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社会热点事件

公民评级荒唐公权滥用可怕

当你的私生活、道德、信用记录，你的一切一切信息，都被政府的征信机构量化打分，将公民个人评为ABCD四个等级，还不管你同不同意、乐不乐意，就将你的名字、住址、诚信记录以及被加分、扣分的原因，通过网络广而告之，并在未来的入学、就业、提干、福利待遇上分出三六九等来。遭遇这样的社会管理方式，你会是什么感觉？

这发生在江苏睢宁县，发生在今天。去年底，这个县创造发明出史无前例的“良民”评级，将每个公民私人生活的各个方面引入大众信用征集系统，并从今年1月1日起实行。迄今，已有数千条不良信息被连名带姓地在网络和刊物上公示，公民被按道德等级分成四等，A级优待，C级、D级公民将在各方面被严查。也许，这样做的出发点也不错，但问题在于，不是想法“正义”，就能事情“正确”。事实上，这是明显有违法治精神的公权滥用。

实在痛心，宪法赋予每个人的平等权利，居然就成了睢宁当政者手中随心所欲的赏赐。“良民”与“刁民”的评判标准，就牢牢掌握在当政者垄断的话语权上,差不多就是在暗示：甭想打什么上访、告状、网上举报的主意，我有的是治你的办法。在这样的“政府给百姓打分”的制度下，究竟还有多少人敢“讲真话”？只怕几个回合下来，良民、刁民，统统都成了顺民、愚民。公权对法律的践踏，“公仆”对“主人”的冒犯，竟明目张胆至如此地步！试问，这样的“公仆”，该入几等？

“千万存款不够养老”是否危言耸听

日前，北师大金融研究中心一教授发表文章，称一线大城市的居民，如果到2027年退休的话，预备1000万元养老恐怕也不够。（《广州日报》4月7日）言辞一出，板砖横飞。应该说，这种言论有其合理性，也有不妥之处。说其有合理性是因为，在当下，对不少人来说，100万元乃至1000万元的确是天文数字，但是，按照现在的经济增长速度以及国家的发钞速度，以2027年退休为计，一二十年之后，100万元乃至1000万元的确并不是什么惊人数字，不妨试举一例：上世纪80年代末，关于房地产价格，《人民日报》有这样一则新闻评论，“北京最近提供2万多平方米住房，每平方米1600元至1900元。若买两居室，少说也要6万多元。一名大学生从参加工作起就日日节衣缩食，每月存储50元，已是极限，100年才能买上两居室。”（《人民日报》1989年2月20日第2版）显然，在当时的北京，6万多元对人们来说是天文数字，但如今，6万元对大多数人来说都不足挂齿。当然，在当时的北京，6万元能买到一套两居室，但如今最多只能买两三平方米。以此观之，20年、30年之后，100万元、1000万元并非高不可攀，到那个时候，居住在类似京、沪、深这样的一线城市，要体面地养老，确实需要100万元甚至1000万元。经济发展再迅速，也不可能每个人都有百万存款、千万存款，“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教、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应是每一个老人的归宿和依托，因此政府应该在社会保障上加大投入，对社保体系进行科学设计，以捍卫公平，让国人老有所安。

周洋的实话困境与权力的无边界意识

4月7日，长春市政府为冬奥会冠军周洋举行庆功会。当领导问周洋“还有什么困难”时，周洋回答：“我父母还没有工作！”领导当即表态：“相关部门的领导都在这里，可以解决一下。”(4月9日《新华网》)周洋这次的“真情流露”又惹出了风波，质疑批评声纷纷。如有论者说，这让支持她的网民心凉，还有网民直接批评周洋这是“邀功”，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更有人指出，荣誉并不能成为拉关系走后门的工具。但让我十分不明白的是，面对“还有什么困难”的问询，诚实回答出“我父母还没有工作”难道有错吗？这是一种不加任何雕饰的“天真”而诚实的回答.正如有论者所言，权力不能突破制度的约束，不能肆意解决他想解决的一切问题，即使是主政一方的大员.于是不合理的或者说是不甚正当与公平的权力解决方式，让公众将炮火转移到了周洋的诚实身上。反过来，通过这种舆论反应也可以看出，公众已经习惯了权力的大包大揽、无所不在，甚至视为理所当然。比如为亲属安排个工作，但是对于说真话却显得很不适应，好像就应该礼节性回答、说点官话，这是一种莫大的悲哀……从周洋身上，我们看到了现实中实话的困境，看到了毫无边界意识的权力，看到了风波背后对无处不在的权力和不公平的可怕“习惯”与麻木，它们相互影响。但是，诚实才是社会的良心，有边界意识的权力才是善治的根本。

“不受欢迎黑名单”隐喻权力洁癖

4月15日，深圳市公安局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相关消息指出，有7类人员被列入了“不受深圳欢迎黑名单”，他们都不能办理居住证，包括违反《信访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越级非正常上访的人员。(《广州日报》4月16日) 问题的根源在于：公权部门有没有权力、有没有资格给公民贴上“不受欢迎”的“标签”，其正当性何在？首先，“不受深圳欢迎黑名单”的逻辑，显现了权力者的自我偏好。如把越级上访的人员归为“黑名单”，就是把这些公民当成了权力者的“敌人”，而不是权力者同样应服务的对象。要知道，上访者和其他公民一样，都有权利得到权力者的公共服务，而权力者没有资格拒绝这些公民的服务要求，否则，就是一种责任的推卸。

其次，“不受深圳欢迎黑名单”是权力者自负的产物，从本质上说，更是一种逻辑的颠倒。在他们的眼中，公民没有选择的权利，不能说“不”，否则，就只能接受“不欢迎”的后果。殊不知，权力者只有接受公民监督的义务，而没有把公民分成三六九的权力。——权益无处伸张和诉求无法保障，更遮蔽了权力者卸责的现实。

最后，“不受深圳欢迎黑名单”的出炉是公权的习惯性冲动，从本质上说是权力洁癖的病态所致。比如权力者不是从扩大公民声音表达、保障公民利益诉求的角度来看待上访者，而是认为上访者影响了城市形象，制造了社会不稳定因素等。把上访者推到了社会的对立面。

我们要认识到，社会是个有机体，有各种各样的声音表达，有各种各样的公民存在，这些都是社会的常态。所以，公权部门“标签化”对待公民背后的多重错位，“黑名单”隐喻的权力洁癖本质，应得到足够的警惕。

官话尚且禁忌林立，真话稀缺实属正常

日前，湖南省双牌县政协委员、县委办副主任胡佐军大会发言因涉及当地招商项目使当地的县委书记郑柏顺不高兴，由此被迅速停职。当地人称，书记生气的原因或是因为胡佐军发言调子过高，讲话口气像书记。 (4月20日《信息时报》) 胡佐军因言惹祸，是因为他的发言犯了官场的禁忌。说实话，被有些人认为的很有水平，既指出存在问题又提出建议的发言，在我看来，不过是一些相对来说更加华丽的官话而已。之所以惹怒了县委书记，最有可能的原因是，因为他的发言内容是该县县委正在实施、确定实施和准备实施的决策部署，这些内容不应作为个人发言，而应由县委书记在全县更高规格的会议上以重要指示的形式发表出来。当事人最大的失误就在于，迎合领导的发言达到了甚至超过了领导将来指示的高度，由于对官话言说分寸的禁忌没有很好把握，以至于弄巧成拙。

“50%奢侈品消费系送礼”戳穿炫富泡沫

根据贝恩咨询公司近日发布的报告，2009年中国奢侈品市场增长了近12%，占全球市场份额的27.5%———不过媒体发布这个报告时还透露了另一个机构的报告，2009年中国市场50%的奢侈品消费主要由“送礼需求”构成。(4月20日《中国经济周刊》)也就是说，中国人50%的奢侈品消费不是自己消费，而是为了送礼，为了取悦别人。

奢侈品大礼送给谁呢？当然是掌握着资源分配权力的人，烧钱买奢侈品送礼者非常理性，这是一种很划算的投资，他们能通过送奢侈品从掌权者那里取得十倍百倍的回报。权力垄断着资源分配，这是一种必然会出现的媚权现象。关于奢侈品，前几年媒体报端一直充斥着类似的报道，什么“中国已成奢侈品第二大消费国”，调查数据戳穿了这个炫富泡沫，不是我们最有钱，而是我们这里的权力最牛。由于权力的绝对地位，不仅是奢侈品，这个社会中所有最好、最昂贵的东西，首先都会拿去满足和孝敬权力。天价月饼。天价香烟等等。天价的标签，是为了送礼的方便，也是为取悦权力的审美。

有多少“株连”可以重来

山东聊城东昌府区政府采用“株连”公职人员的手段，促使村民签订拆迁协议。这种感受或震撼似曾相识。原因在于，让我们一次次见识了某些权力的暴戾，也一次次刺痛着我们敏感的神经。无论如何，“株连”都是既不合理又不合法的事儿，说白了无异于恃强凌弱、要挟公职人员或是普通公民，势必会影响单位和政府部门的公信力，也是对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公然“挑战”。

某教师超生其同事被扣第十三个月工资、弟弟不拆迁不让哥哥建新房、个别户主拖欠暖气费停止集体供热、妻子被炒“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