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传统服饰文化汉服

服饰与中国文化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服饰是中国文化元素中不可缺少而且十分重要的一个方面，《左传》中即有“中国有礼义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由此可见，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衣冠上国，并有其光辉灿烂的历史。

首先，我们必须指出，在中国服饰文化中，所谓“衣冠”，不仅仅就是指衣服和帽子，在中国人的文化意识中，包括人从上到下的一切服装和配饰。并且在中国古代社会制度中，不同身份的人，在不同的场合穿戴不同的服饰。由此而制定出相应的典章制度。

可以说，在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长河中，服饰与文化始终相伴相生，互相依存，从山顶洞人的项饰和骨针的发现开始，就预示着中国已经有了服饰，同时也产生了文化。此后，随着中国文化的发展，愈加丰富，愈益深邃，中国文化思想中出现的儒、道、墨、法、阴阳、纵横诸家开始对中国的服饰产生影响。服饰成了“礼”的载体。这在中国古代典籍《周礼》、《仪礼》中的服饰制度中可以得到最直接的反映。

进入两汉，经过魏晋直到隋唐，不管是民族之间的融合还是佛、道的兴起，这些都毫无例外的作为中国文化现象在中国服饰上留下了深刻的印痕。

在中国最早期的诗歌中就保存有大量的关于服饰的信息，例如屈原所创作的楚辞中就保留了楚地文化的面貌，其中还包括不少关于中国早期的植物服饰的描写，在《九歌》中就有“荷衣兮蕙带”“披薜荔兮带女萝”、“披兰兮带杜蘅”《淮南子》中有“緂麻索缕，手经指挂”的记载，从中可以看到在没有纺织技术之前，人们用手以草、麻来编织衣裳的景象。随着物质文明的发展，人类关于服饰的创造离开了直接用植物和兽皮的时代，而开始掌握用植物纤维来织布、制衣的工艺。这一点也可以从古代广大劳动人民的诗篇中得到反映，《诗经》中有“丘中有麻”、“不绩不麻，市也婆娑”“东门之池，可以沤麻”等诗句正是对古代服饰质料的反映。

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文化和服饰是分不开的，服饰作为人类生存的必要条件之一，它起到帮助人们御寒、蔽体的作用，已经融入到了每一个人的生活中，成为他们歌咏的对象。

在中国早期的文化思想中，服饰因其存在的广泛性，而被不同的思想所关注，因而承载了不同的文化思想内涵，其中儒家思想以其在中国思想史上所具有的统治地位而赋予服饰以独特的文化内涵对中国后世服饰的发展影响尤其深远。

在儒家思想中，孔子曾说过“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在这里，孔子所重视的是个人修养中形式与内在的关系。并肯定了外在形式，这其中也括服饰的地位。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儒家对服饰及外表的重视。在《孔子家语·致思》中有“故君子不可以不学，其容不可以不饰。不饰无类，无类失亲，失亲不忠，不忠失礼，失礼不立。夫远而有光者，饰也；近而愈明者，学也。”这些关于外表装饰的描写，其更多的可以反映到人们日常所穿着的服饰上。

墨家对于服饰，则有完全不同于儒家的看法，在其服饰观中，更多的是表现“节用”“非乐”的思想，《墨子》中有“诚然，则恶在事夫奢也。长无用，好末淫，非圣人之所急也。故食必常饱，然后求美；衣必常暖，然后求丽；居必常安，然后求乐。为可长，行可久，先质而后文，此圣人之务。”中的表述，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墨子是反对追求服饰美的。《墨子·辞过》中也有“故圣人为衣服，适身体、和肌肤而足矣，非荣耳目而观愚民也。”的说法。

道家思想崇尚自然，无为，这种理论影响到服饰中则表现为《老子》中所说的“是以圣人被褐怀玉”，褐是一种短衣，是古代劳动人们所穿的粗布衣服，在这里，老子借其对服饰的态度很好的表达了他的思想观点。

可以说，中国的服饰观紧密地随中国文化发展并存并行，在中国服饰中，服饰图纹是一种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它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国文化符号的反映。中国服饰图纹与中国人意识、

认识中的天象地形、阴阳八卦、五行五色、吉祥图案等各类文化符号紧密相通，这构成了中国服饰图纹鲜明的文化特色与艺术风格。这其中一种典型的服饰就是十二章纹，是古代或绘或绣在帝王和贵族礼服上的纹饰，包括“日、月、星、龙、山、花虫（雉属）、宗彝（宗庙之礼器）、藻（水草之有纹者）、火、粉米（白米）、黼（金斧形）、黻（两己相背形）十二种物象。还有一种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服饰图纹便是明清两代用于官服上的补子，可以说它是官服上标明品级的标志，在中国服饰图纹中极具文化性。

纵观中国整个历史，每一个朝代的服饰既有其明显的传承的特点也体现出时代的特色，如魏晋时期，褒衣博带成为主要的服饰风格，而隋唐时期，随着对外经济文化的交流，对于服饰本身也广泛吸收了其他民族服饰，而形成了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绚丽多彩的服饰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