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

［摘要］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对我国行政学理论和实践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本文首先对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的内涵进行了阐释，其次厘清了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的主要研究路径，再次揭示了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的哲学基础，最后对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作了简要的评析。

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是以福克斯、米勒和法默尔等为代表的学者在公共行政领域掀起的一种全新的理论思潮，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至今方兴未艾。它对传统公共行政理论尤其是理性官僚制进行了较为全面深入的质疑和批判，在许多方面又继承和发扬了现代公共行政的民主精神。本文就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的内涵、研究路径以及哲学基础等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梳理，以期进一步深化研究。

一、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的涵义

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的兴起植根于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后者以强调否定性、非中心化、破碎性、反正统性、不确定性、非连续性和多样性为特征。就公共行政理论而言，美国著名公共行政哲学家法默尔( David John Farmer)从后现代视角做出了与众不同的概念阐释。他认为，所谓公共行政理论，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种语言。语言不仅仅是用来表达和交流思想的思维工具，它还是观念、方法、直觉、假定和强烈欲望的加工厂，所有这一切构成了我们的世界观，塑造着我们的形态和人格。［1］在法默尔看来，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是我们看待公共行政的两个基本视角或基本的语言范式。在现代主义的视角中，公共行政被建构为一种科学，一种技术，一种阐释；而在后现代主义的视角中，公共行政欲通过对“想象”、“解构”、“非领地化”和“变样”的强调来掀起一场变革官僚制的革命。

另两位著名的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家福克斯(C·J·Fox)和米勒(H·T·Miller)认为，传统的公共行政实际上就是一个缺乏沟通的体系，或者说，它就是一个话语霸权的体系。在这一个话语霸权体系内，自上而下的指示、指令必须逐级执行，不容许有任何讨价还价，更不允许提出怀疑和表示异议。他们强调，在这种“独白式的对话”基础上产生的公共政策，只能是政府和官僚精英们的政策偏好，而不是公民一致认同的公共政策。同时，这种独白式的对话从根本上来说，是和民主政治背道而驰的。针对这种“独白式的对话”, 福克斯和米勒对现有公共行政模式即官僚制以及其替代模式进行了全面的解构，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基于真实、诚实和坦诚的部分人对话基础上的话语论。他们认为，部分人的对话优于少数人的对话和多数人的对话，尽管它有限制参与的缺点，但切合意境的意向性和真诚性却是它突出的优点。

综上所述，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认为，公共行政活动和人类的交往活动一样，都是一种话语的游戏，而历史则是这一游戏活动的一种文本，不同人在不同语境中有不同的解读，并不存在确定无疑的一成不变的原则和规律，只存在合情景性。

二、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的两条研究路径

国外有学者认为，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有四大研究主题：社会建构主义、解构与叙述分析、实用主义以及量子理论。［2］而笔者认为，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的争论以建构性和解构性后现代公共行政尤为突出，下面对这两种研究路径进行分析。

1.建构性后现代公共行政

从总体上看，社会建构主义注重以心理学为基础，把态度、期望、知识、信念等作为基本因素来解释行为，代表了一种认知取向。建构性后现代主义认为，观点是对社会现实世界的建构而非反映。它以“建构性”为主要特征，倡导开放、平等，注重培养人们倾听、学习、包容和尊重“他人”的美德，鼓励多元的思维风格，提倡对世界采取家园式的态度等。［3］

后现代主义认为一切组织过程的中心点和主要方面是话语，公共行政也不例外。一切人的理解与关系是通过语言来建构和调解的。吉纳斯（Geuras）和盖罗夫洛（Garofolo）认为，建构性后现代公共行政，以人的主观性观念为切入点。［4］他们强调，不可能建立一种道德判定基础。在他们看来，怀特（Jay White）、哈蒙（Michael Harmon）、伯克斯（Richard Box），福克斯和米勒、利奥塔（Lyotard）、詹姆逊（Jameson）等是建构性后现代公共行政的主要代表人物。

怀特否认意指与意符间的不变关系。他认为，叙述意味着知识是建立在故事之上的，我们所知道的事实，周围的世界都是在不同类别的叙述中产生的。他进而认为“事实不仅仅是许多科学家认可的具有维系的概念；理论是这些旨在描写事实的语言式的命题而形成的网络；理论是以某些推理、演绎，或循环的逻辑关系相关联的一系列概念集合。”［5］福克斯和米勒在其著作中就公共行政的后现代分析可能涉及到的内容做了剖析：［6］从向心力到离心力，即从中心化到碎片化；从元叙述到差异的文本，即从宏大的理论到或多或少的情景状态；从等同、公共体到差异，即差异而不是等同；从普遍到多元主义，即从碎片化代替概念化的分析；从牛顿的力学物理到海森堡的量子物理，即从因果理论到微观宇宙的非预测性分析。

后现代公共行政的话语理论是融合后现代的现象学、构成主义以及能量场等概念建构的。他们认为，我们制定和修订公共政策的场所就是一个公共能量场，“能量场描述一个由人的意向性控制的现象学的在场或目前。所谓现象学的在场/目前并非指钟表或日历上的某个特殊时刻或时段。目前作为一种扩展的在场是在此情景中谋划未来的积淀性行为的集合。能量场是由人在不断变化的当下谋划时的意图、情感、目的和动机构成的。”［7］社会对话和公共政策的形成就是在不同目标、意图的相互影响、激变与碰撞中形成的。在这个政策形成过程中，没有任何一种目标或意图具有绝对的权威和优势。

福克斯和米勒强调，后现代公共行政就要求公民以真诚的、真实的面对面的对话——“真实的话语(authentic discourse)”,因为一旦参与者的信任遭到背叛，公民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度，特别是在公共政策的执行方面，可能会受到威胁。［8］这个真实话语的规则是:交谈者的真诚、表达的清晰、表达内容的准确以及言论与讨论语境的相关性。

2.解构性后现代公共行政

解构是法国著名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德里达于1969年提出的一个概念。解构通过挑战那些渗透在我们文化并给我们的信仰、思想和行为产生扭曲模式的不合理的价值等级以及不对称的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