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历史经验教训

辛亥革命的历史经验教训
辛亥革命，一场伟大的革命，一场彻底推翻清朝统治，并确立新政的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为新中国的成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晚清政治史上1911年的辛亥革命无疑是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事件。

它不但推翻清朝的统治，而且结束了沿袭二千余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在中国和亚洲历史上创建了第一个民主共和国。

（崔志海，《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辛亥革命史研究》，《近代史研究》，2015年5月15日）同时它也带给我们很多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辛亥革命已经一百年了，其历史功绩和意义起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政治上推翻了封建帝制，代之以中华民国；二是经济上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三是思想文化上改变了人们的思想观念，从而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

但是，在我们的传统认识中，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和意义往往只存在于政治方面，即推翻帝制，而忽略了其在经济和思想文化方面的功绩和意义，对此，我们必须重新加以认识。

客观地看，辛亥革命所建立的中华民国，尽管由于袁世凯的擅权而名存实亡，但它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引进的国会制、宪法等西方的新制度文明，引起了中国政治结构的分化，开创了中国宪政之治的先河，结束了中国“朝代国家”的形态，形成了政治文化的世俗化，使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结构得以改变，带来了民众政治参与的扩大，这一切对于中国社会来讲，无疑是历史性的进步。

同时，对于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的擅权和军阀统治局面的出现，似乎也不能由此而简单地否定辛亥革命本身，毕竟辛亥革命发生时，我国正处在封建根基仍然深厚，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十分强大，资产阶级力量薄弱、政治上还很不成熟的历史时期，这就决定了资产阶级革命不可能一次完成，而必然要经过几个回合才可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裴永斌，《辛亥革命百年回首——辛亥革命发生及其意义的思考》，《山西党校报》，2011年9月15日，第C03版）所以，辛亥革命并没有真正的结束，甚至到今天还存在，所以革命尚未完成，同志还需努力。

众所周知, 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灭亡,是通过辛亥革命完成的。

这不容质疑。

但如果把君主专制制度的灭亡完全归功于辛亥革命, 则有夸大之嫌, 也不符合历史事实。

(一)君主专制在近代的消亡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在中国存在长达两千多年之久,前期其能适应社会发展, 并促进了社会进步, 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后期逐渐成为社会进步的障碍,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其腐朽性进一步突出地表现出来,外不能抵御西方列强的入侵,内不能处理好复杂的国内局势, 而且其存在的条件也逐渐丧失,因而君主专制制度在中国的消亡有一定的必然性。

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经济基础不断遭到破坏。

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既是封建生产方式的深厚基础,又是专制政体赖以存在的物质条件。

鸦片战争以后,这种曾经具有极强适应性的经济形态,在面对西方廉价商品的倾销时,特别是在布匹和一些日常用品上,根本无法与先进的生产力相抗衡,所以一些手工业不断遭到破坏, 同时农业也被纳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 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逐渐解体。

而这些新因素的出现, 为资本主义经济方式的产生和发展创造了条件。

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外国资本主义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不仅对中国封建经济的基础起了解体作用, 同时又给中国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造成了某些客观的条件和可能。

”反过来, 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又进一步冲击和动摇了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基础。

2.阶级基础逐渐缩小和离心。

封建官僚体系,无疑是君主专制制度的阶级统治基础。

中央强大时,政府能够控制其庞大的官僚体系,而自从西方列强打破中国的锁国局面以来, 清政府积贫积弱,逐渐形成“外重内轻”的局面, 各地督抚的作用越来越大,无论改革,还是对外交涉,清政府都不能忽视他们的声音, 以至于后来地方督抚敢公然叫板中央。

八国联军侵华期间, 清政府向八国宣战, 地方督抚袁世凯、张之洞、刘坤一却大搞“东南互保”。

在清
末新政期间,岑春煊、陈夔龙、锡良公然向中央政府提出要权。

四川保路运动发生后, 清政府命岑春煊前去处理, 岑称病不出, 直接抗命。

关于此事, 时人是这样记述的:“已命端方, 复起岑春煊,又寄谕滇督李经羲援川,李以不能离滇辞;旋又寄谕陕抚钱能训援川,钱以栈道不便行军辞;又谕粤张鸣岐分兵援川,张以粤乱方棘辞。

”由此可见, 清君主的权威已经不能正常施行了。

另外, 由于敷衍立宪, 炮制“皇族内阁”,不仅引起地方督抚和士绅的不满, 而且也加速了立宪派的离心倾向, 清政府变得完全孤立了。

所以,武昌起义之后,局面失控, 一发而不可收拾。

3.思想基础不断遭受冲击而动摇。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皇帝所宣扬的“君权神授”、“万世一系”思想不断遭到质疑。

因为中国老是战败, 而且要割地赔款,威信扫地。

君权受到外来挑战时的窘况,一次是咸丰帝逃往河北, 一次是慈禧携光绪逃往西安。

这不仅在一般士人心目中形成极大的冲击波, 就是皇族本身也会对皇权的至高无上感到尴尬。

此外，面对外敌入侵, 国势日衰,国人不停地探索御侮强国之路,思想不断得到解放。

由于救国愿望迫切,先进的知识分子也不断地转换思路,他们发现,中国发展最大的障碍就是政体, 所以要求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先前的以儒家为代表的封建纲常礼教然不断遭到冲击和受到质疑。

特别是后来的立宪派和革命派的鼓噪与宣传, 一个主张君主立宪, 一个主张民主共和,更是大大冲击了君主专制制度所赖以存在的思想基础。

(二)清朝统治者也为君主专制制度的废除做出了“贡献”
清末新政期间,清廷派员出国学习,并提出仿行预备立宪, 尽管政治上的改革进展缓慢, 但也在进行,而且还是统治者自己推行, 具有一定的进步性。

有人认为这是清统治者不得不为, 但清政府作为了却是客观事实。

其实, 这时政体已经不完全是君主专制了。

张海鹏先生主笔的《20 世纪的中国·政坛风云卷》就认为:新政的“某些措施已经触动了清朝统治的根本,如在政治上宣布预备立宪,在中央设资政院, 在各省设咨议局, 扩大了民意表达。

”侯宜杰先生也指出:“单纯的封建专制制度已不存在,民主政治及有关法律有些在试行, 有些在准备和确立之中,整个政治制度正在向资本主义近代化演变迈进。

”再说武昌起义后, 清统治者也没有固守王朝之道,而是同意让国。

总之,武昌起义爆发前,君主专制就已经名存实亡了,辛亥革命则是连名义上的君主制也给废除了。

此外,先进的知识分子、立宪派、革命派,甚至袁世凯在这方面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所以, 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君主专制制度推翻的功劳完全归结为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再思考》，丁健、张华腾，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第38卷第1期）总而言之，辛亥革命革命的成功具有必然性，是在各种因素下的对当时清政的反抗的一个成品。

在当时，辛亥革命对当时的社会、文化、经济都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以后，颁布了《临时约法》，宣布人民的权利，成立参议院，后来又选举产生国会。

並以振兴实业为目标，设立实业部、先后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民族工商业发展的政策和措施，以推动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加上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帝国主义列强忙于战争略为放松对华经济侵略控制的机会，使辛亥革命后的几年成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

南京临时政府还推动发展国民教育，提倡移风易俗，破除旧时代的许多旧规陋俗。

如下级官员见上级官员不再行跪拜礼；男子以“先生”、“君”的称呼取代“老爷”等的称呼；男子剪辫，女子放足之风迅速席卷全国等；这些变化不仅改变了社会风气，也有助于人们的精神解放。

（王晓秋，《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和世界意义》，北京论坛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传统与现代、变革与转型，2011年）辛亥革命期间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14
条）、《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11 条）以及后来颁布的《学校系统令》，对原有清政府的教育体制和教育内容进行革新，同时确立新的教学宗旨，宣传新的教育理念，极大地推动了
中国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为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培养造就了各类人才，同时为中国近代化发展奠定了人才基础。

辛亥革命期间南京临时政府从三个方面改革教育：一是改革教学内容，去除原来“忠君”、“尊孔”等迂腐思想，加入符合时代发展新的知识与内容，比如经济理论知识、发展资本主义知识、实用科学知识等；二是改革教育体制，将原有限制教育发展的不合理规定改善，消除各种歧视思想；三是完善学制，使中国近代教育规范化，将普通教育学程分为18 年三阶段四级，促进中国近代教育制度科学化，向西方先进的教育体制学习。

如果没有辛亥革命的发生，继续由满清政府统治，中国的近代教育仍然会以“君”、“尊孔思想”为主导，人们的思想得不到解放，经济发展得不到所需的各类人才供给，民族资本主义也不会得到更好地发展，后来的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可能因此推迟发生或者不发生。

辛亥革命不仅对中国的教育有着深远的影响，还通过教育对人才的培养与新思想的传播的作用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近代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其中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张翔、张志明、王洪标，《辛亥革命对近代中国经济发展贡献分析——基于1895～1926年宏观经济数据统计分析》，赤峰学院学报，2011 年7月，第32卷第7期）辛亥革命还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产生。

早期共产党人在接触新思想时,只要是封建旧学中没有的,只要是呼吁救亡的, 他们统统拿来,兼收并蓄。

许多人最初读的是维新派的书籍或文章,还有一些人既读革命的, 也读维新的。

恽代英最早接触的就是康、梁的改良主义思想, 用心研读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 常常吟咏谭嗣同的狱中七绝,以激发自己的爱国意识。

毛泽东先读了《盛世危言》,以后又读了《新民丛报》合订本,以至于他在首次发表政见的文章中提出:推翻清王朝,建立民国,请孙中山回来当大总统, 康有为当内阁总理, 梁启超当外交部长。

这一方面说明青年毛泽东当时还没有分清孙中山和康、梁的政治分歧,另一方面也说明康、梁对毛泽东的深刻影响。

周恩来开始思想转变时, 同时受两个人影响“一个历史教员叫高戈吾是革命党人,另一个地理教员是保守党人。

高戈吾介绍给我读进步书籍, 如章太炎的书和同盟会的杂志, 地理教员是满族人,姓毛,介绍给我读康有为、梁启超的文章”。

然而,尽管如此,他们都没有在维新、改良的园地里驻步不前, 这一方面是由于清王朝在最后的日子里彻底暴露了它“洋人的朝廷”的真面目,另一方面则不能不归功于辛亥革命长达十年的民主革命宣传和推翻君主专制政体的巨大影响。

在那时,以革命的手段废除旧的君主制, 建立适应世界进步潮流的民主共和国,已成为觉悟了的爱国者的共识。

正是在这样的潮流中,早期共产党人有了爱国救亡的意识,就接受了民主革命的思想, 首先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身分站在的时代的潮头,而后又在反思辛亥革命的激流中,进一步向共产主义者转变。

因而, 辛亥革命激发了早期共产党人的民族意识, 使共产党人接受了革命民主主义的思想启蒙。

（刘世华，《辛亥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东北师大学报，2001年第1期）当时的商界人士对.‘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这一重要问题.也取得了一些新的认识。

其具体表现是一部分商人已愈识到:个人必须依附于社会，否则就难以生存;社会虽有其独立性，但也不能完全脱离国家，而且储要国家的扶植。

《中国商会联合会会报》第1年第1号刊登的《发刊词》即曾阐明:“个人必须社会而生活，社会必有国家才稳固”;如果没有国家发挥应有的作用，往往造成“各种事业只为强者所专有.社会是个不完全的社会，个人是个不完全的个人”。

因此，他们希望国家与社会形成一种协调互补的良性互动关系。

特别是当时的中国，“元气未复，各种事业皆在草创之初”，只有国家根基巩固，实行保护政策，才能使“经济界有生机，各种事业方能就绪”。

不难理解，辛亥革命后的商界人士是从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这一新的架构体系之下认识国家的作用，而不像过去那样只是简单地对官府存在较强的依赖性。

（朱英，《辛亥革命与20世纪的中国——纪念辛亥革命九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国际会议，2001年10月1日）在这样一个风云激荡的大变局的背景下，追求妇女解放也成为史无前例的革命。

在安徽这个素有程朱理学、桐城文章的古老土地上，女性也开始觉醒，并走上更广阔、自由的世界。

自十九世纪中叶，随着帝国主义的枪炮打开中国国门之后，西风渐进，一些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潮
也在不断冲击着业已风雨飘渺、腐朽落后的封建帝制与封建礼教。

在一些口岸城市并慢慢波及更多地区，妇女们逐渐受到影响，并在自己个人生活中产生一些变化。

尤其是深受封建礼教压制的女性，开始觉醒、为争取平等、自由而努力抗争，这一艰苦的抗争是与近代中国推翻封建帝制，寻求社会变革紧密相连的。

（吴翎，《辛亥革命对中国近代妇女解放运动的影响——以历史上几位安徽杰出女性为例》，理论建设，2012年，第3期）由此可见，辛亥革命对当时的冲击之大。

辛亥革命也促使了许多有志之士及思想产生。

例如孙中山先生，辛亥革命作为20 世纪中国第一次伟大的历史性巨变，让中国人民逐渐醒悟。

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260多年的清王朝，废除了中国2000 多年的封建帝制，扫除了附生于封建帝制的种种丑恶制度。

中国政治体制的革故鼎新，社会习俗的除旧布新，使民国初年的中国政治和社会面貌为之一新。

正因如此，结束封建专制，推翻皇帝统治，这种大规模的社会革命对中国人的民主教育是特别深刻和直观的。

辛亥革命的功绩突出，意义重大，为孙中山和广大中国人民“振兴中华”扫除了反动的满清势力。

孙中山正是通过“辛亥革命”建立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努力实现“振兴中华”的宏愿，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实现国家统一，民生幸福。

但是，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势力所窃取，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为了挽救民主共和与“振兴中华”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和斗争，相继发动了“二次革命”、护国运动和护法运动。

但均以失败结束，最终证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根本行不通，包括孙中山在内的仁人志士继续探索和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以及“振兴中华”的道路。

（赵秀文、金锋，《浅析辛亥革命对孙中山“振兴中华”的影响》，传承，2015年12月15日）正是有了像孙中山先生这样一直在不断努力的人，才有现在的中国，这也是我们值得学习的。

辛亥革命带给了我们诸多的历史经验，有些到今天还在不断地为人所重复和适用。

其实,无论就辛亥本身的历史过程, 还是其作为20世纪中国革命中的巨大符号而言,告别本无从谈起,之所以能谈起,恐怕是因为我们自觉已对其了解够多,不过这恰恰要打上一个问号。

问号的产生不仅仅在于尚有不少“辛亥革命”中的具体人和事留有空白需要填补,更重要的乃是不少关于“辛亥革命”的重大问题至今仍未充分厘清,部分论者将这些问题归类于空洞的宏大叙事,亦有一些论者坚持它们的意义与研究价值。

（瞿骏，《重大问题的再历史化——对辛亥革命史研究的一些思考》，学术月刊，2011年6月，第43卷）所以辛亥革命依旧有许多的东西，值得我们去反思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