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韦伯：政治作为一种志业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 1864-1920)，德国学者，与马克思、涂尔干齐名，并列为现代社会学的「奠基者」。

他不但是当代西方有影响力
的社会科学家之一，也是现代文化比较研究的先驱人物。

历任柏林、弗莱堡及海德堡等大学教授，曾主编Archiv fur Sozialwissenschaft und Sozialpolitik与Grundriss der Sozialokonomik。

一生著述甚多，以《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宗教社会学论文集》及《经济与社会》等最为脍炙人口。

馬克斯‧韋伯
(Max Weber, 1864-1920)
在近代社会的条件下，什么样的人才有资格以学术和政治为安身立命的「志业」？志在追求知识或参与政治的人，是否在近代世界中，能为自己的生命找到意义，为世界创造价值？
本篇文章是韦伯最著名的两篇演讲：〈学术作为一种志业〉和〈政治作为一种志业〉其中的一篇。

这两篇演讲，是韦伯去世前不久，在战争与革命袭击笼罩下的德国「新」文化重镇慕尼黑发表。

韦伯总摄他一生学术、思想、道德与政治的关怀，透过历史与社会学角度的比较分析，以及在道德、价值层次上的批判反省，就学术知识与政治行动的性质、条件、限制，提出冷酷的界定和慷慨的呼吁。

这两篇演讲，是二十世纪思想的最重要文献；它们让读者沉痛地认识到近代人处境的艰难，也迫使读者用「英雄伦理」的态度，在「平实的眼前工作」中，掌握住关系到人性尊严的一线希望。

(这两篇演讲如今皆收入：韦伯原著，钱永祥译，《学术与政治：韦伯选集(I)》(台北：远流，2005年五刷))
政治作为一种志业
韦伯这篇脍炙人口的演讲，在此由钱永祥译成中文。

在翻译时，是根据H. H. Gerth & C. Wright Mills, trans. & eds., From 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 (New York, 1946), pp.77-128的全文英译，以及W. G. Runciman, ed., English trans. by Eric Matthews, Max Weber: Selections in Translation (Cambridge, 1978),
pp.212-25对原文最后三分之一的英译；在翻译时，我们曾逐字逐句取Max Weber, Gesammelte Politische Schriften, 4.Auflage, hrsg. von Johannes Winckelmann (Tűbingen, 1980), pp.505-60德
文原文对勘。

这份中译初稿，曾由梁其姿根据Le Savant et le Politique, trad. par Julien Freund (Paris, 1982), pp.99-185的法文译本详细校读一遍，又由胡昌智根据德文原文(见上)校订，最后由翻译者参考他们两位的许多宝贵意见定稿。

在翻譯與定稿的過程中，張炎憲曾根據西島芳二譯，《職業としての政治》(東京，1952)及脇圭平譯，《職業としての政治》(東京，1980)兩種日譯本，幫我們解決了一些疑難與困惑。

张先生还替我们译出了日文译本的若干译注。

本文段落基本上依据德文本，因为原文甚长，牵涉到的题材也很多，为了便利中文读者，我们将全文分为十个部份(以中国数字表示)六十九节(以阿拉伯数字表示)，各节均冠以小标题。

我们要提醒读者：这些分法及小标题均为韦伯原文所无；它们
[§1 开场]应诸君的要求，我来做这次演讲。

不过，在好几方面，这个演讲都必定会使各位失望。

我们的题目是政治作为一种志业。

在以此为题的演讲中，各位期待我对当前大家关心的问题采取某种立场，自然不为过。

但是要到最后，当我们谈到某些关于政治活动在整个生命操持里的意义之问题时，才能仅止于形式的角度，触及立场的选择。

因此，在今天的演讲中，任何关于政治主张的选择──也就是说人的政治行动应该具有什么内容的问题，将不在讨论之列。

因为这类讨论，对于作为一种志业的政治是什么、以及这种政治能够具有的意义等一般性的问题来说，乃是完全无关的。

现在，让我们回到本题。

一
[§2 政治的初步界定] 何谓政治?”政治”是一个涵盖极为广泛的概念，每一种自主的领导(leitende)活动，都算是政治。

因此，银行有其汇兑政策、中央银行有其贴现政策、工会在罢工中有其政策；甚至城市或村镇有其教育政策，一个社团的主持人在领导中也有其政策；乃至于一个精明的妻子努力影响他的丈夫时，亦有政策可言。

今天晚上，我们的考察当然不能以这么广泛的概念为基础。

我们今天所谓的政治，指的是对一个政治团体──这在今天是指国家(Staat)──的领导、或对这种领导所施的影响。

[§3 国家在社会学上的定义] 那么，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政治团体(politischer Verband)是什么?什么叫做国家?在社会学上说，国家不能用他的活动内容来加以界定。

几乎没有什么工作，不会在某时某地，被某种政治团体引为己任；而在另一方面，也没有什么工作，在任何时地，都完全是国家的工作。

易言之，没有什么工作，永远特属于人们认为是政治性的团体(在今天即国家，在历史上即近代国家的前身)。

也许，归根究底，近代国家要在社会学上得到界定，唯有诉诸它──和任何其它政治团体一样──特具的手段：直接的武力(physische Gewaltsamkeit)。

「每个国家的基础都在于武力」，托洛茨基(Leon Trotsky)在布雷斯特李托夫斯克(Brest-Litowsk)如是说。

这在事实上完全正确。

如果社会的构成竟全然不知以武力为手段，那么”国家”的概念必荡然无存，从而出现的，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一般所谓的”无政府”状态。

自然，武力并不是国家正常的或唯一的手段──没有人这么说；但是武力乃是国家特有的手段。

尤其是在今天，国家和武力之间的关系特别密切。

在过去，各式各样的团体──从氏族(Sippe)开始──都曾以武力为完全正常的工具。

可是到了今天，我们必须要说：国家者，就是一个在某固定疆域内──注意：”疆域”(Gebiet)乃是国家的特色之一──(在事实上)
肯定了自身对武力之正当使用的垄断权力的人类共同体。

就现代来说，特别的乃是：只有在国家所允许的范围内，其它一切团体或个人，才有使用武力的权利。

因此，国家乃是使用武力的”权利”的唯一来源。

[§4 政治的定义] 因此，我们可以如此界定”政治”：政治是追求权力(Macht)的分享、追求对权力的分配有所影响──不论是在国家之间、或是在同一个国家内的各团体之间。

基本上，这和我们的语言一般用法相符。

当我们说一个问题是”政治”性的问题、说一个部长或官员是”政务”官、说一个决定受到”政治”性的影响，我们的意思是说，对那个问题的解决、对那个决定的达成、或这对那个官员职权范围的划定而言，权力的分配、维持或转移，乃是最具决定性的考虑。

从事政治的人，追求的是权力；这权力或者是手段，为了其它目的服务，不论这些目的是高贵的或是自私的；或则，这权力是”为了权力而追求权力”，目的是享受权力带来的声望感。

[§5 正当性的三种纯粹类型] 一如历史上在国家之前出现的政治团体，国家是一种以正当(legitime)(这是说，被视为正当)的武力为手段而存在的人支配(Herrschaft)人的关系。

国家的存在，在于被支配者必须顺从支配者声称具有的权威(Autoritat)。

在什么情况之下它们会这么做?为什么他们要如此做?这种支配所根据的，是什么内在的道理和外在的手段?
在原则上，支配的心理根据──也就是说支配的正当性根据──有三。

第一、”永恒的昨日”的权威：也就是权威因于”古已如此”的威信、和过去遵袭的习惯，而变成神圣的习俗(Sitte)。

这是旧日家父长(Patriarch)即家产制领主(Patrimonialfurst)所施展的”传统型”支配。

其次，权威可以来自个人身上超凡的恩典之赐(Gnaden-gabe)──即所谓的卡理斯玛(Charisma)。

这种权威，来自受支配者对某一个个人身上显示出来的启示、英雄性的气质或事迹、或其它的领袖特质，所发的人格上的皈依和信赖；这是”卡理斯玛”型的支配。

先知或──在政治领域内──群雄推举出来的盟主、直接诉求民意认可的统治者(plebiszitare Herrschen)、伟大的群众鼓动者(Demagog)、政党领袖等类的人，所运用者即为此。

最后，还有一型支配，靠的是人对法规成文条款之妥当性的信任、对于按照合理性方式制定的规则所界定的事务性(sachliche)”职权”的妥当性有其信任。

这也就是说，对于合于法规的职责的执行，人们会去服从。

近代的”国家公务员”、以及在这一方面类似公务人员的权力拥有者，所运用的支配便属此型。

当然，在实际中，人们之所以会去接受支配，是因于恐惧和期望这类最真实不过的动机：恐惧魔法力量的报复、恐惧权力拥有者的报复、期望在世间或在彼岸得到报偿。

或者，
是因为各式各样的利益而服从；这一点我们很快就会谈到。

无论如何，如果去诘问这些服从的”正当性”根据，则答案不出这三种”纯粹”类型：传统型的、卡理斯玛型的、和法制型的。

正当性的这几种概念，以及其内在心理上的基础，对于支配的结构，具有极为可观的意义。

当然，这些纯粹类型，绝难在实际中出现。

不过，今天我们不能深入这些纯粹类型各种极度复杂的样态、转变和组合；这些乃是”一般国家学”(allgemeinen Staatslehre)的课题。

[§6 卡理斯玛型支配] 在此，让我们特别感到兴趣的，是这些类型中的第二种：因于服从者对”领袖”纯粹个人的”卡理斯玛”所发的皈依，而形成的支配。

这种类型的支配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志业这个观念最高度的表现，在此找到了其根源。

向先知、战时领袖、公民大会(Ekklesia)或国会中的伟大群众鼓动者的卡理斯玛皈依，意思就是这个领导者个人，已被承认在内心受到”征召”，负有使命，作为大家的领袖。

人们服从它，不是因于习俗或法条，而是因为人们信仰这个人。

只要这个人不徒然是个狭隘虚荣的一时之雄，那么作为领袖，当然他会对他的事业全心以赴、献身敬业。

不过，他的附从者──弟子、追随者、他个人的朋党──所皈依的对象，乃是他这个人和他这个人的特质。

这类卡理斯玛式的领袖，在各地及各历史时期都曾出现。

在过去，最重要的卡理斯玛式人物有两类：在一方面，有法师和先知，在另一方面，则有战时推举出的盟主、山寨头子、和雇佣兵领袖(condottiere)。

不过，我们更感到兴趣的，则是西方所特有者：这种政治领袖起先的型态，是自由的”群众鼓动者”；他们只在西方的环境中出现，特别是在地中海文化所特有的城市国家(Stadtstaat)的土壤上出现；后来，这种领袖则以国会中的”政党领袖”型态出现；这也只有在西方环境中所特有的立宪国家中，才能培育出来。

二
[§7 从支配者到支配运作的资源] 当然，在政治权力斗争的混战中，这种凭借最地道意义下的”志业”[或使命]而崛起的政治家，从来不会是唯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角色。

最重要的，可能还是在于这等政治家能取用什么样的辅助工具。

政治上的支配权力，如何维持其支配于不坠?这个问题，对于任何一种支配都成立，因此对于各种形式的政治支配也成立：不论其为传统型、法治型、或是卡理斯玛型。

[§8 支配之经营的两项要素──人与物] 支配的经营(Herrschftsbetrieb)，要求持续的行政管理。

因此，在另一方面，支配的经营，需要有人力，只在听命于宣称持有正当权力的支配者：而在另一方面，支配的经营，需要借助于这种服从，对于使用武力时必须的物资，有所掌握和控制。

这也就是说，支配的经营需要由人组成的行政管理僚属(verwaltungsstab)、和物资方面的行政管理工具。

[§9 人的因素：行政僚属] 行政僚属：在政治的支配之经营(向任何其它类的经营一样)的外在表现中，代表着这种经营。

行政僚属之所以会去服从、听命于权力的拥有者，自然不仅是因于他们心中的(我们上面谈过的)正当性意念。

促使他们去服从的，是两项诉诸他们个人利益的东西：物质上的报偿、和社会性的荣誉。

封臣(vasallen)的采邑(Lehen)、家产制下臣僚的俸禄(pfrunden)、近代国家公务员的薪俸、骑士的荣誉、身分(stand)赋予的特权、官吏的荣誉等等，分别从两方面构成了这等人的报酬。

行政僚属和权力拥有者之间的共命结合关系，最终、最重要的基础，就是怕失掉这些东西。

至于在卡理斯玛型领袖的支配之下，则附从战争领袖者有荣誉和战利品可得，追随群众鼓动者的人，也可分得”政治战利
品”(spoils)：因为垄断了官职而得榨取被支配者、政治方面的利益、以及虚荣心的满足。

[§10 物的因素：行政工具] 要维持一套以武力为基础的支配体系，需要一些具体的、物质性的工具。

在这一点上，政治与经济性的经营并无二致。

行政工具包括了金钱、建筑物、战争物资、交通工具、马匹、以及任何你想得出来的东西。

一切国家体制，均可以按照其行政工具的所有制原则分为两类：一类为行政管理工具，乃系权力的拥有者能指望其服从的行政僚属──官吏或其它类似人等──自己所有，另一类则为行政僚属与行政管理工具乃是”分离”的，一如今天我们所说，资本主义企业中的职员及无产阶级与实质生产工具是”分离的”一样。

这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分辨两种情况：一方面，权力的掌握者私人拥有由他组织起来的行政体系，透过个人的仆从、聘雇的官吏、私人的宠臣亲信等进行行政管理工作，这一类人员自身对行政工具并无所有权，而只是接受主人之指挥行事；另一方面，情况正好相反。

这两种行政工具所有制之间的分野，在过去一切行政管理组织中，都可以见到。

[§11 身分制政治团体] 在一个政治团体里，行政的实质工具，若全部或部分由从属的行政僚属自行掌握，我们称这种团体是按照”身分制”(standisch)组织起来的团体。

例如，封建制度中的封建领主，便自己掏腰包，提供他所受封的区域中行政和司法的开销；他自己提供战争的装备和给养；他的下级封臣亦如此。

当然，这对于君主权力的地位有所影响，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君主权力的基础，是一种个人之间的信任关系，在于只有从君主，封建领主的采邑和社会地位，才能取得其”正当性”。

[§12 君主拥有行政工具] 但是，从最早的政治组织开始，在每一个地方，我们也都可以见到君主自己管理行政的情形。

透过从属于他个人的属下(奴隶、家臣、侍从、”宠幸”，以及君主从自己的仓库中提实物或金钱去封赐的俸禄者)，这类
君主自行掌理行政。

他设法用自己的腰包、用他家产的收益，去供应行政工具；他建立一支军队，这军队完全依赖他个人，因为这支军队的给养和装备，取自他的仓库、他的财产、他的武器库。

在”身分制”的团体中，君主借助于一个自主的”贵族阶级”(Aristokratie)建立支配，因此他须和这个”贵族阶级”分享支配权。

但是亲自管理行政的君主，靠的是他家中臣奴或平民的助力。

这类人，是没有财产、也没有社会地位的阶层：在物质方面来说，他们完全依赖君主，本身没有任何足以抗衡的力量。

一切型式的家父长制支配、家产制支配、苏丹制(Sultanismus)的独裁、官僚制国家体制，都属于此类。

官僚制的国家体制尤其重要；其理性发展的极致，正是近代国家的特色。

[§13 近代国家对行政工具的收夺和垄断] 在任何地方，近代国家的发达，都是由君主所发动的。

与君主平行，自主而”私人”握有行政权力的人，也就是自身拥有经营行政、军事和财政的工具、拥有各种在政治上可运用资源的人，是由他们开始褫夺他们的权力的。

这整个过程，和资本主义企业借着缓缓剥夺个体生产者而得发展的过程，完全类似。

到最后，近代国家把政治经营的一切工具，完全集中到一个单一的顶点上。

再也没有任何官员个人拥有他所处理的钱、或者他所管理的建筑物、库藏、工具和军火。

在今天的”国家”中，行政僚属(行政官吏和行政事务人员)和具体行政工具的”分离”，终告贯彻──这是”国家”这个概念最重要的一环。

最近代的发展，便是从这里开始的；我们正亲眼看到，当初收夺这些政治工具──也就是收夺政治权力──的人，现在已经沦为新一轮收夺的对象。

这场革命，至少就其领袖业已取代了合法的政府这一点而论，所成就的是这些领袖通过篡夺或选举，已掌握了处理政治上的人事和财务体系的权力，并且──不论他们有多少根据这样认定──从被支配者的意志建立了他们的正当性。

至于在这种至少在表面上看来算是成就的基础上，这些领袖有没有理由希望推进一步，开始在资本主义企业的内部，贯彻收夺的工作，那是另外一个问题；政治管理和资本主义式的经济经营之间，诚然有着很多相似之处，可是后者是受完全不同的规律所指导的。

不管怎么样，对于这个问题，今晚我们不采取立场。

我仅止于陈述出纯粹的概念面，以供我们思考：近代国家是制度化(anstaltsmassig)了的支配团体：对于在疆域内进行支配的手段，也就是具有正当性的武力，国家已成功的取得了独占垄断；为了达成这个目的，国家业以把经营所用的物资工具，集中到其领导人手中，褫夺了前此自行控制这些工具的身分性的自主行政人员的权力；国家站在最高处，取代了他们的位置。

[§14 新型职业政治家的出现] 这种政治上的收夺权力的过程，在世界上每一个国度中，都曾发生过，虽然成功的程度不同，在这种政治收夺权力的过程当中，
另外一种意义下的”志业政治家”(Berufspolitiker)开始出现；这种政治家，也是[取政治为职业的]”志业政治家”中最初的一类。

我们最早看到他们的时候，他们都是在君主的麾下服务。

和卡理斯玛型的领袖不同，这种人本身无意成为支配者，而只是要为政治上的支配者服务。

在收夺权力的斗争中，他们为君主所用；借着处理君主的政治，他们一方面谋得生计，一方面也获得理想的生命内容。

唯有在西方，我们才见得到这种职业政治家(Berufspolitiker)也替君主之外的权力服务。

在历史上，他们是君主最重要的权力工具，也是君主在政治上收夺权力时最重要的工具。

三
[§15 政治作为副业与政治作为主业] 在仔细讨论”职业政治家”之前，让我们先比较全面的弄清楚他们的存在所呈现的事态。

一如经济上的谋生之道，”政治”可以是人的临时偶务、可以是人的副业(Nebenberuf)、也可以是人的主业(Hauptberuf)。

在三种身分下，人都可以从事政治，也就是试图影响一个政治结构之内或者政治结构之间权力的分配关系。

当我们投下我们的选票、或者是进行类似的意象表达──比如在一个”政治”集会中鼓掌或者抗议、或者发表一篇”政治”演说，等等──之时，我们都是以政治为偶务的临时政治家。

许多人和政治的全部关系到此终止。

另一方面，在今天，一切只有在有需要的时候才有政治活动的人，如政党政治下各种团体的代表(Vertrauensmanner)和理事(V orstande)，所从事的则是一种作为副业的政治。

对这种人来说，无论在实利上或就理想而言，政治都不是他们”当成生命”的首要所在。

对于国家的资政、或是其它类似的咨询机构的成员，只有在被召集时才发生作用，这一点也成立。

另外，在我们的国会议员中，有一大部分只有在会期中才有政治方面的活动，这些人的情况亦是如此。

在过去，这类人物在身分团体中最多。

所谓”身分团体”，我们指本身有权利拥有武装力量的人、或者本身有权利拥有行政管理所需的重要工具者、或者本身拥有支配权力的人。

他们之中有一大部分从事政治活动，非但牵涉不到生活的全部，也不属优先的选择，更不会有过于临时者。

他们所拥有的支配权力，是用来取得租金(Renten)甚至利润的。

如果他们居然管起政治，积极地为政治团体效劳，那一定是因为君主或者他们同一身分团体的人，向他们要求这项服务。

在君主要为自己创建出一个属于自己、唯己命是从的政治经营力量的斗争中，他引入的某些助力，常属于这一类。

”宫廷外顾问官”(Rate von Haus aus)，或者更早的部族会议(Curia)、君主的其它咨询、参议性机构中相当大的一部分资政人员，都是属于这类性质。

但是，这种副业性的、只应需要而存在的辅助力量，对君主来说，自然是不够的。

出于
必然，君主要设法组织一个助手团，完全而无旁骛的为他做事，亦即要引此为他们的主业。

逐渐浮现的王朝政治组织的结构，甚至该文化的整个性格，都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君主从何处找来他的工作人员。

即使是那些(所谓的)"自由"共同体，也就是已经完全废除了君主的权力、或者在很大的程度上限制了君主的权力，而由其成员在政治上自行建构、组织起来的政治团体，也必须有以政治为主业的职业政治家。

所谓这种共同体是"自由"的，意思不是说这种团体可以免于武力性的支配；这里”自由”之意，是说由传统来正当化(在大部分的例子中，在宗教的方式下被神圣化)为一切权威之不二来源的君主权力，已经看不到了。

在历史上，这类共同体的起源温床仅见于西方。

它们的萌芽，是做为一个政治团体的城市，也就是城市在地中海文化圈首次出现时的那种型态。

就以上这些情况而论，以政治为”主要职业”的政治家，是什么样子的呢?
[§16 “为了”政治而活和”依赖”政治而活] 一个人要以政治为职业，可以以两途为之：”为了”(leben fur)政治而活，或者是依赖(leben von)而活。

这两种途径之间的对立，绝对不是截然的。

常律是一个人兼有两者──至少就精神层面而言；而当然，就物质方面来说，更有两者齐兼的。

"为了"政治而活的人，在一种内在心灵的意义上，把政治当成自己的”生命所在”。

这种人，或者心喜他之拥有他所施展的权力，或者他要知道他的生命在为一件"专业"(Sache)的服务中得到了意义，他才能够维持内心的平衡、以及觉得自己有某些价值。

不过，在这种内在的意义之下，每一个为了一件事业而活的认真的人，都是"依赖"这件事业而活。

因此，我们在这里提出来的区分，指的乃是问题比较实际的一面，也就是指经济的方面。

致力于把经济变成一个固定收入来源的人，"依赖"作为职业的政治而活；反之，就是"为了"政治而活。

在私有财产制度的分配下，一些你可以说是非常琐屑不足道的先决条件，一定要先存在，才能让人在这种经济的意义之下，去"为了"政治而活。

在正常的情况中，这种人一定要能够在经济上不依赖政治可以带来的收入。

这意思很简单：这种人一定要很富有，或者处于某种可以带来充分收入的私人地位上。

至少在正常的情况中，情况是如此的。

但是战争领袖的追随者、革命英雄的街头群众，眼中当然不会有正常经济运作的条件。

在这两种情况中，当事人维生所赖，乃是战利品、掠夺物、没收之物、人们的捐献、以及在本质上和这些无二致的毫无价值、强制的货币或票券形成的榨取。

不过，必然的，这些都是异常的情形。

在正常的经济生活中，一个人要能在经济上不依赖政治方面的收入，一定要有属于本人的财富。

但仅如此尚不够。

这样的人，在经济上必须有”余
裕”(abkommlich)；这意思是说，他的收入，并不靠他持续地把自己的精力和思考，全部或至少是大部分，投注在经济方面的经营上。

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只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