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衰亡主因探析

徽商衰亡主因探析

・徽学研究・

汪雷

（安徽财经大学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安徽蚌埠２３３０３０）

摘要：徽商的衰亡固然与商帮生存发展的外部社会环境、政策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等因素相关，但外部因素并不足以完全摧垮一个盛极一时的商帮集团。本文认为，徽商衰亡的主因，一在于商帮的核心价值观是取儒而非取贾，二在于徽州文化与徽州社会由初期的开放走向封闭，三在于商帮集团的封建性质，三者共同构成了徽商集团走向衰落的内因。

关键词：徽商；衰亡；主因

中图分类号：Ｋ２４８；Ｋ２４９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５－６０５Ｘ（２００７）０３－００８１－０４

ＡｐｒｏｂｅｉｎｔｏｄｅｃｌｉｎｅｏｆＨｕｉｚｈｏｕｍｅｒｃｈａｎｔｓ

ＷＡＮＧＬｅ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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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Ｈｕｉｓｈａｎｇ；ｄｅｃｌｉｎｅ；ｍａｉｎｃａｕｓｅ

国内学者对徽商的研究多集中于其崛起、鼎盛期的讨论，而于徽商走向衰落的原因，虽有叶显恩、周晓光、葛剑雄、王世华等诸家论及①，然在广度与深度上皆尚有进一步探讨之空间。综合上述学者所阐析的徽商走向式微的原因，大约可归为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政策论。叶显恩、王世华认为，徽商衰落的主因在于清代社会相关政策的变动，如徽州盐商因道光年间盐业政策调整，即纲运制改为票盐法，典当业则因左宗棠“增质铺”而“几败”，致使商帮主体迅速走向崩溃。其二，战乱论。叶显恩、周晓光认为，１９世纪５０－６０年代，清政府与太平天国军队决战，徽商经营的主阵地江南地区战乱不断，导致徽商经营活动几乎完全停止，尤其是徽州为湘军及太平军败兵纵掠，更使徽商家园遭受浩劫，从而加速了徽商的衰败。其三，勒索论。如叶显恩认为，明以后历代封建王朝对徽商无休止的勒索榨取，徽商资本大量流失，致使徽商走向衰败。其四，不适应新市场论。如葛剑雄、王世华认为，徽商的衰败与近代中国社会的巨大变革有关，徽商没有及时把握外国资本大量涌入中国及商业中心向上海转移的新

①叶显恩：《徽商的衰落及其历史作用》，《江淮论坛》１９８２第３期；周晓光：《十九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中国社会的战乱与徽州商帮的衰落》，赵华富编：《首届国际徽学学术讨论会文集》，黄山书社１９９６年版；葛剑雄：《从历史地理看徽商的兴衰》，《安徽史学》２００４年第５期；王世华：《徽商精神与现代经济》，《安徽日报》２００３年４月１１日。

态势，抱残守缺而不能与时俱进，故在与外国资本及其它商帮的竞争中处于劣势，最终难逃覆灭的命运。

笔者以为，上述诸因固然是徽商走向衰落的标志与重要原因，却并非徽州商帮式微直至退出历史舞台的主因。以不适应新市场论为例，葛、王所言虽为事实，但其由此得出的结论却只停留在事实的陈述与表层原因分析上，而没有进一步探寻产生上述事实的深层原因，言其然而未深究其所以然。崛起期的徽商曾是极富创新意识与进取精神的，其以“贾儒相通”的惊天骇世观念突破了“士高农本”封建樊篱的束缚，并以“善权低昂、时取予”而在市场竞争中纵横驰骋、所向披靡，却何以在１８、１９世纪不能准确把握市场变革的大势而致日趋式微呢？个中缘由，单靠现象描述恐难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笔者以为，只有深入到更深层次的价值取向与文化层面，并对徽商的商帮性质进行科学的透析，才能得出具有说服力的结论。

一、徽商走向衰落是徽商贾儒相通核心观念取儒而非取贾的必然结果

众所周知，徽商作为商帮的崛起，是以明初徽州社会对贾儒对立观念的突破为标志的。这一点，明清史籍记载甚丰，如歙县吴良儒认为业儒与经商殊途同归，“儒者直孜孜为名高，名亦利也。藉令承亲之志，无庸显亲扬名，利亦名也”①。明代程澧经商致富后常言：“籍能贾名而儒行，贾何负于儒！”②汪道昆更指出：“大江以南，新都以文物著。其俗不儒则贾，相代若践更。要之良贾何负宏儒，则其躬行彰彰矣。”③而明代歙县岩寺谢卓的母亲则是如此训导谢卓：“若薄商贾弗为耶？夫儒者什一，贾之廉者亦什一。若欲为廉贾，贾不异儒；若徒为贾儒，儒不异贾。贾何负儒哉！”④对上述材料的解读，一般皆认为是贾儒合一观念在徽州的普遍生成。但学者们普遍忽视了一点，即徽州乃至徽商的核心价值观是取贾还是取儒问题。

显然，准确地把握徽商的核心价值观，仅仅从上述文字上进行释义是不够的，而必须结合徽商的商帮性质与徽商兴衰的流变过程进行判断。

我们认为，徽州社会之所以能产生贾儒相通、贾儒合一的价值观突破，是缘于生存压力下作出的一种被动的选择⑤。随着徽商的成功，徽州社会一旦摆脱了生存困境而进入发展阶段时，徽商崇儒这一核心价值观念便展露无遗。

即便对观念突破期徽商程澧的“籍能贾名而儒行，贾何负于儒”言论进行详细解读，我们同样可以发现贾儒相通、贾儒合一并不等同于贾儒的“同一”。贾名儒行的含义是，贾是现象，儒是本质，贾为“寄”，儒为实，贾是手段，儒是目的，只有在自己的心目中作出了如此明确的定位，贾方能不负儒。而汪道昆所概括的“不儒则贾”的徽州民俗，则更为直接地道出了徽州人之于儒贾的选择秩序。由此可见，贾儒相通、贾儒合一决不意味着贾儒两者在徽州社会与徽商心目中地位的平等，它是有先后次序的，其核心价值是儒，而贾是这一核心价值观的附加或补充，或是实现这一核心价值观的必要手段与可供选择的路径（或许，对大部分徽州人而言，这是一条基本的路径）。显然，这种价值取向，是由徽商的封建商帮的性质决定的。

徽商取儒的核心价值观在整个商帮集团壮大以后，往往通过成功的徽商向全社会展示出来。他们表现出来的对封建势力的倾心依附，对士的尊崇，对雅文化的狂热投资，对子侄、族人、邑人仕进的执着追求与热心赞助，乃至于亦贾亦儒的奇特身份，在商言文的“怪异”行为，以及诸多在世人看来不可理喻的畸形消费行为，于此都可得到合理的解释。

取儒而非取贾的核心价值观，致使这个集团的核心阶层虽“业贾”而“营儒”，一代又一代成功徽商“身在曹营心在汉”的非理性经济人行为，最终消磨并削弱了商帮的总体竞争力，随着徽商集团资本从非商业流域的大量流出，在其它社会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徽商走向衰落便成为历史的必

①②③汪道昆：《太函集》卷５４、５２、５５。

④张海鹏、王廷元主编：《明清徽商资料选编》，黄山书社１９８５年版，第７６页。

⑤汪雷：《明清时期徽商集团拓展壮大原因探析》，《学术月刊》２００１年第６期。

安徽史学２００７年第３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