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古藏文_汉文本_十二钱卜法_比较研究_张福慧

敦煌古藏文、汉文本《十二钱卜法》比较研究

张福慧，陈于柱

（天水师范学院图书馆，文史学院，甘肃天水741001）

摘

要：敦煌藏文本《十二钱卜法》在继承汉文本占卜模式的基础上，又从适应吐蕃传统信仰、凸显族群

本位的取向出发，对汉文本进行了改编。此过程发生于吐蕃统治时期的可能性绝大。受苯教向敦煌地区渗透的影响，藏文本《十二钱卜法》呈现出强烈的苯教色彩。但在敦煌苯教深受佛教排挤以及佛教对苯教文化有所融摄的背景下，流寓敦煌的吐蕃苯教师、敦煌佛教僧人均有可能成为藏文本的创编者与使用者。敦煌藏文本《十二钱卜法》兼具汉族数术文化与吐蕃宗教习俗的多元特质，从一个侧面上映现了吐蕃时期敦煌社会不同族群、宗教间对立与融汇交错互动的历史图景。

关键词：藏汉文；

《十二钱卜法》；敦煌；族群；佛教；苯教

中图分类号：G2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351（2010）03-0069-04

收稿日期：2010-04-14

作者简介：张福慧（1975-），女，陕西紫阳人，天水师范学院图书馆助理馆员，硕士。

敦煌遗书中保存有多件题为《十二钱卜法》的占卜书，由于此类典籍为唐宋史志目录所未载，故敦煌本《十二钱卜法》在文献学与数术史领域中均具有重要研究价值。尽管马克·卡林诺斯基

[1]194-195

、

黄正建先生[2]23-25曾相继对汉文本《十二钱卜法》相关问题进行过探讨，但这一卜书的研究余地仍然较大，特别是近期陈践教授对英国大英图书馆印度事务部庋藏敦煌古藏文《十二钱卜法》

（I.O.ch.9.II.

68）的刊布

[3]1-9

，使该卜书古藏文、汉文本的比较

研究成为可能。考察其间的异同，不仅有助于《十二钱卜法》内容构成等细节问题的厘定，而且可以为研究吐蕃统治时期敦煌地区蕃、汉族群关系与社会风貌提供具体而微的认识。

一、藏、汉文《十二钱卜法》之比较

古藏文本《十二钱卜法》学界目前释读出两件，编号分别为P.T.1055[4]92-94、I.O.ch.9.II.68，其中前者前后均残，后者则首尾俱全、内容完整。汉文本《十二钱卜法》主要有S.813、S.1468、S.3724、

S.5686、S.11415五件，或前残、或后损，无完全者；其中S.11415是S.3724所缺的左下角，两者可缀

合。下面根据文书内容将两者逐项比对，以详细考量彼此的区别与联系。

首先是序言。

《十二钱卜法》的藏、汉文本中

均载有序言，但侧重点各有不同。I.O.ch.9.II.68在序言中主要介绍卜法的由来与所用卦具，其文称

“天之初，神子贡子（孔子），将道与众多经典汇集定夺，圣神国王李三郎（李隆基）于坐骑上久思后定下卦辞。此卦于未来牢固，于当今灵验，卦具为：焚香献供，松儿石、玛瑙一对、雕翎箭一支、青稞一升，额有白点山羊不可缺少，卦具齐全最为灵验。”汉文本序言有异于此，多将《十二钱卜法》依托于李老君、

《周易》，同时亦无上述卦具，着

重强调卜法的规则、占卜事项等，如S.3724v 载：“李老君周易十二钱卜法一本，缦为阴，文为阳，阴仰阳覆，老子易卜之法，用钱十二文掷着盘中，看文缦即之（知）吉凶，万不失一。”S.1468则言“十二文，睹其卦文缦吉凶，□□失一……占病、鬼祟、辞讼、系狱、嫁娶、逃亡□□为事”。可知敦煌地区的《十二钱卜法》至少有托名孔子或老子的多种版本，足见其流行。在接下来的占文中，《十二钱卜法》的藏、汉文本大致相同，均是从一文十一缦起始，但在内容与详略上不尽一致，具体如下：

其一，汉文诸本最多只能凑出十二组占辞，均缺“无文十二曼”，所以黄正建先生曾提出“有可能原本就没有无文十二曼，所以开头就是一文十一曼……当然这只是推测。”黄正建先生的谨慎不无必要，因为I.O.ch.9.II.68记载的第十三组占辞即为“十二枚铜钱全为曼，日落西山之卦。地干之卦。王系绝嗣之卦。损耗鬼瞪眼之卦，行仪轨也难扭转。此卦卜何事皆凶。”这说明完整的《十二钱卜法》应该有包括“无文十二曼”在内的共十三组占辞。

2010年5月天水师范学院学报

M ay ，2010第30卷第3期Journal of T ianshui Normal University Vol.30No.3

其二，占文的结构顺序。汉文诸本一般是按照“几文几曼——

—卦名——

—卜问事项——

—禁忌——

—厌禳”的程式展开；藏文本与之基本相近，但缺少对时间与行为禁忌的规定。此外，汉文本一方面特别注重对“文曼”的说明，多将其依托于《周易》，并载有相应的卦名与卦象；另一方面在构成文曼的卦名上采用八卦之说，并以两卦的五行生克关系作为其后吉凶征兆的基调，如S.813记“噬嗑（注：其后为对应之卦象），易曰九文三曼，震火木之卦，宜合相生，身吉。忧患差，所求如意。诉讼得通，占病不死。岁犯灶君丈人，求之得差。系者得出，行人来至，宅舍可居，宜子孙，田蚕大得，月忌六月八月，大吉利。”藏文本与此不同，一般直接叙述几文几曼和吉凶情况，同样以“九文三曼”为例：“九枚铜钱文（余为曼），此为国王卦。闻佳音。心想事成。获如意财。此卦卜问何事皆佳。”（I.O.ch.9.II.68）同时在卦名上依次采用的是诸如“太阳从山间升起之卦”、“人卦”、“土、金卦”、“天方八部之卦”、“哭卦”、“水、金卦”、“贫穷鬼及地下尸鬼作祟之卦”、“水木卦”、“国王卦”、“日月刹时同升之卦”、“千日普照卦”、“日落西山之卦”（I.O.ch.9.II.68）等具有明显吉凶象征的称号。

其三，占文的内容。汉文本《十二钱卜法》的卜问事项主要有出行、占病、辞讼、系狱、嫁娶、逃亡、田蚕、移徙、葬埋、宅舍、求官、兴生等；藏文本除没有“田蚕”、“求官”外，其余和汉文本大致相同，另外还增添了“卜问妖魔”、“卜问怨敌”、“卜问有无迫害”等新的内容。汉文本所涉及的神鬼一般出现在有关祟因和禁忌的描述中，如“易曰一文十一缦……行人稽留，病者困，祟在北君灶神……月忌八月十一月，日忌子、午，妊身生女，宅舍不安，盗犯土公，有犬缩鼻返耳，急宜解之，无凶大吉。”（S.3724、S.11415）具体有灶神、土公、赤黑色鬼、丈人、青龙、木神、树神等。这些神鬼在藏文本中均未记载，藏文本中的鬼神主要为女妖、地方妖魔、男妖、饿小鬼、破败魔障与红妖精、挟嫌鬼与厉鬼、战神、损耗鬼、帝释天、地仙桃郎。可见汉文本侧重神衹、藏文本侧重鬼怪。同时，藏、汉文《十二钱卜法》虽都强调要对不吉事项加以厌解，但其方式各异：汉文本要求“急宜解之”或“急解除吉”，但并没有介绍具体的禳厌之法，显得比较笼统；藏文本则非常明确地说明“行仪轨”是其主要的厌胜途径。

通过以上比较可以看到，敦煌藏、汉文《十二钱卜法》的结构组成与占卜方法彼此十分相近，但在占文内容方面则有着明显的差异。陈践教授业已指出P.T.1055、I.O.ch.9.II.68极可能都是以汉文本《十二钱卜法》为底本。虽然囿于材料的限制，我们暂无法确知藏文本《十二钱卜法》的抄译究竟是在敦煌、还是在吐蕃境内进行的，但考虑到唐宋之际敦煌蕃、汉文化交流的密切性，特别是在占卜数术方面，敦煌藏文本P.t.127中的《推十二时人命相属法》、《人姓五音归属法》即是在归义军时期的敦煌地区根据汉文本编写的[5]157-160，因此P.T.1055、I.O.ch.9.II.68在敦煌或周边区域编译的可能性极大。

二、藏文本的抄写时间与背景

关于藏文本《十二钱卜法》的抄写时间和背景问题，有两条线索可供参考：一是书写用纸，I.O. ch.9.II.68的情况陈践教授未予说明，P.T1055是“首尾残缺。纸张被弄碎。已加厚。”[6]140据日本学者高田世雄先生介绍，厚型纸张是吐蕃统治时期所特有的，在其他时代则没有发现[7]49，据此P.T1055可确定为吐蕃统治时期的作品。二是藏文本对汉文本的改编取向。从P.t.127来看，归义军时期藏文占卜书对汉文占卜书的抄译，尽管也存在为适应吐蕃社群需要而加以改造的动机①，但在神灵信仰和禁忌观念方面触动不大，汉文本中的五帝、北斗七星官神、行为禁忌、五姓归属等基本被藏文本完整地继承下来，体现着对汉文化及汉族族群的认同。而藏文本《十二钱卜法》虽继承了汉文本的行文结构与占卜方法，但却以吐蕃民族信仰中的神鬼全面取代汉族神衹，其中尤以“战神”和“地仙桃郎”突出。作为吐蕃古老信仰，战神既可以是人的保护神，也可以是部落保护神[8]33，敦煌藏文本vol.55.fol.6《占卜书》记载有“问家人与寿数，往昔富而后贫，由于诸战神与祖神护佑，往昔地位低，如今会高升。”[4]108据王尧先生介绍，地仙桃郎是一种类似狐仙之类的地仙，P.T.1047《吐蕃羊骨卜辞》多次强调桃郎对人的危害性，如“有两恶人合伙而来之兆。问鬼魔，有鬼、地仙桃郎、败家鬼、鬼王、死鬼……妖魔、精灵、桃郎地仙结伴。若问敌，与敌和桃郎地仙相遇……魑魅鬼、地仙桃郎、地仙登保四者一起来害。”[4]79-94I.O.ch.9.II.68《十二钱卜法》对昴星吉凶征兆的添加和描述亦能说明藏文本的改编取向。“昴宿”在中国古天文学中比较特殊，因位处二十八宿中的西方七宿，所以被古代天文星占称作“胡星”，经常用来代表胡族群体，《隋书·天

①如P.t.127《推十二时人命相属法》在命粮的重量上改用蕃克、蕃升为单位，月份禁忌以四季的孟、仲、季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