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老舍小说的四种悲剧形态

　2002年2月 郴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Feb.,2002

　第23卷第1期 Journal of Chenzhou T eachers C ollege V ol.23N o.1

收稿日期:2001-08-26

作者简介:刘雄平(1970-),男,湖南郴州人,广东佛山教育学院中文系教师,硕士。

论老舍小说的四种悲剧形态

刘雄平

(佛山教育学院中文系,广东佛山　528000)

摘　要:老舍是一个具有强烈悲剧意识的作家,他的几乎所有的小说都充满着浓重的悲剧色彩,由于他在不同的时期所具有的悲剧意识的不同,他的小说在不同时期也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即初创期的感叹命运、感叹人生,探索期的感时伤世、忧国忧民,成熟期的批判文化、批判社会,沉寂与爆发期的反思民族、反思历史。

关键词:老舍;小说;悲剧意识;悲剧形态中图分类号:I24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042(2002)01-0054-05 “悲剧意识是对现实悲剧性的意识,是对现实悲

剧性的一种文化把握,它既有反映现实的一面,又有

主动地认识现实、结构现实的一面。”

[1](P2)现实生活中不乏悲剧性素材,但缺乏悲剧意识的创作主体是不可能创作出悲剧性作品的。具有悲剧意识的作家总要在作品中着力暴露悲剧人物所处的困境,陈示他们所受的苦难,表现他们企图以自身力量突破困境而又不能突破时充满的危机与忧患、交织的绝望和抗争的精神现象;同时还要揭示出悲剧产生的根源,通过有价值东西的毁灭,对人类自身存在和社会存在进行批判性认识和否定性评价。所以悲剧意识一般都带有忧患意识、批判精神和反思意识。以此来对老舍其人其作进行深入细致的考察,就不难发现老舍是一个悲剧意识极为强烈的作家,他的小说也是充满着浓重的悲剧色彩的。由于老舍在几十年的创作生涯里所面临的社会现实、所接受的文化思想以及所经历的时代生活的不同,在不同时期他的悲剧意识也就具有不同的内涵,他的小说也就呈现出不同的悲剧形态。我认为老舍的小说创作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并呈现出四种悲剧形态。

初创期:感叹命运、感叹人生的悲剧形态

悲剧意识是悲剧性现实的产物,老舍的悲剧意识正是他对悲剧生活经历体验的结果,同时又成了他把

握悲剧性现实,创作悲剧性作品的前提。

对一个作家来说,早期的生活经历、思想情感和所受的文化教育等对其以后的创作倾向和艺术风格有很大影响。老舍的创作始于1924年的《老张的哲学》,但老舍的悲剧意识却可追溯到他的童年。可以说,老舍一出生就染上了生不逢时、命运不济的悲剧色彩。他出生在一个“残灯末庙”的时节,出生在一个处于社会底层的满族家庭,满族这个曾经有过光荣历史的民族并没有给他带来多少的荣耀,旗人这个曾经是京城的上等人阶层也没有使他感到多少的优越,随着满清的衰败,他却承受了旗人遭受的不少歧视与屈辱,承袭了满族人那份命定的悲剧。后来父亲抵抗八国联军而战死,更使得本来就“愁吃愁喝”的家庭雪上加霜,以至老舍到了八岁还没能上学,以后很长时间老舍都没能摆脱贫穷的纠缠,这也形成了他天然的对为富不仁者的憎恶和对穷苦劳动者的同情。好不容易得到恩人刘大叔的资助,有机会上了学,并十分艰难地完成了学业,当上了一所小学的老师,总算减轻了家里的负担。可生活中的一系列变故又给了他沉重打击,先是刘大叔看破红尘出家当了和尚,而后初恋女友也听从父言削发为尼,更有工作中的锐意改革也常遭至同事的冷嘲热讽。这一切都使老舍年纪轻轻就具有中年人的性格,养成了悲天悯人的情怀,不仅信佛,还入了基督教,热心于慈善事业,一度还消

沉、颓废和荒唐过,对什么事都心灰意冷,《五关》就反映了他当时的精神危机。1924年夏天老舍的命运又一次出现了转机,他有机会远渡英伦,到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当一位中文讲师。一方面他可以暂时摆脱人事的困扰,另一方面希望藉此改变生活的境遇。可是到了英国,他的贫穷依然没有多大改变,每年250英镑的年薪,不够一个普通学生的生活费,可他还得寄钱养活北京的老母。在英国的老舍,清苦没有减少,歧视却受了不少;异乡的新鲜劲儿渐渐消失,而想家的念头却与日俱增。为了排遣寂寞,老舍试着像狄更斯那样把记忆中的图画用小说的形式描画下来,《老张的哲学》和其后的《赵子曰》就是这样画下来的。正如老舍自己所言:“这两本东西在结构上,人物上,事实上,都有显然的不同;可是在精神上实在是一贯的。”[2](P169)这种一贯性主要体现在:首先都是取材于老舍在国内的所见所闻所感,基本上是他所知道的人和事,具有较强的真实性,只不过前篇中的底层市民更具有普遍性,后篇中的青年学生更具有特殊性;其次在表现手法上都受了《尼考拉斯・尼柯尔贝》和《匹克威克外传》的影响,采取了不讲控制的实录和不讲节制的幽默,以至许多人物都写得有过火之处,太注重了可笑,而忽视了可信,甚至流于油滑;而最主要的是两者内在精神的一贯性,即作品无论怎么幽默、可笑,里面裹藏的却是悲剧的内核。《老张的哲学》中李大叔被老张活活逼死,两对纯真相爱的青年恋人也被活活拆散:李静非但没能救出李大叔反而被逼自杀了,王德非但没能报仇反而失去了恋人,龙凤在金钱的左右下嫁给了一个富人,而李应也被环境所迫而远走他乡。《赵子曰》中“学问,品行,见解,全第一”的李景纯虽有志为民除害、拯救社会,却惨遭军阀杀害,单纯的王灵石女士也在受尽欺骗和凌辱后被迫远渡东洋。这些有价值人物的毁灭和无出路的结局使读者在幽默四溢的语言中感受到的不是轻松愉悦的欢笑,反而是浓得化不开的悲苦。小说中处于社会底层的城市贫民就是老舍曾朝夕相处的亲人、朋友、街坊,且其中的一些人和事甚至具有较为明显的自传成分,这使得老舍初创期的两部小说更加充满了感叹人生、感叹命运的悲悯色彩。

探索期:感时伤世、忧国忧民的悲剧形态

在英国,老舍不仅受穷的困扰,还受外国人的白眼,这大大刺激了他的民族自尊心。一方面他对英国人偏狭的爱国主义和根深蒂固的民族偏见感到十分的愤慨,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对英国人的强烈的国家意

识和民族意识表示佩服,甚至认为“一个中国人能像英国人那样做国民,便是最高理想了”。这时的老舍已不再是一个对时局采取“事不关已,高高挂起”态度的旁观者,而是一个热心的关注者;不再是一个站在“五四运动”外面的看戏人,而是一个为北伐革命军前进而狂喜、为其退却而懊丧的爱国青年。老舍的忧国忧民意识明显增强了,《二马》正是这一意识的产物。

《二马》通过马则仁父子在伦敦的生活遭遇,揭露了帝国主义的民族歧视,深刻反映了贫弱的旧中国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痛苦和屈辱;同时还通过那些苦苦挣扎于贫困之中的英国底层贫民的不幸处境,揭示了工商资本主义社会这个金钱世界的罪恶;更为可贵的是,老舍站在中西民族比较的角度来反思民族文化的利与弊,探讨中国国民性问题和振兴中华的出路,开始了他伟大的“改造国民性”的工程。这部作品对“搞笑”有所控制,悲剧的成分被更多地注入,通过新的喜剧形象直接逼视的是悲剧性的社会本质。爱国热情的高涨,使老舍萌生了要写一部像康拉德那样以南洋为背景的小说的意图,但要“以中国人为主角”,“要表扬中国人开发南洋的功绩”,表现“中国人不怕死”,“中国人不悲观”和“中国人的伟大”[3](P178-179),来驳斥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人的许多罪名。这本书老舍虽没能写出,但在新加坡所写的《小坡的生日》还是透露了他感时伤世、忧国忧民的情绪,他以乐观明快的笔调,表达了对联合世界上弱小民族,共同奋斗,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的希望。新加坡的短暂停留期间,老舍仍然无法创作出预想的作品,但他的思想“猛地前进了好几丈”,并终止了《大概如此》的创作,决定回国来看看。

1930年,老舍满怀喜悦和希望回到阔别已久的祖国,可是国内并没有出现他理想中的马威们,他也没见到新加坡那种激烈的反帝反压迫的东方革命景象,呈现在他面前的是一片令人窒息的黑暗和一沟绝望的死水,悲愤之情油然而生。老舍在北师大作题为《论创作的报告》时,曾情绪激昂地说:“在最近二三十年我们接受了多少耻辱、多少变动、多少痛苦,为什么始终没有一本伟大的著作?不是文人只求玩弄文字,而精神上与别人一样麻木吗?我们不许再麻木下去,我们且少掀两回《说文解字》,而去看看社会,看看民间,看看枪炮一天打杀多少你的同胞,看看贪官污吏在那里耍什么害人的把戏,看生命,领略生命,解释生命,你的作品才有生命。”[4](P266-267)老舍写《大明湖》时就力图真实地再现日本制造的“五三惨案”,以激起人们的反日情绪,为济南人民以及所有蒙受侵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