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穷——关于一个时代的回忆

貧穷——关于一个时代的回忆
洛川县中学王军强
“五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儿”，这是过去刚解放时，农村人对幸福生活的描绘和期望，这个要求现在看来并不高，但其实一直从解放初到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有相当一部分人，家里都没有达到这个并不太高的标准。

(一) 黑窑
我是七零年出生的，从我出生到八九年参加工作，我有很长一段时间住在一个大杂院儿里。

这个院子很小，座北面南是两个窑洞，院子西边是四间小偏厦子，南面与窑洞相对是三间房。

就这么些个地方，住了我伯父、我二爸、我大哥、我三哥、我四哥还有我爸我妈六家人。

我和我爸我妈住在北面靠西的那个窑洞里，这个窑洞是民國时候我曾祖父手里箍的，属于“下梯子窑”。

所谓的“下梯子窑”就是窑里的地面比院子里的地面低，过去人把窑箍成这样，主要是为了保暖，但这样很显然影响透光，窑里就不够豁亮。

我们家的这眼窑的门和窗都很小，也是为了保暖，所以光线就非常的差。

而且我们家的窑洞还有一个特殊情况，这个窑洞在民国的时候被黄龙山下来的土匪放火烧过，窑里的砖都烧的炸开了，窑洞内壁的窑顶全都烧成了黑的了。

每年夏天雨水多的时候，窑顶上就往下流黑水。

可是因为我们家孩子多，日子一直过的紧巴巴的，攒一点儿钱我父母都给我几个哥哥订了婚、结了婚，所以也就一直没有能力箍新窑，我们家就一直住着这孔“高龄窑洞”。

因为老窑又黑又暗，所以每年过年的时候用报纸糊墙就成了我的一项主要任务。

要糊墙，首先要把窑顶窑壁上的尘土用大扫帚扫下来，然后把落下的尘土归了堆，提出去，再把桌子凳子这些家具都抹干净，这就是农村人说的“扫窑”。

这个事情，一般都在腊月二十三进行。

因为窑被土匪烧过，到处都坑坑洼洼，所以报纸非常难糊，因为有的地方根本没有地方抹浆糊。

其实糊了也就有几天的新气儿，过一两个月一返潮糊上去的报纸还得掉下来。

今天的孩子们住着雪白的单元房，有自己独立的房间，没有住黑窑的体验，不用说糊墙了，更没有半夜里老鼠从被子上跑过的体验，他们是幸福的！
(二)吃饭
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在吃饭上面临的主要问题不是吃什么，而是什么可以吃。

在那个物资极端匮乏的年代，吃饭不是活着的手段，而是活着的目标。

我上小学的时候吃的最多的是烤馍片儿抹油辣子，家里很少有吃炒菜的时候，因为没有油可以用来炒菜。

我们一家一年能从生产队里分二三斤菜油，分油的时候用脸盆儿小心翼翼端回来，再小心翼翼地储藏在三四个盐水瓶子里，这几斤油就要吃一年。

而现在我们一家三口人，一个月都吃一斤油，用我母亲的话说是“油里捞着吃菜”。

那时候即便是吃炒菜，也从来不在锅里炒，都是用一个小油勺来炒。

油勺从勺口到勺底有两厘米，整个油勺比巴掌稍微大一点儿，带一个长长的铁把儿，现在的孩子都没有见过这个东西。

母亲炒菜的时候，小心翼翼的从瓶子里倒出来一丁点儿油，等油热了，就把切好的一点儿青椒或者土豆儿放进油勺，然后又放到灶膛里去炒。

炒出来的菜能放个碗底，用母亲的话说，一个饿人两口就吃完了。

而且炒出来的菜很不干净，落进了好多的灰尘。

因为我母亲老是用这个油勺炒菜，后来油勺的沿有一块被蚀掉了，有了一个月牙形的缺口，好多年以后我仍然记得母亲用过的这个油勺儿，记得母亲用油勺儿炒出的焦黄的土豆丝。

因为油吃的少，所以那个年代的我们没有油光满面的，都是长得又干又涩那种类型的，也很少有人得高血压高血脂什么的。

吃的菜都是自家种的，以辣子、土豆儿、白菜、西红柿为主。

到深秋的时候，母亲把西红柿切成小丁儿，熬成西红柿酱，装进从医院里要来的空盐水瓶子里面。

到冬天，我们隔几天就能吃上新鲜的西红柿面。

西红柿面是当时我最爱吃的，可惜也不能常吃。

现在我们一年四季都吃的是鲜菜，冬天可以吃上夏天的菜，这在那个时候说出来，说破大天别人也不会相信的。

那时候可吃的东西不多，所以当时的劳动人民充分发挥自已的聪明才智，想了很多办法来丰富自己的饭碗。

每年春天桐树开花的时候，家家户户都蒸桐花麦饭(就是把面粉和桐花拌在一起加水搅拌成面糊状，再上锅去蒸)吃。

荠菜上来的时候，我们就吃荠菜做成的菜片儿。

秋天和冬天，主要吃南瓜面。

冬天我最喜欢吃母亲做的“米儿面”。

“米儿面”的做法最简单，面条下锅煮，然后把早上没有喝完的煮有绿滚豆的稀饭倒进去，烧开后，再煮一会，盛起来，调上一点盐，蘸上一点儿油辣子，吃了又香又辣又暖和。

冬天母亲中午做饭前常问我做啥饭，我最爱说“米儿面"。

“米儿面”母亲也爱做，因为“米儿面"里面的面条少，主要靠喝汤，能节省不少的粮食，那时候粮食是最稀缺的资源。

所以母亲说“米儿面”是一种“哄肚子”的饭，吃了根本不顶饱。

有一年正月，我和我母亲去舅舅家拜年，吃了一种菜，这种菜很奇怪，是从老树的树皮上剥下来的，灰灰的，皱皱的，有指甲盖儿大小，可能就是人们所说的所谓的"树衣”(树上长的一种苔藓类植物)。

把它从树皮上抠下来后，泡软，然后用盐和醋简单地调制一下，就可以吃了，味道还不错。

我舅舅家过年就吃的是这个，他们家比我们家还困难。

其实那时候过年吃的东西现在想起来都心酸，就是蒸几锅白馍(白面馒头)，煮上五六斤肉。

猪肉的腥汤都舍不得倒掉，为的是过年用腥汤炒菜。

所以过年的菜大家就吃得特别香，其实就是那点腥汤的作用。

光白馍是不够过年吃的，所以母亲常常还要炸一小盘油糕片，再蒸些糜子面做的“软馍”，再用鏊摊上一些"黄黄”(是糜子面加水和成流质状倒到鏊里烤)，这就是过年大餐的全部了。

等到十五过后，大餐就完了，一切又恢复了往日的模样，我就继续吃我的烤馍片儿抹油辣子。

那时候家里吃的馍，分为三种。

一种是用“下面”(质量最次的面粉儿)蒸的“黑馍”，一种是玉米面和黑面蒸的“两搅馍”( “两搅馍”蒸出来的样子是黑的一层黄的一层黑黄相间)，
最珍贵的就是白馍。

蒸出来，我母亲就把它装在一个小篮子里，“束之高阁”，挂在钉在窑壁上的高高的木橛子上，家里来个稀罕客人，才拿出来给客人吃。

孩子不听话，拿出一个半个来哄孩子，平时根本是吃不上的。

不过话说回来，那时候的孩子们也有自己的美食。

洛川现在是苹果大县，可是那时候我们那里是一棵苹果树也没有的，能见到的水果就是梨、枣和柿子。

我们家院子里有一棵枣树，每年枣都结得很蕃。

枣一红，我就上树去摘，摘下来生吃，或者让母亲给我蒸着吃，蛮好吃的。

后来因为我经常在下雨天忍不住上树摘枣子吃，这颗枣树让我折腾死了。

想起来真对不起这颗枣树，它甜蜜了我的童年，最后却落得了这样一个下场，我真的对不住这棵树。

秋天，我们一帮孩子也会偷偷的溜到沟里摘酸枣吃，偷偷去是因为大人一般不让我们小孩到沟里去的。

酸枣的果实很小，大的才有指头蛋儿那么大，不过吃起来酸酸甜甜的很好吃。

看见了杜梨树，我们也到树上去摘杜梨，杜梨也像酸枣那么大，成熟了是灰红色的，里面包着一包水，吃着有点儿甜，也挺好吃的。

还有一种白色的花儿，摘下来从花把儿里面往外吸，能吸出一丁点儿甜水来。

所以我们经常摘这种花，吸吮里面的甜水。

偶尔我们能喝到白糖水，那就是非常幸福的事情。

白糖水在那时候是很奢侈的，有钱的亲戚来我们家里带一斤白糖，好珍贵哦！母亲就把这糖藏起来，等到走亲戚的时候给人家又带着。

亲戚带到家里的罐头，也常常是又被母亲带着去走另一家亲戚。

转来转去，有时候同一瓶罐头能来我们家两次。

最后到底谁吃了这瓶“万年罐头”，我们也不知道。

(三)上学
我儿子今年高三毕业了。

从六年级开始，每个学期他都要问我们要一个新书包。

今年他毕业了，我整理了一下，家里现在至少还有十个书包儿。

没有用完的中性笔，至少还有几十只，
家里的空盒子里放的全是他的没有用完的笔。

文具盒文具袋也有五六个，估计给别人也没有人要。

我上学的时候，用的是我母亲用一块块二三厘米见方的小碎布拼在一起缝的小花布书包，那时候我们没有买书包的概念，大人没钱买。

用的本子是买的大张的白纸，我母亲先用切面刀把它们裁成小张，然后用缝衣服的线缝在一起，这就是我用的本子。

那时候小伙伴们写作业用的都是铅笔，就那种老式的铅笔，不是自动铅笔，没有那样的东西。

更没有人买得起钢笔，钢笔一般只有老师才用得起。

五年级的时候，我姐姐到延安上了延安师范。

过年回来，她用她节省下来的生活费给我买了一个小钢笔，造型很可爱，是一个金黄色的玉米棒子的样子，你不知道我有多喜欢。

因为过年，当时还没开学。

我就天天盼着开学，为的是开了学，我就能在小伙伴们面前炫耀我的新钢笔。

没有练习本儿，我们写作都是在地上写，地上画。

画字的时候大家都是拿柴棍画，要么就是把捡来的一号电池砸开，用电池里面的碳棒来写字儿。

碳棒写的字儿比柴棍写的字写出来要清楚得多，所以放学路上一看到人家扔的废电池，我的两眼就大放其光。

所有的小孩儿都在地上画字，所以校园里的地上，每天都写满了字儿，这也算是那个时代校园里的一道独特的风景吧。

记笔记，没有笔记本儿，我都是捡的人家扔的烟盒纸。

过去的烟盒都是软盒儿，把烟盒拆开，把有图案的一面儿翻过去贴在书上，有需要记的东西，就记在烟盒纸的背面儿。

我拿的书常常比别人的书要厚好多，一个是因为我用书不爱惜，书角都卷起来了，另一个就是因为我的书里面贴了很多的烟盒纸。

现在的孩子是没有这种经历的。

我儿子的好多本子，本子特别厚，纸张也特别好，常常只写了三四页就不写了，又去买新的，也不知道他们心里是什么想法，为什么要这样糟蹋东西。

我是赞成古人“敬惜字纸”的主张的。

现在的人可能经常说环保，其实做出来的很多事情都很不环保，没有那一个时代比我们这个时代每天产生的垃圾更多。

关于上学我记忆最深刻的就是冬天的上学。

那时候上学家里没有闹钟，早上什么时间去上学全靠我母亲估计。

冬天的早上时间特别难估计。

有时候夜里下了雪，从窑洞里面看外面明晃晃的，母亲就以为天亮了，就把我叫起来，结果到学校一个人没有，只有我。

又冻又怕，有时候要一个人在又黑又冻的校园里等一两个小时。

特别糟糕的是我上学必须经过乡里的供销社，供销社的门洞里总锁着一条狗。

每次我经过供销社这个门洞的时候，这条狗都要狺狺的对我吼叫一番，吓得我拼命的跑。

有时候天不亮到学校去，走着走着就感觉后面有人跟着自己，猛一回头，又啥也没有，明知道啥也没有，但还是感觉到害怕。

这是我小学经历中最为惊险的一页。

我小时候属于那种热爱学习型的孩子，那时候家里是没有电灯的，点的都是煤油灯。

煤油灯放在窑里较高的地方，母亲说这样才能“高灯远明”。

灯放在远处，根本照不见我的书上的字。

没有办法，我就用墨水屏儿自己做了一个小煤油灯，放在我的书桌上。

书桌其实不是书桌，是一个竖起来的废纸箱子。

冬天晚上从学校回来，家里特别冷，只能坐在炕上看书做题，我就趴在我的纸箱桌子上大战，瞌睡了就把头伸进纸箱里，盖着被子就睡着了，如果不把头伸进纸箱里老觉得头皮凉飕飕地冻得睡不着。

但是我天天晚上点灯熬夜做练习，我父亲就有点儿不高兴，因为他嫌我浪费了灯油。

我母亲就劝他说:“人家家长打着骂着想让孩子学习，孩子不学习。

咱家的孩子想学习，你还怕费了煤油。

煤油能花多少钱？将来娃考上了学，成了干部，要给家里挣多少钱？”母亲这样说了以后，我父亲从此再没有说我看书费油的话。

上初中的时候，我跟一个物理老师的关系特别好。

他不是我们洛川本地人，是渭南的人。

每年到暑假的时候，他都要回老家去。

我就借了老师的办公室，在他的窑洞里看书、做题。

那时候我也很爱看小说，小说其实就是家长嘴里所谓的“闲书”。

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我就曾经看过哥哥从延安带回来的《战争与和平》。

《敌后武工队》《烈火金刚》《英雄儿女》这类战争小说是当时我最爱读的。

爱看书，可是又不珍惜书，所以借了人家的书常常就把书丢了，所以屁股后面经常跟着一串儿的债主，要我给他们赔书。

那时候晚上最常做的梦就是我在县城里的新华书店里买书，书店里的书好多好多，可是当付钱的时候就没有钱了，然后一着急就从梦中惊醒了。

记得我姐夫在和我姐订婚前，到我们家，问我要什么礼物。

我要的是一本《聊斋志异》，后来姐夫果然给我买了。

我当时觉得有一个姐夫，真的好幸福，因为有了姐夫，就有人买书给我看了。

我们家里有六个孩子，我的四个哥哥全都上过高中，我姐也上了高中，我最后考的是初中专。

这么多孩子读书，所以家里的经济始终很紧张，有时候连学费都拿不出来，所以我们常常要勤工俭学。

我们家门口有棵老槐树，槐树上结一种黄色的小米粒儿状的叫做“槐米”的东西，据说是一味重要的中药。

为了筹措学费，每年我哥哥和我都要上树去摘槐米。

这是一个上百年的老槐树，长的特别大，槐米也结的特别多。

但每年照样被我们摘的干干净净，摘下来晒干了，拿到公社的收购站卖了，我们的学费就有了一定的保障。

那些年国家对植树造林抓的特别紧，公社的收购站就常常收树籽儿，所以我们有时候也去到黄龙山里一个叫“白土窑”的地方去打树籽儿。

我没有打过，但我哥我姐他们都打过，他们打一次树籽儿常常就是好几天，晚上就寄宿在当地的农民家里，吃自己带的干粮。

我小时候的另外一个重要经济来源就是卖牙膏皮儿。

牙膏皮据说是锡做的，所以公社的收购站里也收。

一支牙膏皮能卖五分钱，挺值钱的。

不过那时候刷牙的人少，要捡一个牙膏皮很不容易，我们一般都是到公社大院、医院这些国家单位的垃圾堆里去找，看人家有没有扔的牙膏皮儿。

捡到一个牙膏皮儿就跟叫化子拾到龙王爷的宝贝一样，心里甭提有多高兴！
但即使这样也不完全能够凑够所有的学费，家里人实在沒有了，也就只有去借了。

其实那时的学费也就三五块，真不多。

但大家是真没有钱，家家都一样，所以孩子们的上学就成了大人们特别熬煎的一件事。

我初三没考上中专，又去补习，学费是五十块钱，家里拿不出来，最后还是我母亲到我舅舅家，找我的一个在县百货公司上班的表哥借的。

(四) 关于穿衣
我们家我是老小，上面还有四个哥一个姐姐。

孩子多，所以我们家的日子，过的比别人艰难得多。

我母亲年轻时都穿的是家织布缝的衣服，我小时候在我大哥住的房子里还见过我母亲用过的织布机，我大哥二哥也穿过家织布做的衣服。

从我三哥开始穿上了“洋布”，其实就是国产的布，只不过是大家习惯就那么叫罢了。

不过那时候“洋布”不是放开购买的，都是用“布证"购买。

“布证”是国家按人口发给大家的，往往是规定好一口人几尺布，然后按这个来发“布证”。

谁家的“布证”用完了，就算你有钱也没法儿买布，需要就要到黑市上高价买别人的“布证”。

我们家人多“布证”少，所以一件衣服往往是大的穿了小的穿，穿烂了就打补丁，补住了接着穿。

有的衣服是补了又补，补丁摞补丁。

买布的时候一匹布剩下的最后一点儿叫“布头”，布头往往相对比较便宜，所以我母亲买布时常买的是布头儿。

但布头儿因为不是按尺寸买的，有长有短，长了用不完就浪费了，短了就不够做一件衣服。

就拿其他颜色的布去接续，所以就会出现一件衣服两个或三个颜色的事。

但这种事在那时候是很常见的，可见“撞色”在那时候就有了，只是那是人们被动的去“撞色”。

我姐姐七九年考上了延安师范，临走的时候光有一个被子，没有褥子，我母亲没有办法，最后借了我二嫂的一个小褥子，给我姐带上，才把我姐勉强打发走了。

那时候上师范是国家供养的，我姐上了师范的第二年，用国家发的节省出来的生活费做了一件警蓝上衣。

姐姐做了
这件衣服很激动，还专门拍了一张照片儿给我们寄回来，让我们看她做的新衣裳。

而姐姐那时候已经二十多岁的人了，但实际上她穿新衣服的日子真没有几次。

我八六年考上洛川师范，冬天到了的时候，我母亲托人给我捎上来的棉衣还是农村人穿的那种臃肿的老棉袄，张艺谋拍的《秋菊打官司》里面秋菊穿的就是那样的老棉袄。

羽绒服、滑雪衫儿什么的，在我那时候根本听都没有听说过，不用说穿这些了。

上师范的第二年，也就是八七年的时候，我才生平第一次穿上了线衣线裤。

以前都是光穿一个单裤子，冷了的时候就是裤子套裤子。

然后才有了我人生的第一双球鞋，就是那种飞跃牌儿的白球鞋。

这都是我把国家发给自己的饭票儿，节省下来，卖掉以后，用卖了饭票换的钱买的。

我现在还记得，当时我买了新线衣线裤以后，我愣是没穿外套儿，直接穿着一身线衣到县城里去逛。

当时自己还觉着挺美的，现在想起来自己那是简直就是一个大傻帽儿，估计当时看见的人都把我当怪物。

现在呢，我们家的衣柜里塞满了各种各样的衣服，我一个人光棉服就好几件儿，我们三口人就有十几个被子。

常常衣服穿得还很新就不穿了，给人也没有人要，这在那时候简直是做梦都想不到的事。

(五) 关于娱乐
我唯一感觉到比较幸福的，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娱乐活动是比现在的孩子要丰富的多的。

现在的孩子大多是宅着，宅在家里玩电脑，玩手机。

而我们那时候的生活，现在想起来，远远比今天的孩子丰富多彩得多。

二三年级的时候在我们中间流行的是“跳方”和“滚铁环”。

“跳方”就是在地上用粉笔画一些格子，然后第一个人先沿格子向前走四步，单足立。

然后，后一个人跟着向前走三步也单足立，伸手去够前一个人，前一个人则尽力躲闪，如果前一个人被后一人抓住了或是没有抓住但双脚着地，都算他输了。

另外一种游戏，是“推铁环”。

铁环原来是木桶上用来固定桶板的东西，后来人们有了铁桶不用木桶了，铁环就成了我们的玩具。

推铁环的工具是一个铁丝挽成的东西，有一个长长的柄儿，柄的下端有一个“U"型的卡子，可以卡住铁环，推着铁环往前跑。

推铁环是一个竞速运动，规则简单，简便易学，所以我们每天放学后，就开始推铁环比赛。

马路上到处是推着铁环向前冲的孩子，你追我赶，争先恐后，比的是热火朝天。

冬天里，我们喜欢玩儿的另外一个游戏就是“挤台湾”。

之所以把这个游戏叫“挤台湾”，是同时也是因为这个游戏以“挤”为主，同时又蕴含着一个“一定要解放台湾”的伟大梦想。

那时候的冬天，教室里是没有暖气的，都是在教室里用砖砌个炉子。

炉子生起来，炉子周围的人烤的要死，离得远的同学冻得要死，所以我们一下课就开始“挤台湾”。

“挤台湾”的游戏规则是把人分成两组，各自排成一排，然后，大家都靠着墙根儿相互挤对方，看哪一方能把另一方挤出原来的位置，就算占领了台湾，就算胜利了。

挤台湾的乐趣是竞争特别激烈，声势很大，而且挤到最后大家身上都摩擦生热，再也感觉不到身上冻得慌，所以“挤台湾”也成为我们冬天里乐此不疲的一个游戏。

我们那时经常玩儿的，还有一个游戏叫"打宝"。

“宝”，其实就是用废纸叠成的厚厚的正方形的纸片儿，这个纸片有一个正面，一个反面儿。

两个人来对打，你只要把你的宝用力的摔下去，借助它产生的風以及“宝”本身的冲击力把别人的“宝”掀起来翻个个，让它翻到另一面儿，你就算赢了，对手就必须把这个“宝”给你。

我记得我那时候放了学就经常打宝，有时候打宝的时候，手指不小心碰到地上，把指甲盖儿都碰下来了，但依然打得火熱，轻伤不下火线。

小伙伴们到我家的时候，我常爱带着他们参观我从别人手里赢得的“宝”。

我记得那时候最多我曾蠃了两抽屉的“宝”，甚至还为“打宝”跟别人打过架。

到麦秸堆里捉迷藏，也是我们那时经常玩儿的一个游戏。

轮到我藏的时候，我常常在麦秸堆里掏一个洞，把自己藏在里面，外面盖上厚厚的麦秸。

要么是爬到麦秸堆的顶上去，屏住
呼吸，平躺在上面。

有时候在麦秸堆里躺的时间太长，就不知不觉睡着了。

醒来的时候大家都走了，然后就顶着满头的麦草，像一个稻草人，回家去了。

回到家里，家里人也不问，都知道干啥去了。

不像现在，家长一看孩子不见拖累了自己的视线，就着急了。

其实那时候家长们的孩子都多，也照顾不过来，所以也不大搭理孩子，一半天不见孩子，一点也不着急。

那时候做的唯一一件比较冒险的事情就是“钻地道”。

我们村附近有一个过去挖的躲土匪的地道，黑黢黢的，没有人知道它到底有多深，所以有一次我的小伙伴们就决定去探一探它的深浅。

刚进入地道的时候，我们每个人手里都拿了好几个点着的玉米秆，灯火通明的，大家谁也不害怕，都吹牛说一定要走到头。

到后来玉米秆儿烧完了，里面黑乎乎的，不知谁突然被绊倒了，大喊了声：“有鬼！”大家伙儿本来那时候就高度紧张，一听这话，就都忘了当初的豪言壮语，开始转身猛回头跑起来，我们的探险就这样可笑地结束了。

到后来我们再也没有进过这个地道，这个地道到底有多深，至今对我来说仍是一个谜。

那算是我平生的第一次冒险吧！
以上就是我对我的童年生活、少年生活的一个简单的回忆，我想有很多七零后跟我有着相同的记忆吧。

那的确是一个贫穷的时代，但也是一个丰富的时代，在物质上我们是贫穷的，但在精神生活方面我们是很丰富的，我的很多的书都是在那个困难的时期读完的。

贫穷也锻炼了我，磨砺了我的意志，同时使我学会了我很多以前没有掌握的技能，使我后来能勇敢地面对在生活中遇到的种种困难。

从这个角度来说，我感谢那个贫穷的时代。

想起那个時代，我时常想起路遥说的一句话：“痛苦难道是白忍受的吗？它应该使我们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