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山无字碑

泰山无字碑

到了民国18年，泰山顶上的无字碑，突然有了字。

‚党权高于一切‛，六个尺余大小的字，在碑的正面。这座高六米、宽一米二的石碑，究竟为何人何时所立，历史上尝有辨议。明清大儒顾亭林，即写《日知录》的那个人，铁口直断：此碑‚非秦碑‛，而为汉武所立；有人不以为然，驳之：刘彻本是一个好大喜功之人，立其碑而‚绝无字痕‛，似不像他的性格……所以，更多的人还是相信，无字碑为始皇嬴政所立，‚隐然于来者，此意即焚书‛，这是万历年间进士钟惺的一首五言古诗《无字碑》中的末二句，直指秦始皇，不满其‚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的政策。

民国18年，也就是1929年。我们的话题，却要从1928年说起。 1928年，在中国发生的最大一件事，莫过于6月15日，蒋介石以南京政府的名义发表宣言，通告‚统一完成‛。尽管后来有人认为，此时所谓‚北伐成功，全国统一‛，有名而无实（汪荣祖、李敖语）。其理由，张学良‚东北易帜‛非在此时，而是这一年的12月29日。这是史家们的一种‚论定‛，且不去说它。倒是这一年的‚济南事件‛不能不提。1928年5月3日，在华日军为阻挠北伐，借保护日侨，出兵济南，屠杀我军民数千余人。蒋介石以‚各方隐忍‛为由取妥协之策，令北伐军绕道北上。5月8日，蒋本人也从济南附近的党家庄退至泰安，致使日后日军占领济南一年有余。蒋到泰安后，翌日，即率员登泰山。5月29日，南京国民政府明令在泰组建山东省政府，

泰安为临时省会。6月9日，国民党山东省党部迁至泰安，有着孙中山头像的银币成为泰安市面上的流通主币。8月，在泰的省府拨款十万余元，将岱庙前半部改为‚中山市场‛，后半部改为‚中山公园‛。10月10日，从前线归来的孙良诚正式就任山东省政府主席（前由石敬亭代理）。在此之前，国民党将领吉鸿昌一行曾游泰山，即兴作《登泰山诗》。

这一节似乎写得有点‚繁冗‛。

之所以，说白了，是想把国民党当年变泰安为省会的那种‚煞有介事‛再现出来。说它‚煞有介事‛，是因有日军仍踞济南这一事实，而百里之外的泰城却是另一番‚重文偃武‛的繁忙景象，让人心头不是滋味。无字碑上‚党权高于一切‛六字，就是这时已在泰安的国民党山东省党部于第二年所制，也就是民国18年。有关‚无字碑‛的文章不少，今人或旧人的，所能读到、且言及‚党权高于一切‛的似只有一篇，还是在附后的‚小注‛里。作者是谁未有说明，但其中‚无字碑已变为有字碑矣，贻非‘党权高于一切’，无此伟力欤‛之句，辛辣、调讽且一针见血，让人读后不忘。而在此之前，有关泰山无字碑的一切‚辨议‛，此刻显然都成了多余的了。秦皇也好，汉武也罢，恐怕都无及于这千年之后更有甚者的‚政治杰作‛，‚一党专政‛、‚以党治国‛再也不必遮遮掩掩而‚隐然于来者‛。因为这时，国民党公开说，中国的一切，由它‚独负全责‛（《革命文献》第七十六辑）。

由此而来，无字碑在1929年的‚变奏‛，就不足为怪了。

历史从不空穴来风。即便是一块小小的石碑，也有着自己的‚起承转合‛。更何况，‚党权高于一切‛——绝非仅仅是一些狂热党徒的即兴之作，它已然成了那个‚专制时代‛的缩略图，同时还暗示着某些重大历史事件隐微复杂的政治背景。

由于‚北伐成功‛，1928年的国民党成了执政党。按照孙中山《建国大纲》的设想，国民党在夺取政权后，‚军政时期‛即告结束，而‚训政时期‛开始。所谓‚训政‛，就是由党一手控制的政府，对落后民智进行民主训练，为将来‚还政于民‛做准备。这一年的10月3日，国民党中执会常务会议通过并公布了《中国国民党训政纲领》。‚纲领‛由胡汉民、孙科二人提出，同时胡还起草了一个《训政大纲提案说明书》，将‚一党专政‛表述得十分‚到位‛，也很坦率：‚一切权力皆由党集中，由党发施。‛有了这个大前提，《国民政府组织法》中规定：政府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院，其正副院长均由国民党中执会来选任……此时的国民党，何以权力之大，且‚高于一切‛呢？一方面，自然与他们上台执政有关，在形式上又统一了中国；另一方面，受其‚以俄为师‛政治迷思的侵淫，‚民主政治‛理念发生了动摇，从而步入‚一党专政‛的歧途。所谓‚以俄为师‛，是孙中山晚年‚从顿悟中发现了一个新方法……‛（唐德刚语），就是接受苏俄经验，引进‚党治制‛，全面实行‚一党专政‛。蒋介石向以孙中山的学生而自居。1926年6月7日，他在黄埔军校

发表演讲，将孙晚年的这种‚迷思‛发挥得淋漓尽致。他说：‚俄国革命之所以能够迅速成功，就是社会民主党从克伦斯基手里拿到了政权……什么东西都由他一党来定夺，像这样的革命，才真是可以成功的革命……中国要革命，也要一切势力集中，学俄国革命的办法，革命非由一党专政和专制是不行的。‛所以，1928年《训政纲领》和《国民政府组织法》的颁布，实际上是标志着‚一个完整的以一党专政为特征的政治体制‛（《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出现在中国，与孙中山早年所追求美国模式的‚民主共和‛以及建立‚合众政府‛的理想相去甚远。这种政体上的‚冰炭之殊‛，意味着政治理念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而这种政治理念又被强行纳入‚党化教育‛，于是到了民国18年，泰山无字碑上出现‚党权高于一切‛这样极端反民主的口号，也就不难理解了。

‚党化教育‛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人政治生活中的一次‚流感‛。

曾几何时，从南至北，漫漶于中国大地，让当时的不少中国人内心‚惴惴不安‛（袁伟时语）。1927年8月，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出台了一个《学校实施党化教育办法草案》，大力推行‚党化教育‛（1931年改称‚三民主义教育‛），其目的，无非是想培养出一代唯诺的‚顺民‛。‚党化教育‛在本质上是一种愚民政策，也是国民党实施‚训政‛的一种政治手段，与秦始皇‚燔百家而愚黔首‛的做法毫无二致。

我辈生晚。只能从各种史料和回忆文章中来体味当时的‚党化教育‛。在美的陈定炎教授近年撰文追忆，说‚党化教育‛在二十年代‚曾是一个普遍流行的名词‛。它最大的特点，就在‚党化‛二字上。陈定炎以当时广东教育界为例，‚……强迫所有教育行政人员、教师等全部入党，同时鼓励学生入党，在学校设立国民党党支部，进而规定‘三民主义’为必修课，控制与改订教科书。孙中山去世后，规定每周举行纪念周。到了1926年底，广东所有的公、私立学校，都成了国民党的政治工具。‛（《漫谈党化教育》）陈定炎何许人也？就是历史上曾经‚叛变革命‛的军阀陈炯明的儿子。他曾在广东生活多年，后来成为哈佛大学的工学博士。1928年，胡适在上海任一私立大学的校长，也不无抱怨地说，我们‚可以否认上帝的存在，但不能批评孙中山。可以不上教堂守礼拜，但不能不读总理遗嘱，也不能不参加每周孙中山的纪念周……‛（《胡适文集》）可见胡适对‚党化教育‛的憎恶与不满。也就在这一年，胡适、罗隆基、马君武、张元济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向国民党当局发出挑战，纷纷激扬文字，其锋芒直指‚训政‛和‚党化教育‛。胡适在《人权论集》序中这样写道：‚……我们要建立的是批评国民党的自由和批评孙中山的自由。上帝我们尚且可以批评，何况国民党与孙中山。‛那么，胡适等人要批的是什么呢？简言之，大要为三点：一是批没有人权保障；二是批‚训政‛，他说，没有宪法或约法，则训政只是专制；三是批以‚三民主义‛和孙文的‚遗教‛来统一思想，推行‚党化教育‛，没有思想言论的自由。这本《人权论集》由新月书店于次年出版，在当时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