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百年历史发展概论

中國近百年歷史發展概論

張偉國博士

緒言

我國有超過五千年的文字記述歷史，數千年來，經歷了數十次朝代興衰更替，國家多次從分裂到統一，又多次從統一到分裂。國勢興盛時，中國武力曾伸展至萬里之外，中國成為亞洲東部世界秩序的主導者，以「天朝上國」自居。四周國家部族向中國稱藩納貢，中原文化成為四鄰仿效的對像，所謂「四夷來朝」、「遠人賓服」，為後世的中國人留下光輝的歷史記錄。然而自從十九世紀中期以來，一百五十多年間，中國不斷受到來自東面海洋和北面西伯利亞平原的歐洲、美洲列強，和俄國、日本的侵略，屢戰屢敗，被迫割地賠款，外交上屈服啞忍，喪權辱國，淪為世界上的三、四等國家，被稱為「東亞病夫」。在列強武力壓迫底下，中國傳統的政治體制弱點顯露無遺，政府的管治威信一落千丈；西方列強衝開中國的貿易大門，以農業為主的傳統中國社會經濟受到掠奪、摧殘，廣大農村陷入困境。積弱不振和貧窮破落，使悠久深厚的中華文化，在競爭進取的近代西方商業文明面前，黯然無光。百多年的貧困屈辱，使中國人失去民族尊嚴和民族自信。

面對這不可迴避的亙古未有的困局，百多年來，中國一代又一代的有志之士，一代又一代的掌權者，甚至一代又一代的平民百姓，都試圖以自己的理想、自己的方法擺脫困境。當然，個人的要求與群體的願望有所不同；小集團、黨派的利害經常與全國的利害不一致，甚至互相衝突。每個人對當前困局有不同理解和觀點，對改變困局的理想藍圖各有不同，對未來的憧憬大有差異，因此不同時期、不同想法的人們從各自的處境、各自的願望出發，提出種種改革的方案，爭論不休，甚至勢成水火。好些有理想的知識分子，期望能一次過短期內改變中國困局，借外國經驗，改造中國。一旦掌握政權，落實改革，則往往限於各自的條件和能 力，限於各自的冀望和策略，限於現實的阻力，特別是列強的插手，不可能各方面照顧周全，使政局矛盾重重。然而現實形勢的變化發展，不會凝固於一個時空，等待所有問題處理妥當，以便改革，相反，老問題未解決，新問題接踵而來，改革者屢受挫折。中國近百年來國步艱難，實在令人痛心。

近五十餘年，中國經歷了國家民族的全面整合，外國勢力排出境外，初步形成國家獨立自主的基礎。在這基礎之上，中國人在坎坷的道路上逐步衝出困境，正朝向富強之路邁進。作為二十一世紀的中國知識分子，我們有需要認識國家民族的過去，特別是回顧這百餘年的艱辛痛苦歷程。當然，回顧歷史，並不是為了追究前人的責任，責備中國文化的落後醜陋；也不是為了嘲笑前人面對困局而無可奈何，或虛張聲勢，甚至張惶失措的窘態；更不是以揭露前人的私隱，取笑失敗的歷史人物。回顧歷史，其實是試圖探求中國變革瓶頸之所在，從錯縱複雜的史事中疏理出中國面臨的困境，以較廣闊的視野審視這段令人痛心的歷史，為中國邁向未來增加經驗教訓，提高民族的自省更新能力。

第一節

研讀中國近代史的原因和方法

為甚麼要學習歷史？歷史知識有甚麼用？這都是歷史學生經常遇到而難於解答的問題。事實上，歷史不是一門職業技能學科，不容易為學習者帶來即時經濟收益，因此對於個人來說，歷史知識可以是無關重要。然而，歷史是國民教育的一部分，甚至是非常重要的部分。歷史的其中一個重要意義，是社群集體記憶的重要內容，任何社群，小至家庭，大至國家民族，其成員都有需要知道群體的往事，以增強成員對群體的歸屬感，和互相團結。試問，如果美國人不認識華盛頓、林肯、肯尼地，不知道「五月花號」、「獨立戰爭」、「南北戰爭」、「九一一事件」，還算是有國民意識的美國人嗎？同樣，如果中國人不認識孔子、唐太宗、岳飛、孫中山、毛澤東，不知道「三國鼎立」、「滿清入關」、「辛亥革命」、「抗日戰爭」，還算是有國民意識的中國人嗎？缺乏國民意識的國民，在國家民族的危難關頭，會共赴患難嗎？在殖民地時代，香港的學校教育，不重視有關中國的知識，對中國的歷史和文化認識膚淺。以至不少香港青年對中國缺乏歸屬感，因無知而產生誤解、蔑視、抗拒。香港回歸中國，教育工作者有需要重建香港人對中國的集體記憶，引導香港的青年重新認識祖國，增強他們認同國民身分，歷史、特別是中國近代史，是重要的一部分。

當然，每個人對接受歷史知識的需求和態度並不一樣：有人希望知道一些歷史故事，例如宮廷鬥爭之類，衍化為小說戲曲，作為茶餘飯後的談資；有人希望直截了當地獲得某事件的權威判斷，釋其內心疑惑，或作為評論、批判歷史人物事件的依據；有人希望知道事件的前因後果，分析事件的發展及影響。傳統中國士大夫，則認為前人的行為，可作今人的殷鑑，即所謂「以古為鑑，可知興替」；或借歷史的經驗教訓，作為推行道德教化的教材，即所謂「別善惡，寓褒貶」。總之，原因可以有很多，這些都是其中一二，也有可能有人純粹因為興趣而學習歷史。但無論如何，盡量求真，不隱惡，不溢美，不無中生有，不妄作推斷，不以現代人的能力強求前人，都是嚴謹的治史態度。要成為高水平的史學工作者，必須有堅實的歷史基礎知識，以中國近代史而言，至低限度，要熟悉重大事件的始末，瞭解事件的時、地、人關係，主要參與者在事件中的作用；熟悉重要歷史人物的生平及人際關係；善於找尋、蒐集、解讀、分析及運用歷史資料。當然，知識愈豐富，治史的能力愈高。

學習歷史並非簡單地從書本中，或從學者口中獲取標準答案，而是學會找尋資料，鑑辨資料的可靠程度，利用可信的、有用的資料，探索、分析史事，建立自己的歷史視野，提高自己對事理的分析、判斷能力。前輩史學家黃仁宇指出：「歷史學不專恃記憶，它本身也成為一種思維的方法。」當然，對於初學者來說，自己找尋史料，鑑辨史料的真偽及可信程度，如何掌握及充分利用史料的作證能力去瞭解史事，未免過於艱難，初學者認該先掌握近代中國歷史發展的基本脈絡，認識重要史事前因後果和發生經過，認識重要歷史人物，政治黨派、人物的活動，建立堅固的歷史知識基礎，更進一步增強你的思維能力。

歷史雖然應該包涵人類的全部活動，範圍廣闊，舉凡政治、經濟、文化、制度、宗教、社會、

以至器物、工程等，都是歷史的重要部分，但由於政治經常支配了國家、社群的集體活動，因此自古以來，無論中外，都把政治史作為歷史記述的重心。一些政治的當權者為了確立其權力的合法性，為了強化其管治威信，不惜歪曲歷史，美化自己，醜化政敵，中國古代稱之為「穢史」。近代中國政治動蕩不安，政黨、軍閥爭權奪勢，當權之後為了控制言論，往往只許按照該黨、該當權者的立場記述歷史。長期以來，中國大陸和臺灣的近代史著述，都因執政黨的操控而有嚴重的偏頗。以抗日戰爭為例，大陸方面強調共產黨領導抗日，而國民黨退縮一隅，掠奪資源，保存實力；臺灣方面則強調國民黨領導抗戰，共產黨在農村煽動民眾，擴充地盤。類似的記述，污染了歷史真像，誤導聽受者。幸而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由於兩岸兩黨的敵對狀態逐漸化解，昔日的恩怨隨著上一代政治領袖的逝去而漸泯，數十年前的機密資料檔案逐漸解密，加上新的視野，新的方法，史學工作者正逐步描繪更符合真貌的中國近代史。

那麼，究竟誰真誰假？誰是誰非？對史事的記述和評論是否有標準答案？請先不要急於下定論。歷史的學習者必須有以下的概念：所有歷史記述（包括當事人的口述、各種傳聞、著名學者的論著）都是一種說法而已，不可能沒有缺漏，很有可能只是史事的一角，甚至只是史事的表像，因此所有記述都不會全面；記述者可能因為錯誤觀察、錯誤理解，因為疏忽，因為偏見，因為宣傳，因為維護某方面的利益，因為打擊政敵等原因，而有意無意地作出偏差的、不正確的記述、評論。歷史學習者不應該無條件地相信任何記述者的陳述、判斷和評論，除非有可靠的資料作為取信的佐證。梁啟超的《戊戌政變記》強調維新派的憂國憂民，他 們的政敵則被描述為誤國害民；孫中山先生的《倫敦蒙難記》中，記述被捉入清朝駐倫敦使館的過程，疑點重重。梁啟超、孫中山都說假話嗎？不一定是假話，他們只是選擇說對自己有利的話。那麼，後人記述和評論「戊戌維新」和「倫敦蒙難」，不能單憑兩位當事人的著述，必須找尋更多其他方面的有關史料以資佐證。近代中國人對於變法圖強，寄存厚望，因此對於歷史上的變法，都持肯定態度，例如北宋的王安石變法，幾乎受所有現代歷史教科書的讚揚，而所有反對變法的大臣，都被稱為「保守派」，「保守」在現代人觀念中，含有貶義，然而好些王安石的重要變法助手，被宋朝人視為「奸臣」。假如簡單地判斷變法是好事，反對變法是壞事，便不是學習歷史的正確態度。

第二節

「近代」在中國歷史中的地位

中國數千年的歷史過程中，時勢難免有盛衰，國力難免有起落，那麼，近代中國歷史，有甚麼獨特之處呢？有人認為，自從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中英鴉片戰爭爆發，一百多年間，中國處於「前所未有的變局」，從「萬國來朝」的「天朝上國」變為任列強宰割的三、四等國家。近代中國歷史，為中華民族留下不可磨滅的、令人痛心的記憶，因此這百多年間的歷史顯得特別重要。然而，中國數千年歷史中，「前所未有的變局」實在不少，難道秦始皇帝統一天下不是前所未有的變局嗎？難道宋室南渡不是前所未有的變局嗎？難道滿清入關不是前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