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言养气章疏解

《孟子•公孙丑上》“知言养气”章疏解

孟子说告子不动心之道是“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邵康节说观物是“非观之以目而观之以心也，非观之以心而观之以理也”。“勿求于心”，“心”作“求”的宾语，“观之以心”，“心”作“观”的主语，“于”和“以”一字之差，所要表达的意思截然不同。朱子在注解“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时大概是把“于”当作了“以”，认为心不求“言”与“气”，悬空守着一颗心，即是告子所谓不动心。朱子错解了告子之不动心，对孟子“知言”、“养气”的理解也有偏差。

当公孙丑问“不动心有道乎”？孟子先说了北宫黝和孟施舍的不动心之道，并说：“孟施舍似曾子，北宫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贤，然而孟施舍守约也”。朱子说北宫黝“盖刺客之流，以必胜为主，而不动心者也”，孟施舍“盖力战之士，以无惧为主，而不动心者也”。这样解释无法说明孟施舍比北宫黝更能守约。北宫黝“不受于褐宽博，亦不受于万乘之君”，是在空间上泯灭对象之间的差别，但还有对象存在，其养勇之道是“恶声至，必反之”，本质上是一种应激反应，通过一次次的反击而培养了无所畏惧的勇气。孟施舍养勇之道是“视不胜犹胜也”，其守约更表现在时间上，“量敌而后进，虑胜而后会，是畏三军者也”，而孟施舍在两军阵前能视有若无，不计较后果而主动出击。朱子说“子夏笃信圣人，曾子反求诸己”，也是推得稍过。子夏说：“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子夏并不是笃信圣人，而是认为进德修业有本末先后之分，“君子之道，孰先传焉，孰后倦焉，譬诸草木，区以别矣”，先要博学于文，然后才能豁然贯通而守约。曾子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吾日三省吾身”；“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校”。曾子反求诸己，所谓“有若无，实若虚”，即“博学于文”与“约之以礼”是交养互发、一以贯之的。

“孟施舍似曾子，北宫黝似子夏”，孟子委婉地道出了子夏不如曾子守约，不像荀子批评思孟学派一点不留情面。曾子说，“吾尝闻大勇于夫子矣：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朱子说：“缩，直也”。“缩”即是合于义，所谓“有诸己之谓信”，“自反而缩”接近于“反身而诚”。北宫黝“视刺万乘之君，若刺褐夫”，这是勇敢，如果善良的人不小心触犯了他，也恶言相向，这就是刻薄的匹夫之勇了。故不区别对象的“恶声至，必反之”如庄子之齐物论，是不能事事合于义的。“义”是内在的，不在于遇到万乘之君还是褐夫，而是在于自反“缩”与“不缩”。孟施舍在两军阵前视有若无，与曾子“有若无，实若虚”不同。孟施舍视有若无是掩耳盗铃式的，“无”是对“有”的外在否定，只往而不反；曾子“有若无，实若虚”是有、无互为终始而相生不息，能“守约而施博”，能以“一”率“多”。或者说孟施舍是在时间上陷入虚无，故能不计后果而勇往直前，而曾子自反而缩是存得当下的“几”，故能“时措之宜也”。所以，孟施舍相对北宫黝是守约，但相对曾子就是守气了。朱子说：“曾子之反身循理，所守尤得其要也，孟子之不动心，其原盖出于此”。下文孟子说“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即是“自反而缩”之义。

公孙丑又问：“敢问夫子之不动心，与告子之不动心，可得闻与”？孟子说告子“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这还是接着前一个问题“不动心有道乎”而说的，而不是告子之不动心本身，因为“不动心”本身是无法言说的。而朱子说“告子谓于言有所不达，则当舍置其言，而不必反求其理于心”，“有失于其言，则曰无害于心；但心不动，言虽失，不必问也”，则是把“不求”当作告子之不动心，所谓“告子只是守着内面，更不管外面”。“言者，天下之义理也”，其实告子“不得于言，勿求于心”，即是“得于言而求于心”，故告子之学是“择善而固执之”。“勿求于心”，“心”是作“求”的宾语，而不是“求”的逻辑主语，“得于言”是择善，“求于心”是以义理来充养心性，而朱子正好把“求”的方向理解反了。

朱子说：

“‘不得’，犹曰失也。谓言有所不知者，则不可求之于心；心有不得其正者，则不可求之于气。孟子谓言有所不能知，正以心有所不明，故‘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可’。其不得于心者，固当求之心。然气不得所养,亦反能动其心,故‘不得于心,勿求于气’,虽可而未尽也。盖知言只是知理，告子既不务知言，亦不务养气，但只硬把定中间个心，要他不动。孟子则是能知言，又能养气，自然心不动”。

孟子说“告子未尝知义，以其外之也”，告子认为理或义在心外。孟子之所以断定“‘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可”，因为“得于言而求于心”是先“知”后“行”的“二本”，是“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求在外者也”。而孟子认为心即是理，“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所以“求于心”是无条件的。正如孔子所说：“仁远乎哉，吾欲仁，斯仁至矣”；“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孟子之学是“诚者，天之道也”，是“自得于心，自求于心”，所谓“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

朱子说“于心有所不安，则当力制其心，而不必更求其助于气”，“心有不得其正者，则不可求之于气”，也错解了“不得于心，勿求于气”。其实，“勿求于气”顺着“勿求于心”下来，“气”也是作“求”的宾语。告子的养气是“得于心而求于气”，“得于心”即心得到义理充养而能定能安，然后以心之义理去统率气，再使气得到涵养充实，气的有序性就会增强。“不得于心”是心有未安，不能“持其志”，如果这时以心去统率气，则不但不能养气，反而会动气，所以孟子说“‘不得于心，勿求于气’，可”。“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夫志至焉，气次焉。故曰持其志，无暴其气”是对“‘不得于心，勿求于气’，可”作出进一步的解释。“夫志至焉，气次焉”，正说明“求于气”是以心率气，而不是朱子所谓心有不安而求助于气。

孟子下面说“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对理解“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产生了干扰。既然孟子“陂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是“知言”，通常认为告子“不得于言，勿求于心”，是不去“知言”，如朱子说“谓言有所不知者，则不可求之于心”。其实孟子“知言”是效验，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