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第一家印刷厂

深圳第一家印刷厂

作者：王彤

来源：《卷宗》2012年第03期

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发展，深圳已经成为国内三大印刷业基地之一。深圳印刷业的成就并非单纯依靠国外高新技术的引进，更多的是依托于一代又一代印刷业先驱的孜孜以求和不断创新。回顾深圳印刷业的历史，不能不提到深圳第一家印刷厂——“宝文台”，及其创建人——刘东。得益于博物馆文物征集、研究人员的努力和捐赠人的支持，“宝文台”终于在深圳博物馆复原重现，展现于观众眼前。

一、发现宝文台

2006年4月20日，深圳《晶报》记者致电杨耀林馆长，告知创办“宝文台”的刘东老人要捐赠一批文物给博物馆。杨馆长喜出望外，立即派出有关人员与刘东商谈文物捐赠的具体事宜，笔者有幸参与其中。

当日下午，我们满怀兴奋地随《深圳市志·印刷工业志》副主编张新华先生等人来到刘东老人位于龙岗区龙平路的家中。在攀谈中，刘东向我们娓娓道来他和“宝文台”的故事和渊源。

困苦的童年

初见老人，感觉他精神矍铄，开朗健谈。他平时说粤语和客家话，普通话也说得不错，令我们惊讶不已的是，八十多岁的老人话语中居然不时掺杂几句地道的英语！老人于1919年生于深圳龙岗田祖上村，经历了近代时期的贫穷落后和战火硝烟。更为不幸的是，在这个客家家庭里，除了排行老二的刘东和五弟刘伦生外，其他三个兄弟都患有一种先天性软骨病，从小下肢弯曲，不能直立——这对本已贫穷的家庭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随着长兄夭折，生活的重担就不可避免地压在刘东的身上。上世纪二十年代，国内军阀混战，全家人辗转到马来西亚讨生活，刘东在这里上了三年小学，这是他一生惟一接受过的学校教育。在马来西亚，父亲做裁缝，刘东跟着大哥刘文刚学雕刻手艺。他凭借着自学，不仅识字，而且对很多生僻字、繁体字以及字词典故烂熟于心，以至于后来印刷厂里的人都叫他“活字典”。

发明印刷机

1938年回深圳后，刘家在龙岗后尾沥老屋开了个雕刻小店铺，起名“宝文台”。开始只刻些印章，慢慢地也承接请帖、印戳、版画、雕刻等业务。当时深港自由来往，刘东在香港看过国外印刷机，惊讶于印刷机的高效率，每次去香港的时候就在印刷厂的门外张望，看着印刷机舍

不得离开。以后他脑子里不停地想着印刷机的形状及印刷过程，终于弄明白了印刷的原理。在大哥刘文刚的帮助下，刘东于1945年日本投降前造出一台64开的木头印刷机，这对这个家庭无疑是巨大的鼓舞。紧接着，他们又制作了8开和16开型号的印刷机。因为“文革”时印刷了美女图案的商品包装，刘家被扣上了“封资修”技术权威的帽子，8开和16开的机器被毁。幸好刘东的弟弟刘锡舍不得64开的小机器，悄悄地藏起来，保存至今。这台64开印刷机经历了几十年时光的洗礼，表面已经发黑。看似木盒式的机器由两块开合板连接而成，一块压纸，一块放雕刻版和油墨，中间是着墨辊。随着压纸版的开合，着墨辊自动完成了匀墨并着墨到雕刻版上的过程，放入纸张压一下，一张印刷品就完成了。据刘东说，最难的是做中间的着墨辊，当年买不到橡胶，虽然知道行内有用熬牛皮制作的方法，但是火候、配方、以及防腐的方法等都是保密的。刘东迎难而上，经过多次的试验，最后用熬牛皮得到胶状物与甘油混合，倒入中心折入铁丝的竹筒，冷凝成两端带轴的圆柱体形状，终于成功研制出匀墨着墨双功能辊。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台中国人自己发明的木质手动平压平雕版印刷机，刘东成为有史可查的“深圳印刷第一人”。回忆他发明印刷机的过程，老人归结于“被生活逼出来的”。一个“逼”字，几多辛酸，既有国家的苦难，也有家庭的重负，但是刘东并没有被生活的困苦压垮，而是选靠着自己的智慧和毅力发明了印刷机，使源源不断的客户从四面八方主动上门委托印务，印刷生意红火，逐步解决了家庭的困境。

刘东老人并没有满足，1948年，新房没盖，刘东花了1000多元港币从香港买回一台当时比较先进的圆盘铅字印刷机——当年这笔钱能抵得上好几间店铺！1950年初，刘东又从香港买进了一台切纸机。那时，文锦渡关口一带经常遭遇国民党军队空袭，安全不能保证。海关领导听说要进口一台印刷设备，十分重视，特别派人现场“护驾”，还叮嘱刘东最好傍晚进关，以确保安全。张新华告诉我们，这是新中国九龙海关批准进口的第一台印刷设备，可能也是新中国办理进口的第一台印刷设备。这两台设备使“宝文台”的业务又上了一个新台阶。

为粤赣湘边纵队印制胸章

“宝文台”不仅在深圳经济发展史上有重要的地位，而且在深圳解放历史上也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龙岗、惠州解放之前，东纵（东江纵队）、边纵（粤赣湘边纵队）所用的税票、胸章、文件，几乎都是“宝文台”印刷的。在为军队所做的事情中，最危险的活儿，当数1949年为边纵印制几万个胸章了。刘东夫妇至今清楚地记得，胸章是巴掌大长方形白布做的，蓝边黑字，正面印着“粤赣湘边人民解放军”，中间还有个红五星，背后则印上了姓名、年龄及发放时间。当时距离“宝文台”不到两公里的地方，就有国民党军队“保八团”的据点。如果被国民党军队发现，是要全家杀头的。所以一开始全家人都反对刘东接这个活儿，但是刘东却执意要做，理由很简单：边纵里很多是老乡，他们也是为了解放惠州和深圳才冒着生命危险入伍，他愿意也应该为他们做事情。担负着一家人生活重担的刘东虽然没有奔赴前线，却用另外一种方式为深圳解放做着自己的贡献。在刘东的带动下，全家夜以继日赶制胸章。刘锡负责刻版、裁剪、裱纸，刘东夫妇负责印刷，老父亲缝制。刘东已记不清胸章的数量，但是清楚地记得用了整整

三匹白布，装了整整六大谷箩。刘东也想好了应急之道：后房挖个大坑，坑里准备一个大木箱，国民党军出现在附近时，他们就迅速把所有印制胸章的雕版、成品、半成品等放进箱子里，盖上盖，再用泥土杂物埋好。还准备了一整套雕刻麻将的用具，作为掩护之用。万幸的是，如此周全的安排没有派上用场。运送胸章也是非常危险的，刘东让妻子陈阿婆将谷箩挑到了接头地点——老街上的联兴运输公司，谷箩上面用其他东西盖着。老伴挑着担出去了，虽然旁边有游击队员便衣护送，刘东在家里还是捏了一把汗。最终有惊无险，胸章安全运送到边纵。边纵的军功章上，也应该给为了支持解放事业而置生命安危于不顾的刘东及其家人记上一笔。

毫无保留，全部捐赠

听完刘东的自述经历，我们觉得这批物品在深圳的经济史和抗战史上都具有很重要的意义，便和他商谈了捐赠事宜，承诺这些文物“不会被偷、不会被虫蛀、不会发霉”，并将作为深圳博物馆新馆常设展览的一部分，展示给全市和全国的观众。这些承诺打消了老人顾虑，我们顺利地征集到了印刷机器、部分印刷样品和为印制边纵胸章作掩护用的木箱等。

和刘东老人告别后，我们来到了刘锡的家里，见到了他珍藏多年的“宝贝”——宝文台套色木刻集。身有残疾的刘锡老人全靠两只手拄着小板凳“行走”，让人心酸，但是当他取出几本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印刷作品后，我感受到他不俗的才华和丰富的精神世界，这使他的人生变得完整并精彩。他戴上了老花镜，来回翻着放进册子里的彩页。“这微写是我35岁时做的，那时还用不着戴眼镜呢！”刘锡骄傲地说。他还有一绝，就是刻章时直接写反字，甚至直接刻字。看着用放大镜才能看清但笔画很清晰的微雕作品及色彩丰富、层次分明的套色作品后，我们不由得发出惊呼。经过商量，刘锡同意捐赠他的几本雕版印刷、印章作品集、月饼模、雕刻工具甚至他1928年的马来西亚出生证。当决定捐赠时，刘锡老人抚摸着他的作品，眼眶充盈着依依不舍的泪水。这更加使我们意识到重任在肩，一定要将这批文物保管好，一定要把展览办好，让大家都知道宝文台在深圳历史上的意义，不辜负刘东、刘锡两位老人。

二、复原宝文台

我们为征集到这么丰富而有意义的物品而高兴，因为“近代深圳”陈列中的一大弱点就是实物较少。同时又在思索如何展示，达到最好的效果。如果只是简单的实物摆放，观众会不以为意，不能表现出它背后的深刻意义。这次征集文物数量丰富，达70多件，我提议做场景，领导综合考虑后决定复原“宝文台”。如今，“宝文台”场景已成为“近代深圳”陈列的一个组成部分，几乎每个观众都会对这个房子感到好奇，走进去看一看第一台印刷机，摸一摸庞大的切纸机，试一试复制的印刷机的操作。张新华告诉我们，印刷界的同行看了这个展览感觉更加亲切。我认为，复原“宝文台”场景的成功，主要有以下两点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