很多。

疟疾也属此类，疟原虫通过媒介体蚊子的吸血而进入人体内引发疾病的产生。

在这些传染病中，人们将某个时代人类大量感染的称之为瘟疫。

确认传染病的原因及传染机制，是在依次发现细菌等病原性微生物的19世纪后半期。

确认传染病成因的细菌等病原性微生物的存在，被称之为细菌学说的病因论的确立。

在此之前，存在过各种各样的病因论。

比如，malaria（疟疾）的语源是意大利语的“不良空气（瘴气）”，疟疾的引发原因，曾屡次用瘴气说来加以解释。

细菌学说的确立，使人类对疾病的认识与治疗方法有了深刻的变化。

伴随着近代西方医学的发展，通过杀灭病原性微生物进行治疗及预防传染的预防医学也发展了起来。

在此过程中，通过杀灭病原性微生物中间宿主来破坏传染机制，从而达到预防目的的医疗方式也开展起来。

通过服用奎宁来杀灭疟疾成因的疟原虫进行治疗，或者为了消灭媒介体蚊子而进行的水的治理，及DDT的散布等方法就属此类。

这是传染病与人类关系史上革命性的变革。

城市化导致的人口密度上升及工业化使得社会系统发生了变化，传染病的流行随之愈加严峻。

这是因为广义上的环境变化为病原性微生物的活动提供了合适的条件。

与工业化联系最紧密的是结核病，结核病更被称为“近代化的产物”。

不过，人类通过预防医学及环境的整治，成功地达到了抑制各种传染病的目的。

结果是，疾病构造——即人类感染何种疾病较多就有了变化。

大致来讲，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通过用种痘来抑制天花及整治上水道来抑制霍乱等对急性传染病的控制，到通过链霉素等抗生物质来控制结核等慢性传染病；再到对生活习惯病的控制。

这样，在改善营养条件的同时，人类的平均寿命急速延长，人类也经历了前所未有的20世纪的爆发性的人口增长。

这对社会及国家还有个人的生活造成的影响是无法估量的。

现在，人类对生活习惯病的控制给予了更多的关注。

但是，在世界各地疾病构造的变化是最近的事情，而且各地状况也并不一致。

而且，即使是在现在，营养不良与传染病依然成为人类死亡主因的地域也并不在少数。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疾病在作为历史指标的同时，也是揭示现代社会的指标。

那么，在中国社会，究竟何种疾病患病率最高？此类研究的展开刚刚有了突破。

在中国，疾病构造经历了从传染病到生活习惯病的发展变化，这一过程在20世纪的100年间曾经急剧展开。

本文拟以疾病的视角，特别是从传染病的角度来探讨一下中国的历史。

不过，传染病并不选择人或者地域。

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疫病史并不是在中国完结的历史。

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也只是世界史的一部分。

2、世界疫病史——“通过细菌统一起来的世界”
麦克尼尔（McNeil）的《瘟疫与人（Plagues and peoples），是探讨传染病的流行对世界历史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的古典。

这一学说中最具代表性的事例，是进攻过云南的蒙古军队将做为鼠疫菌媒介体的跳蚤与老鼠带到了中世纪的欧洲，从而引发了鼠疫的流行。

后来，西班牙将南部非洲殖民化的主角是天花。

未曾有过天花经验的南部非洲，由于从欧洲传来的传染病而造成人口大幅减少，最终成了殖民地。

反过来，在这一过程中，性病又从南部非洲传到了欧洲，几乎与其同时也在亚洲广泛传播开来1。

哥伦布之后的欧洲与美国的关系，是与在传染病的世界中传染病学的条件的均质化相伴随的。

Crosby将此称之为“哥伦布的交换（Columbian Exchange）”2，Le Roy Ladurie也用“通过细菌将世界统一起来”这一印象的表现来加以说明3。

McNeill及Crosby的生动的历史像，揭示了传染病史具有作为“全球史”的可能性。

在最近，生物学家Diamond也在对Crosby以来的传染病理解的基础上，绘出了更进一步的示意图4。

3、中国疫病的历史
毋庸置疑，从古代开始中国就发生了多次疫病。

随着欧亚大陆东西交流活动的不断展开，中国历史上的感染病从“哥伦布交换”之前就成为世界疫病史上的一部分。

在中国正史以及
1McNeill, W. H., Plagues and peoples, N.Y.: Anchor Press, 1976.
2Crosby, A. W., The Columbian Exchange: Biological and Cultural Consequences of 1492, Conn.: Greenwood, 1972.
3Le Roy Ladurie, E., Le territoire de l'historien, Paris: Gallimard, 1973.
4Diamond, J., Guns, Germs, and Steel, the Fates of Human History, New York: Norton, 1997.
地方志等史书中，经常会出现有关“疫”的记载，而且这种记载持续时间长，记载量也很庞大。

从某种意义上说，疫病在中国历史上是具有连续性的1。

很多人都认为现代中国医学是西方医学的替代品，是一种柔软的治疗体系，而实际上却是在治疗感染病的多次尝试中形成体系的。

此外，针对疾病的治疗方法也是多种多样的，诸如康复祈祷、休养、食物养生等，在这方面中国社会的积累是非常丰富的。

面对疾病的态度则体现身体观和文化。

对麦克尼尔来说，同样缺少中国史的“全球史”也是不完美的。

《瘟疫与人》在卷末记载了中国疫病发生的年表，该年表的出处是陈高傭的《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2。

McNeill通过对该书的翻译了解了中国疫病史的概要。

可以肯定地说，在如此长期的历史长河中能够确认疫病的发生是一件令人吃惊的事情。

陈高傭的《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一书将中国历朝历代的“天灾”分为水灾、旱灾、其他三类，将“人禍”分为内乱、外患、其他三类进行了整理。

疫病被收录在其中的“天灾”的其他一项中。

在“天灾”中除了水灾、旱灾外还有雹害、台风、蝗灾等，而疫病则常常被记载为“疫”。

疫病被认为是“天灾”，也是基于这种认识的存在。

佐藤武敏的《中国灾害史年表》3将陈高傭的工作进一步作了细化。

在这项规模宏大的作业中，佐藤武敏将正史中关于灾害的详细记载摘抄出来，凭借这些记载我们可以从宏观上对中国历史上发生的疫病有个大体了解。

但是，哪个时代发生了哪种疫病，那种疫病流行的程度如何，这些问题都还不甚明了。

在中国社会中，不论什么疫病都被笼统地概括为“疫”，因此要想弄清楚到底是哪种疾病是非常困难的。

曹树基从历史地理学的观点出发，认为宋元时期以及明末清初在华北地区发生了鼠疫。

例如在16～17世紀，华北地区有总计1000万人死于鼠疫，这对人口动态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4。

毋庸置疑，曹树基的研究主要着眼于McNeill与欧洲鼠疫的流行以及其对社会的冲击。

鼠疫主要有两大类：腺鼠疫和肺鼠疫。

其中，腺鼠疫是由于附着在老鼠、松鼠等动物身体上的跳蚤吸食人血后，鼠疫菌进入人体内感染发生的。

而肺鼠疫则属于飞沫感染。

欧洲流行鼠疫的时候，在中国鼠疫流行的可能性是非常高的。

但是这种鼠疫是否和欧洲流行的鼠疫是同一种类型呢？ McNeill的蒙古帝国媒介说的确是非常具有魅力的学说，但是中东起源说也对该问题有所触及，因此是无法对上述问题作出准确断定的5。

现在的一个参照点是20世紀后鼠疫的流行，但是1910～11年在满洲以及1917年在山西省（这次鼠疫是肺鼠疫）爆发了大规模的鼠疫，死者达数万人。

这就给我们留下了一个疑问，曹树基提及的“疫”究竟是不是腺鼠疫呢？
当然，中国从古代开始就爆发过鼠疫，这是毋庸置疑的，揭示这个事实的是伍联徳。

伍联徳出生于马来西亚的槟榔屿（籍贯为广东省新宁县），从剑桥大学毕业后，继续在欧洲各地进行研究，清末应召进入天津北洋陆军军医学堂，此后在满洲爆发肺型鼠疫期间，以清政府朝廷官员的身份致力于召开国际鼠疫会议，是世界闻名的细菌学者。

此后担任东北防疫处负责人。

曹树基查阅了伍联徳的研究成果后认为“疫”指的就是鼠疫。

其依据之一就是高死亡率。

但是，仅凭这个就判定“疫”就是鼠疫是缺乏说服力的。

总之，对“疫”作出准确的定义是非常困难的。

这是因为作为后来人，我们只不过是以现代的常识为基础，从过去的记载来对疾病
1张剑光《三千年疫情》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年。

2陈高傭《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上海：国立暨南大学丛书之一，1939年；后来上海书店影印，1986年。

3佐藤武敏《中国灾害史年表》东京：国书刊行会，1993年。

4曹树基“地理环境与宋元時代的传染病”，《历史地理》第12辑，1995年；“鼠疫流行与华北社会的变迁（一五八〇―一六四四年）”，《历史研究》第1期，1997年。

5村上阳一郎《鼠疫大流行―欧洲中世的崩坏―》东京：岩波新书，1983年。

作出判断而已。

而且所谓现代的常识，实际上是19世纪后半期细菌学说创立之后得以确认的知识。

疫病发生的机理并非如此简单。

一般来说，病原性微生物与人类生活的循环交错导致疾病发生的可能性是非常高的。

此外，战争、水灾、饥馑也常常是导致疾病爆发的重要因素。

中国人口动态总是不断重复着增加和减少的现象，汉末、唐末、宋末、明末等王朝交替时期人口总是会急剧减少。

王朝末期往往会发生战争或者天灾，而战争和天灾引起的饥馑又促进了王朝的更替。

以何炳棣为代表的历史人口学的研究表明，人口减少的主要原因是战争，其次为饥馑1。

但是一般来说，在战争中因为战争而病死的人数远远要多过直接战死的人数，另外也要考虑到由于营养条件的恶化而导致多种疾病流行的要素。

对于疫病史我们需要用更加复杂的视角来审视。

其中之一就是气候变动，温暖与寒冷的交替可能会左右植被以及疾病的发生条件。

另外重要的是，感染疾病的并非仅仅是人类，动物和植物的疾病也不能忽视。

因为如果农作物的疾病扩展的话，就会导致营养条件恶化，而食用以及用于耕作的动物大量死亡同样也会引发疾病的流行。

４、殖民地医学与帝国医疗
19世纪末，起源于中国的鼠疫在世界范围内爆发。

这次鼠疫发源于云南，属于腺鼠疫，1894年在香港流行，并以此为开端开始在全球爆发。

鼠疫在香港流行后，许多学者便开始在香港着手研究。

日本学者北里柴三郎即为其中之一，很快他便在发行至今的权威医学杂志《Lanset》上宣布发现了鼠疫菌。

但后来证明他的研究是错误的，而巴斯德（Pasteur）研究所的法国学者叶尔辛（Yersin）作为鼠疫菌的发现者则享誉全球。

于是，在搞清楚了感染病的原因以及机理后，人们开始采取一些诸如对患者进行强制隔离、预防接种以及整顿环境等积极措施，以断绝中间宿主2。

腺型鼠疫在20世纪初从中国沿海地区、台湾、日本、夏威夷传播到美洲，从东南亚传播到印度、非洲。

笔者认为，这次鼠疫发源于云南给了McNeill某种启发，从而让他得出中世纪欧洲爆发的鼠疫是通过蒙古帝国为媒介进行传播的。

导致腺鼠疫全球传播的背景为交通体系的发展以及人和商品的流动。

这是因为随着殖民主义的扩张，世界各地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

另一方面，人们开始用“清洁”和“不洁”来区分是否感染了传染病，这种观念引发了针对中国人的歧视性检疫以及限制入关等问题。

这个问题唤起了中国人的国家主义卫生观。

1910～11年，满洲又爆发了肺鼠疫。

当时满洲成为俄国和日本推行殖民主义侵略的焦点所在，两国均以推行抑制鼠疫扩散为借口，试图扩大对满洲的侵略。

对此，清政府召开了国际鼠疫会议，邀请了包括美国代表在内的多名外国代表出席会议，试图以此来削弱俄国和日本的影响力。

鼠疫的流行后来不再仅仅导致疾病的发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际局势的变动中，鼠疫也迎来了“政治化”的局面。

在这个过程中，清政府借鉴日本模式，对卫生事业进行了整顿，以期建立近代化的国家体制。

医疗以及卫生事业是推行殖民主义最重要的工具。

在世界各地的殖民地，许多医学家以及动物学家推动了传染病以及热带医学的发展（殖民地医学,colonial medicine），以此为基础，
1Ho, Ping-ti, 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P., 1959
2本节的以下内容主要参考饭岛渉《鼠疫与近代中国―卫生“制度化”与社会变迁》，东京：研文出版，2000年。

部分内容在饭岛渉“传染病与辛亥革命”（中文）中国史学会编《辛亥革命与20世纪的中国》（中巻），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一文中也有介绍。

在建立医疗、卫生行政的幌子下，殖民地统治得以强化(帝国医疗,imperial medicine)。

包括日本在内的欧美各国均试图对中国进行殖民侵略，这也是帝国医疗强行进入中国的过程。

为了对抗帝国医疗，中国开始着手建立卫生事业，中国的卫生事业是在应对鼠疫流行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

随着殖民地医学的发达与帝国医疗的开展，例如日本在推行对台湾和朝鲜的殖民地化的过程中，建立了传染病对策，所以医疗和卫生有时会被认为是殖民主义的功绩。

但是问题并非如此简单。

Arnold的研究成果表明，英属印度的公共卫生事业与殖民地主义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他确立了“身体的殖民地化（Colonizing the Body）”1这个明确的概念后，这已经成为殖民地主义研究中的广为大家接受的常识。

这样，热带医学的发达对欧美的亚非殖民统治以及日本对台湾的统治都给与了决定性的影响2，同时对英属印度的开发与饥馑、疫病的关系等都有很深的影响3，可以说，亚洲历史上疫病的真相也通过研究渐渐明了起来。

5. 在中国社会的死因
在中国社会，流行着哪些疫情，而这些疫情的规模又如何呢？腺鼠疫的流行被”政治化”，并给中国社会带来了种种影响，但是在人口动态方面却几乎没有造成影响4。

给人口动态造成重大影响的疫病是天花和霍乱。

中国在引进牛痘之前，就已经盛行使用发病的疮痂的人痘来进行预防了5。

20世纪初叶，在中国以城市为中心，也普及了牛痘治疗，并逐步抑制了天花的发病。

霍乱从19世纪初叶起在世界各地肆虐，它是起源于印度的感染症，经由东南亚传入中国，并在中国土著化，直到20世纪中叶前仍威力巨大6。

顺便提一下，霍乱在日本流行的势头也很惊人，19世纪许多人死于霍乱。

这种霍乱被称为“亚洲霍乱(Asiatic cholera)”，是一种致死率很高的霍乱。

众所周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全世界爆发了流行性感冒，导致了超过2500万人的死亡。

尽管可以确切地知道中国也发生了流感，但实际情况并不清楚。

通过与世界各地的流感流行情况进行比较，一般认为在中国有将近1000万人死于流感。

不过，笔者认为，这个数字过大，中国实际的流感死者应该在100万人左右7。

虽然可以认为进入20世纪后，由于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展，结核病成为重要的死因，但是实际情况并不明确。

这是研究史的一个空白。

中国开始进行疾病统计是在进入20世纪后的事情，并且只限于一部分大城市，无法进行覆盖到农村的全国层面的统计。

概观20世纪初叶以后的疾病统计资料，在中国肠伤寒和痢疾在死因中占的比例相当大。

在日本，19世纪末时已能在很大程度上抑制天花和霍乱，但防疫肠伤寒和痢疾仍很困难，能够抑制这些疾病要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由此我们可以认为，
1 Arnold, D., Colonizing the Body: State Medicine and Epidemic Disease in Nineteenth-Century India. Berk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2见市雅俊・斋藤修・肋村孝平・饭岛渉（编著）《疾病・开发・帝国医疗―亚洲医疗与疾病的历史学》，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2001年。

3肋村孝平《饥馑・疫病・殖民地统治―开发中的英属印度》，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2年。

4 Benedict, C., Bubonic Plague 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P. 1996.
5梁其姿《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台北：联经出版社，1997年
6余新忠《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
7 IIJIMA, W. (2003), ‘Spanish influenza in China, 1918-20’ in D. Killingray and H. Phillips (eds), The Spanish Influenza Pandemic of 1918-19, London: Rout ledge
在中国，痢疾、肠伤寒等感染症，加上战争、水灾等灾害以及饥荒，在死因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通过抑制了这些感染症，疾病的结构也发生了彻底的变化1。

6. 风土病的意义
作为历史考察的一项指标，必须对风土病（地方病）给予注意。

19世纪50年代早期，在中国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四川等长江流域以及广东、福建、云南等广大区域都流行过日本血吸虫病。

虽不清楚准确的患者人数，但在11个省1个特别市的373个县内蔓延着日本血吸虫病，推测的患者人数在3200万人以上2。

日本血吸虫病是一种见于日本、中国、菲律宾的血吸虫病，寄生虫以钉螺为中间宿主，通过皮肤感染人和牛等。

1904年桂田富士郎发现日本血吸虫，1913年宫入庆之助和铃木稔发现日本血吸虫的中间宿主是钉螺，因此病名前便冠以“日本”。

另外，在日本这类钉螺因为宫入庆之助而被称为宫入贝3。

我们不清楚日本血吸虫病究竟是从何时起出现的。

但是从马王堆干尸体内就发现了日本血吸虫，由此可以确认日本血吸虫病从很早就开始流行。

此外还可以知道，由于中间宿主是钉螺，因此这种疾病同水田等土地使用形态、环境有着很深的关系。

江南发生的日本血吸虫病的文献记录在明清时期有所增加，这一情况令人想起一个极其重大的研究课题，即江南开发——围田的形成——与日本血吸虫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

给日本的明清史研究潮流带来重大影响的历史研究，并标示着农学、工学、生态学等学科间交流的著作《中国江南の稲作文化―その学際的研究―》4，以及中国和日本的已有大量积累的江南农村社会史研究，几乎都没有对这个问题进行讨论。

笔者认为，由江南开发形成的围田，亦即人为的环境改变，是日本血吸虫病暴发的因素。

作为江南农村社会史的指标，日本血吸虫病也值得注目，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中国共产党政府为了抑制日本血吸虫病，进行了彻底的大众动员，使用填埋旧沟渠、开凿新沟渠的方法（土埋法），作为对策加以实行。

大众动员成为推进快速农业集团化的共产党政府的重点政策。

因江西省余江县在防治日本血吸虫病方面的成功，毛泽东在1958年写下了《送瘟神》一诗。

“华佗无奈小虫何”，“六亿神州尽舜尧”，日本血吸虫病是连中国医学史上最杰出的名医——华佗也束手无策的疾病，而神州的六亿人民皆如尧舜，通过土埋沟渠的办法攻克了它，毛泽东的这首诗盛赞了大众动员的成果。

实际上，由于这一对策的进展，长江流域等地的日本血吸虫病的确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抑制。

环境的变化会给人造成很大的影响。

而这并非自然与人的单纯的静态关系，也存在由于人的能动劳作活动造成（以农业上的土地开发为典型事例）的动态关系，比如疟疾和日本血吸虫病这类感染症的流行。

这类疫病可称为“开发原病”5。

此外，城市化和工业化也是环境
1 前述，饭岛涉《ペストと近代中国》补论、参照。

2 安罗冈一男《中国的日本血吸虫对策》《医学のあゆみ》第175卷第7号，1995年11月。

3一下关于日本血吸虫病的记述，参考饭岛涉<宮入貝の物語—日本住血吸虫病と植民地医学>田中耕司（编）《実学としての科学技術》（岩波讲座“帝国”日本の学知，第七卷），东京：岩波书店，2006年。

4 渡部忠世、樱井由躬雄（编著）《中国江南の稲作文化―その学際的研究―》东京：日本放送出版协会，1984年。

5饭岛涉《マラリアと帝国―植民地医学・帝国医療と東アジアの広域秩序》东京：东京大学出
变化的因素之一。

城市化和工业化使得人的生活形态发生巨大变化，这成为结核等感染症蔓延的原因。

换句话说，包括社会体系变化在内的广义的环境变化为病原性微生物提供了其活动所需的条件。

7、小结
“中国传染病史”是笔者最近15年来的研究课题，实际上研究顺利推进的疾病为数极少。

而且，这些还是仅限于相比较容易通过史料保存下来的鼠疫与疟疾等传染病。

可以说，疾病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各种影响，不仅仅是造成作为生物体的人类的死亡，更重要的是一种社会的政治现象。

现在，最吸引笔者的是日本血吸虫病。

本文所论及的传染病，除了天花之外，其它的对人类而言依然还是大问题。

1980年WHO 发布了天花根绝的宣言。

那是被称为彻底种痘的天花根绝计划的辉煌成果，人们曾经以为，通过医学的进步与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在不远的将来，有可能彻底根绝传染病。

但是，实际上已经根绝的只有天花而已。

现在，已经迎来了以HIV的出现为象征的新型传染病的诞生（新兴传染病）与结核病以及鼠疫等一度被控制住的传染病的复发的时代。

细菌学家吉川昌之介将此称为“细菌的逆袭”1，医学史家酒井シズ则称之为“瘟疫的时代”2。

而且，在2003年，源自中国南部地区的SARS出现了。

所幸的是，SARS的患者控制在了1万人以内，而死亡人数也控制在了1千人以内。

不过，SARS的政治与社会的影响都是巨大的，而且在心理上的影响到现在还在延续着3。

将来，随着环境的变化，扑灭类似的新型传染病与包括再兴传染病的各种传染病，将会非常困难。

不过，所谓传染病与人类的“共存”也正渐渐成为一般的认识。

日本血吸虫病，从1950年代开始到60年代，通过各种对策的展开在相当程度上得到了控制，在中国的江苏省也宣布过已经根绝。

但是，长江中上游及云南等的对策仍难凑效，现在，人们仍在担心日本血吸虫病传播范围的扩大。

其背景是在人民公社解体以后的中国农村，卫生行政有了松散的迹象。

而且，三峡大坝的建设也使人们更加担心其对血吸虫病传播所造成的影响4。

瘟疫是明了人类对环境造成了怎样的影响，反过来又从环境受到了怎样的反应的一个指标。

现在我关注的是，通过日本血吸虫病这种传染病，来长期关注中国的历史。

（南开大学博士生、青山学院大学交换留学生张英波译）Epidemic Disease in China as Index of History
版会，2005年。

1 吉川昌之介《细菌的逆袭——人类与细菌的生存竞争》东京：中公新书，1995年。

2 酒井シズ（编著）《瘟疫的时代》东京：大修馆书店、1999年。

3饭岛涉“SARS与中国社会：历史的展望”（中文）香港科技大学《华南研究资料中心通讯》第32号、2003年7月。

4 Allen G P Ross, Yuesheng Li, Gail M Williams, Zheng Jiang and Donald P McManus, Dam worms, Biologist, 48(3), pp.121-124, 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