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翻译理论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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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西方翻译理论

语言学派翻译理论

奥古斯丁发展了亚里士多德的“符号”理论,提出了语言符号的“能指”、“所指”和译者“判断”的三角关系,开创了西方翻译理论的语言学传统。20世纪初,索绪尔提出普通语言学理论,标志这现代语言学的诞生,也为当代翻译研究的各种语言学方法奠定了基础。虽然出现了各种不同流派的代表人物和理论方法,却存在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以语言为核心,从语言的结构特征出发研究翻译的对等问题。一般认为,西方语言学派开始对翻译进行”科学“研究的标志是美国著名学者尤金.奈达Eugene Nida于1947年发表的《论<圣经>翻译的原则和程序》(Bible Translation: An Analysis of Principles and Procedure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Aboriginal Languages)。语言学派代表人物主要集中于英美,代表人物有奈达、卡特福德(J.C.Catford)、纽马克(Peter Newmark)、哈蒂姆(Hatim)等。

罗曼.雅科布逊Roman Jakobson

原籍俄国,后移居捷克;二战时迁至美国,加入美籍。作为学派的创始人之一,他对翻译理论的贡献主要体现在《论翻译的语言学问题》(On Linguistic Aspects of Translation)之中。文章从语言学的角度,对语言和翻译的关系、翻译的重要性、以及翻译中存在的问题做出了详尽的分析和论述。自1959年发表后,此文一直被西方理论界奉为翻译研究的经典之一。雅科布逊的论述主要有五点:(1)翻译分为三类:语内翻译(intralingual translation)、语际翻译(interlingual translation)和符际翻译(intersemiotic translation)。所谓语内翻译,是指在同一语言内用一些语言符号去解释另一些语言符号,即通常的“改变说法”(rewording)。所谓语际翻译,是指在两种语言之间即用一种语言的符号去解释另一种语言的符号,即严格意义上的翻译。所谓符际翻译,是指用非语言符号系统解释语言符号,或用语言符号解释非语言符号,比如把旗语或手势变成言语表达。(2)对于词义的理解取决于翻译。他认为,在语言学习和语言理解过程中,翻译起着决定性作用。(3)准确的翻译取决于信息对称。翻译所涉及的是两种不同语符中的对等信息。(4)所有语言都具有同等表达能力。如果语言中出现词汇不足,可通过借词、造词或释义等方法对语言进行处理。(5)语法范畴是翻译中最复杂的问题。这对于存在时态、性、数等语法形式变化的语言,尤其复杂。

尤金.奈达Eugene Nida

语言学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著述极丰富,其理论对西方当代翻译研究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提出了“翻译的科学”这一概念。在语言学研究的基础上,把信息论应用于翻译研究,认为翻译即交际,创立了翻译研究的交际学派。提出了“动态对等”的翻译原则,并进而从社会语言学和语言交际功能的观点出发提出“功能对等”的翻译原则。就翻译过程提出“分析”、“转换”、“重组”和“检验”的四步模式。功能对等理论由美国人尤金·A·奈达(Eugene Nida)提出,奈达师从几位著名的结构主义语言大师,本身也是有重要地位的语言学家,曾任美国语言学会主席。但这位在学术界赫赫有名的人物,偏偏远离学术重镇,默默地在美国圣经协会供职半个多世纪。他一生的主要学术活动都围绕《圣经》翻译展开。在《圣经》翻译的过程中,奈达从实际出发,发展出了一套自己的翻译理论,最终成为翻译研究的经典之一。奈达理论的核心概念是“功能对等”。所谓“功能对等”,就是说翻译时不求文字表面的死板对应,而要在两种语言间达成功能上的对等。为使源语和目的语的之间的转换有一个标准,减少差异,尤金·A·奈达从语言学的角度出发,根据翻译的本质,提出了著名的“动态对等”翻译理论,即“功能对等”。在这一理论中,他指出“翻译是用最恰当、自然和对等的语言从语义到文体再现源语的信息”(郭建中,2000 , P65) 。奈达有关翻译的定义指明翻译不仅是词汇意义上的对等还包括语义、风格和文体的对等,翻译传达的信息既有表层词汇信息也有深层的文化信息。“动态对等”中的对等包括四个方面:1. 词汇对等,2. 句法对等,3. 篇章对等,4. 文体对等。在这四个方面中,奈达认为“意义是最重要的,形式其次”(郭建中,2000 , P67) 。形式很可能掩藏源语的文化意义并阻碍文化交流。因此,在文学翻译中,根据奈达的理论,译者应以动态对等的四个方面作为翻译的原则准确地在目的语中再现源语的文化内涵。

为了准确地再现源语文化和消除文化差异,译者可以遵循以下的三个步骤。

第一,努力创造出既符合原文语义又体现原文文化特色的译作。然而,两种语言代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文

化,文化可能有类似的因素,但不可能完全相同。因此,完全展现原文文化内涵的完美的翻译作品是不可能存在的,译者只能最大限度地再现源语文化。

第二,如果意义和文化不能同时兼顾,译者只有舍弃形式对等,通过在译文中改变原文的形式达到再现原文语义和文化的目的。例如,英语谚语“white as snow”翻译成汉语可以是字面意义上的“白如雪”。但是,中国南方几乎全年无雪,在他们的文化背景知识中,没有“雪”的概念,如何理解雪的内涵? 在译文中,译者可以通过改变词汇的形式来消除文化上的差异。因此,这个谚语在汉语中可以译作“白如蘑菇”,“白如白鹭毛”(郭建中,2000 ,P63) 。再如,英语成语“spring uplike mushroom”中“mushroom”原意为“蘑菇”, 但译为汉语多为“雨后春笋”,而不是“雨后蘑菇”,因为在中国文化中,人们更为熟悉的成语和理解的意象是“雨后春笋”。

第三,如果形式的改变仍然不足以表达原文的语义和文化,可以采用“重创”这一翻译技巧来解决文化差异,使源语和目的语达到意义上的对等。“重创”是指将源语的深层结构转换成目的语的表层结构(郭建中,2000 , P67) ,也就是将源语文章的文化内涵用译语的词汇来阐述和说明。例如:“He thinks by infection , catching an opinion likea cold. ”“人家怎么想他就怎么想,就像人家得了伤风,他就染上感冒。”(刘宓庆,1998 ,P122)在此句的英文原文中,原文的内涵并不是靠词汇的表面意义表达出来的,而是隐藏在字里行间里。

因此,如按照英汉两种语言字面上的对等来翻译,原句译为“他靠传染来思维,象感冒一样获得思想”,这样,原文的真正意义就无法清楚地表达。事实上,在汉语中很难找到一个完全与英文对等的句型来表达同样的内涵。于是,译者将源语的深层结构转换成目的语的表层结构,即用目的语中相应的词汇直接说明、解释原文的内涵,以使译文读者更易接受译作。根据奈达的翻译理论,文化差异的处理是与从语义到文体将源语再现于目的语紧密相联的。只有当译文从语言形式到文化内涵都再现了源语的风格和精神时,译作才能被称作是优秀的作品。

纽马克Peter Newmark

主要从事德英互译理论和实践的教学。提出“交际翻译”和“语义翻译”的概念;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产生的效果力求接近原文文本,后者则在目标语结构许可的情况下尽可能再现原文意义和语境。提出将“直译”和“逐行翻译”这两类翻译方法互为参照。同逐行翻译相比,语义翻译更重视目的语的语法结构;和直译相比,语义翻译更尊重语言的使用场合。交际翻译并非处处适用,在有些问题和场合当中,语义翻译仍然是非常必要的

阐释学派翻译理论

阐释学Hermeneutics是关于理解、解释及其方法论的学科,它的历史悠久,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在希腊神话中,赫尔墨斯(Hermes)是负责解释、翻译神旨、传达神谕的使者。古希腊时期的阐释学主要用于逻辑学和辩论术以及一些宗教、文学经典著作的解释,其目的不外乎消除文本的歧义和误解。到了中世纪,阐释学成为《圣经》研究的一个分支,通过对宗教典籍的注释、说明向人们澄清上帝的意图。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时期,阐释学的研究领域不再拘泥于宗教经典,而是扩大到对整个古代文化经典的阐释。这一时期可以被看作古典阐释学时期。翻译和阐释学的密切关系:语言室理解本身得以进行的普遍媒介,理解的进行方法就是解释,翻译在两种不同的语言之间周旋,因此可以看作阐释学最有代表型的范例。1813年,施莱尔马赫宣读了论文《论翻译的方法》。文化以阐释学的角度论述了翻译与理解的密切关系,从理论上探讨了翻译的原则和途径,指出翻译可以采取两种途径:译者不打扰原作者,带读者靠近作者,或者尽量不打扰读者,使作者靠近读者。论文对笔译与口译活动、文学翻译与机械翻译都加以区分并进行阐述。

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

1975年的《通天塔之后:语言与翻译面面观》(After Babel: 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被视为当代西方翻译研究领域里的里程碑式的著作。该书以海德格尔的阐释思想为基础,提出“理解也是翻译”的观点,赋予翻译以更宽泛的含义,将翻译的过程看作阐释的运作(the hermeneutic motion),并把翻译分为四个步骤,即信赖(trust)、侵入(aggression)、吸收(incorporation)和补偿(restitution)。

功能学派翻译理论

20世纪60、70年代,德国译学界受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影响,形成了以纽伯特(A. Neubert)、卡德(O. K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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