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的法律监管

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的法律监管摘要：在互联网金融蓬勃发展的同时，也暴露出很多问题，第三方机构的监管主体，产品销售的合规性，从业人员的资格，投资者客户的权利保障等等的问题都有待专门法律出台以及专门机构进行监管。

关键词互联网金融监管机构监管职责从业人员监管法律保障

近年来，随着市场利率化的推进，我国金融资本市场迅速发展，从最传统的银行、证券、基金、保险，逐步出现了信托公司、第三方资产管理公司，到现如今互联网金融时代的到来，金融服务形式越来越多样化。根据《2013年度中国银行业服务改进情况报告》，中国银行业平均离柜业务率达到63.23%，网络化特征日益明显。像余额宝这类互联网金融产品的市场占比惊人，截至2014年6月30日，余额宝规模达5741.6亿，居国内最大，全球第4货币基金。打开网页浏览器，更是随处可见互联网金融产品的广告，许多承诺平均年收益8%以上，更不乏高达16-20%左右的高收益理财产品。

但是在这个市场迅速发展的背面，也暴露出许多问题。诸如时常爆出的利用互联网理财产品集资诈骗、产品到期无法兑付、老板携款潜逃等重大案件。由于互联网理财公司的法律监管模糊、公司的坏账准备往往缺失等原因，一旦发生这类情况，普通投资者很难维护自己合法权益。

从这个角度来看，可以总结出4方面的法律问题：

第一、互联网金融公司是否严格设立、严格监管。目前，不同的金融理财产品发行机构，拥有不同的监管当局即“机构监管”，银监会对商业银行、信托公司发行的金融理财产品进行监管，保监会对保险机构发行的金融理财产品进行监管，证监会对证券公司、基金公司发行的金融理财产品进行监管。然而，由于互联网金融业务的多样性特征，其金融业务往往同时涉及银行、基金、信托多个方面，并且现在还没有专门的互联网金融监管机构，故只能由一行三会同时监管，其中涉及的分工需要细化。

互联网公司的经营应定期管理。这类公司往往将办公室设置在租借的高档楔子楼内，极少资金规模雄厚的金融投资公司才会购买整层甚至整栋写字楼作为公司总部。现在一家金融公司会存在十多家、甚至数十家的金融投资子公司或分部，大多数投资者往往无从获取其真实具体的信息。目前，许多互联网金融诈骗案件或多或少存在诸如公司法人离境出逃、整个公司人去楼空的现象。针对这种情况，要仔细研究是否应对于互联网金融公司的设立提高注册门槛。

银监会曾于2010年电话叫停“银信合作”的金融理财产品，这对当时规避监管的“银信合作”进行监管起到了一定的效果，然而这也是因为当时商业银行和信托公司是归属于同一监管部门监管的，才保证了对此类金融理财产品风险进行有效的控制。一旦涉及到两个以上监管部门的金融理财产品的问题，就需要多个监管部门进行相应的协调，但这远远不如根据金融理财产品的特点进行有的放矢的监管，从而进一步促进金融理财产品的监管的科学化、促进我国理财市场的发展。

第二、产品发行的法律监管。银行发行产品必须提前向银监会进行备案后方可发行，基金公司、保险公司等也是通过先报备后发行的类似方式。那么互联网金融公司的产品是否也需要进行备案，从而避免不良分子利用互联网金融产品进行非常融资。目前商业银行除了做好坏账准备外，还需向人民银行上缴存款准备金，提高风险防范水平，防止发生大规模的坏账风险。那么相对风险更大的第三方金融公司是否也应当将自由资金的一部分上交给相关机构充作坏账准备金，做好风险防范措施，保护投资者和公司自身。

此外，可以从以往非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的销售中借鉴一定的经验。例如，存在部分金融理财产品未对该产品的运行情况进行定期的信息披露，尤其是期限较长的一些理财产品，

如信托理财产品。在2012年发生的吉林信托的1.5亿元骗贷案中，首先发现吉林信托的“松花江［78］号南山建材”信托理财产品存在骗贷行为的是公安机关而非吉林信托，暴露出监管部门在监管方面的失职。如果监管部门对信托机构的监管不只在产品发行上进行监管，而更多考虑产品周期中的运行风险，那么类似吉林信托这般失职的情况将大大减少，风险事件的发生概率也会降低许多。而作为新兴的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其在监管上的严格程度本身就比普通的理财产品低，如何控制其潜藏的风险，是非常值得思考和探索的。

此外，金融理财产品尚未形成标准化的信息披露格式，即便有些金融理财产品对其产品运行中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了披露，然而与同类的产品之间可比性较低，于无形中增加了监管成本。同时，“机构监管”的存在，也增加了各种交叉金融财产品在不同的监管制度下进行监管套利的可能。由于互联网的便利性，在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中，套利的方式变得更加简单快捷，因而更应加强对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的监管，避免不法分子进行套利。

第三、第三方金融理财的从业人员管理。根据法律规定，银行从业人员必须通过银行从业资格考试，证券基金、保险公司员工也必须通过相关的资格考试。但是第三方金融理财公司的销售人员，除了部分从银行、证券转行的成员外，大部分的从业人员往往没有这方面的工作经验，也没有参加过相关的资格考试。往往经过公司的简单培训就开始销售产品。并且由于工作报酬直接与业绩挂钩，因此其职业道德水准存在一定隐患，容易导致事故的发生。且由于互联网的便捷性，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的人员流动性也较大，因而急需建立一个协会组织，对这些从业人员进行考核，做到合格上岗，并对其长期监督，实行黑名单公开制度，如果严重违规应当予以公布将其从这个行业剔除，并追究其法律责任。

第四、产品销售的合规性监管。传统金融产品，需要客户前往银行或基金公司完成风险评估，在风险适合度配比的情况下方能购买相关产品并进行签约，整个过程一般在银行网点内完成，有监控和录音作为证据。像香港和西方国家，对于客户的风险评估与相关签约格外谨慎严格，确保客户对产品的风险的明确了解。但是对于互联网金融理财，客户往往只需在网上进行操作，对于产品风险的了解大部分出自销售人员的口述，而销售人员出于个人利益等原因，不会过多强调风险或对于相关风险轻描淡写一带而过，因此很容易造成客户对产品风险的误解，最终导致客户的资金安全产生风险。

按照以上四方面的法律问题，再结合目前我国互联网金融立法基本上还处于空白期的现状，对于互联网理财的监管机构、销售互联网理财产品的主体资格、业务范围、内控风险以及法律责任等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需要尽快予以完善。

一是明确互联网金融理财的监管机构。对于互联网理财，应按照“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原则，建立行业主管部门合作机制，要防止监管套利，应各司其职，同时也要避免不必要的资源浪费和效率损失，应共享信息，加强协调与合作，避免重复监管。

二是明确监管的一致性原则。为维护公平公正的市场秩序，应确保监管的一致性：首先，无论是互联网企业还是金融机构，只要从事的金融业务相同，原则上就应该受到同样的监管；其次，对于互联网理财的线上、线下业务的监管应当具有一致性。应当融合互联网和金融两个行业的优势，既保持开放、普惠、去中介化的互联网特性，同时也要接受金融行业严谨保守的监管理念，有效防止互联网理财过度扩张引发法律风险。

三是界定互联网理财的法律主体与业务界限。互联网理财的实质就是购买货币基金，通常要在银行进行开户，而余额宝、理财通等跳过了银行环节，已达到第三方代销效果，第三方支付拥有的只是基金支付许可，与基金销售牌照的职能和业务范围还是存在区别的，其业务模式显然已“越线”，并且部分基金销售支付结算账户并未向监管部门进行备案，违反了《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和《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结算资金管理暂行规定》的相关规定。对互联网理财法律主体，可以参考银行监管的模式，适时采取颁发业务许可牌照的方式，设定一定的市场准入门槛，或者采取制定负面清单管理的方式进行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