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白银货币化教学内容

明代白银货币化

浅论明代白银货币化

摘要

在中国货币演变史上，货币形态经历了从复杂到简单、从多到少的演变态势。明朝时期，中国社会的货币制度经历了一次重大的变革，即银本位的确立。然而，白银货币化并非是一蹴而就的，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进程，是在官府与民间，白银与纸币和铜钱的博弈中造就的。白银货币化是多方面因素作用的结果，唐宋元时期白银的使用提供了社会基础，明朝白银产量的大幅提高和外银内流使得白银供给较为充足，明朝混乱的货币制度使得白银这种硬通货的吸引力提高，政治势力的角力等等。白银货币化是社会经济变迁的结果，反过来也影响了社会经济结构、国家赋税制度、价值观念等诸多方面。本文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史实介绍白银货币化的进程，分析其原因以及社会影响，以反映中国货币制度演变的重要内容。

关键词：明朝货币政策白银货币化

一、导论

(一) 选题原因

明朝是中国封建社会重要的转型时期，整个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结构都在发生变化，以白银货币化为核心的货币制度的变迁是这一时期结构变化的重要反映，并推动社会经济和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

明代中期，大明宝钞因严重贬值退出流通领域，白银以体积小价值高、易于分割熔铸、便于携带等天然属性，于天顺以后逐渐成为流通中的主要货币。隆庆

元年，明穆宗颁布诏令: “凡买卖货物,，值银一钱以上者，银钱兼使；一钱以下止许用钱。”这以法律形式确定其货币地位，白银货币化基本完成。万历年间，张居正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标志着白银货币化的最终完成。

当白银努力冲破政府的禁令，逐步取代官方发行的纸币和铜钱的同时，世界经济也发生了重要变化——世界市场开始出现。世界贸易网络开始建立，白银成为世界货币。以白银为标志，明代中国与两个重要历史转折开端联系在一起。一是中国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开端，二是经济全球化的开端。因此，白银货币化除了推动中国传统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国家财政制度和社会结构变迁之外，还促进中国对外贸易和交流。总之，白银货币化是中国历史上不可忽略的重要史实，从而对白银货币化的研究具有深刻意义。

(二) 文献综述

明清之际就有对白银货币化的研究，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等人的著作中都提到了明代白银的流通情况，并以“银力竭”即白银供不应求为由提出了废止金银流通的一些主张。王夫之虽然也认为白银作为货币具有不足之处，但是白银仍然是一种优质币材。白银“藏蓄不蚀，练铄不减，藏之约而赍之也易”[1]，所以用银是一种历史发展趋势：“人习于便利，知千百年之无以能易之矣。”[2] 在清朝张廷玉在其著作《明史》志五十七中对明朝的钱钞进行了短而精悍的综述，记述了货币政策的变革，铸钱的增长，银矿的开采等内容，为白银货币化的研究提供了史实材料。

彭信威现实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写成的《中国货币史》主要沿着时间脉络详细阐述了中国货币的演变。其中在明代部分，叙述了各个皇帝在位时的货币政策，并详细说明了明朝白银的使用和发展情况，便于全面了解明朝货币的沿革。

王裕巽先生在《明代白银国内开采与国外流入数额试考》中分不同时期考察明代国内白银的开采数额和当时流入中国的白银，其中有大量详细的数据来支撑“白银在流通支付和货币收藏领域的充足供给是白银货币化的必要条件”这一论断。

董郁奎在《明代的白银流通及其影响》一文中提到明代白银存在四个时期、三个原因、三个来源以及三个方面的影响。

万明（2003）在《明代白银货币化与制度变迁》、《明代白银货币化的初步考察》中从不同角度分析了明代白银货币化的历程及其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影响，其文章《白银货币化:中国与世界连接的新视角》（2004）还考虑考虑外银流入对国内货币制度变迁的影响。

二、明代白银货币化的进程

“随着商品交换日益突破地方的限制，从而商品价值日益发展成为一般人类劳动的化身，货币形式也就日益转到那些天然适于执行一般等价物这种社会职能的商品身上，即转到贵金属身上。”[3]白银货币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也是国家货币政策适应社会现实需要而不断调整和修正的结果。明初，白银并不是合法货币，政府禁用金银交易。当时明朝的典章制度中只有“钞法”、“钱法”，而没有“银法”。但是由货币制度的弊端和与现实的不匹配，白银的货币化自民间自下而上地开展开来。明代货币制度的演变，可分为四个阶段：铜钱—纸钞—银钱钞兼用—白银时代。

(一) 洪武元年（1368年）到洪武七年（1376年）的铜钱时期

明朝建立伊始，规定法定货币是铜钱。洪武元年，太祖“即位，颁洪武通宝钱，其制凡五等：曰当十、当五、当三、当二、当一。当十钱重一两，余递降至重一钱止。各行省皆设宝泉局，与宝源局并铸，而严私铸之禁。洪武四年改铸大中、洪武通宝大钱为小钱”。[4]由于元代纸币政策的破产，大多数人已经拒绝使用严重贬值的纸币，在当时推行铜钱是有利于市场稳定和朝局安宁的。但是这一时期在政府的各项收支中有使用白银、布帛的现象。

在军饷供给中，“上以北平、山西馈运之艰，命以白金三十万金，绵布十万匹，就附近郡县易米，以给将士。及辽东军卫乏马，发山东绵布十万匹，贳马给之。”在户口食盐中，在洪武三年十二月，殿中御史唐铎调：“福建户口食盐，每引收银十两或钱一万二千，民艰于办纳，请自今以土产物代输为便。”[5]

在这个过渡时期，政府发行铜钱，有利于战乱经济的恢复。但是当时铸钱并不多，且有不少流出国外。鼓铸又因缺乏铜料，供给困难，政府就命令百姓销毁器皿，将铜料交给官府。此外，铜钱分量低，价值不高，不便于长途转运，所以商贾又开始“沿元之旧习用钞，多不便用钱”。[6]于是，明朝开始发行纸钞。

(二) 洪武八年（1375年）至宣德十年（1435年）的纸钞时期

洪武八年“诏中书省造大明宝钞，命民间通行。以桑穰为料，其制方，高一尺，广六寸，质青色，外为龙文花栏。横题其额曰‘大明通行宝钞’。其内上两旁，复为篆文八字，曰‘大明宝钞，天下通行’。中图钱贯，十串为贯。”“其等凡六：曰一贯、曰五百文、四百文、三百文、二百文、一百文。每钞一贯，准钱千文，银一两：四贯准黄金一两。”[7]宝钞发行伊始，为了保证纸币流通，政府严禁民间进行金银货物交易。商税兼收钱钞，收钱十分之三，收钞十分之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