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域史前文明发展的若干理论问题

西域史前文明发展的若干理论问题

水　涛

内容提要:本文对涉及西域史前文明发展的理论问题进行了讨论,指出,西域史前文明的发展演变在于不断接受来自于周边地区古代文明中心的影响作用,同时,也受到环境因素的极大制约。它的主要特点表现为农业文化与畜牧业文化的长期共存发展和相互借鉴。草原游牧文化的不断南下和东进,是造成大范围文化传播和人群迁移活动的主要动因,新疆地区则是连接东西方古代文明的桥梁和纽带。关键词:西域　史前文明　理论问题

中图分类号:K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743(2005)04—0044—08

一、西域史前文明形成的基本条件

本文所说的西域地区具有广泛的含义,是指西起里海,东达蒙古国境内的杭爱山、中国境内的祁连山西段一线,南自科佩特山、兴都库什山、帕米尔、昆仑山一线,北至阿尔泰山、西萨彦岭、哈萨克斯坦北部一线。这一地区也被称作中亚地区。中国的新疆地区位于传统意义上的西域东部,或者说中亚东部地区。

前苏联著名学者B 1M 1马松在评价中亚文明的历史地位时曾经指出,在研究中亚远古史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十分明显地看出关系到这个地区古代历史的两个基本文化成分:伊朗—美索不达

米亚成分和哈萨克斯坦—西伯利亚成分。①在这两者之间,应该说,西亚文明所起的作用要更加

重要一些。这是因为,在西亚地区,存在着目前所知最早的以农业和家畜饲养业为基础的文化类型,如巴勒斯坦和叙利亚地区的纳吐夫文化(Nat ufian Cult ure ),年代约为公元前10000～前8000年前后;伊拉克北部的卡里姆—沙希尔遗存(Karim Shahir Site ),年代为公元前9000～前8000年前后;约旦的耶里哥遗址(J ericho Site ),年代约为公元前9000～前7000年。这些早期文化发展的结果,是在其后的时间阶段内,大约从公元前第七千纪到前第五千纪,在西亚和中亚的西南部地区,形成了一系列的农业文化。随着这种发展进程的演变,农业部落从猎人、渔人和采集者中分化出来,形成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由于这种社会分工,出现了各地区文化和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在西域的广大范围内,形成了以农业经济为主的西南部文化区和以狩猎、采集、畜・

44・①B 1M 1马松著;金晔译:《中亚文明的历史地位》,载《考古学参考资料》1980年第3-4期,文物出版社,第1～24页。

牧、游牧为特点的西北部文化区。马松认为,有很多因素促使科佩特山的山前地带产生远古的定居农业文化,这些条件包括这里大量存在野生的禾本科植物和众多的可以驯养为家畜的野生动物;存在有利于原始灌溉农业发展的生态学条件;与当时高度发达的伊拉克和伊朗文化有密切的联系。

在西域西南部地区,从早期的哲通文化,到后来的纳马兹加文化、亚兹文化等各个文化发展阶段,包括其中的两次大的城市化发展进程,我们都能看出来自于西亚地区的文化影响。因此可以说,西域西南部地区的文化进程,反映着西亚地区文明化进程对东方的影响。

对于西域的东南部地区来说,还应该考虑的一个因素是古代的印度文明的影响作用。在阿富汗、塔吉克斯坦南部等地,这种来自于印度方向的影响作用,对于这一地区青铜时代以后的文化发展显然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相对来说,印度早期文明的形成年代,比伊朗高原等地要晚一个阶段。因此,马松等学者推测,很可能阿富汗和印度西北部是在伊朗高原各部落分别向东迁徙的促进下,才最终完成了由掠夺性经济向生产性经济的转变。

在西域的西北部地区,从旧石器时代开始,广泛分布的尼安德特人群和其后的克罗马农人群,已经来到了亚洲中部的广大草原地带。莫斯特文化遗存的大量发现,显示了这一地区与欧洲文化的广泛联系。在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安德罗诺沃文化和斯基泰文化的大范围分布,再次说明这一地区与东欧、南俄草原以及黑海沿岸地区有着长时间的文化联系。因此,我们也可以认为,对于这一地区来说,来自于西方的草原游牧民族文化,在向东方的扩展过程中,始终是把西域西北部地区作为最广阔的活动舞台。这种来自于西方的影响,也就成为这一地区最重要的文化发展动力。到了后来,由于游牧民族的强盛,这种影响的范围也扩大到了西域西南部和东南部的广大地区。

在西域东部的我国新疆地区,除了这种来自于西方的文化传统,还有来自于西域东面的我国中原地区文化传统的影响作用。虽然,新疆境内年代比较早的文化遗存发现较少,面貌不清。但至迟从青铜时代开始,这种来自于东方的文化因素就已出现在新疆东部,并且,逐步进入塔里木盆地地区。

处在西域腹心地带的花拉子模地区,由于没有与周边的古代文明中心建立直接的文化联系,所以,这里的文化发展演变始终比较缓慢,不能成为西域地区的文化发展中心。在整个新石器时代,这里的文化发展显然是随着西南面的科佩特山山前地带的文化发展进程而逐步变化。马松等学者认为,正是这些与南方的联系和南方的影响,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促进了北方部落过渡到新的经济形态。而到了青铜时代晚期,这里的文化发展则受到来自于西北方向的游牧民族文化的强大影响。

所以,从总的方面来归纳,西域史前文明产生和发展的基本动力,在于不断地接受来自于周边其他发达的古代文明中心的影响作用,可以说,这一区域自身不具备成为文明中心的条件。这种情况与在西亚和中国的中原地区所发现的文明化进程完全不同,因为,西亚文明和中国中原文明都是在当地条件下独立形成和发展着的。

二、农业文化区与游牧文化区的相互作用

西域西南部和西北部地区的文化发展道路,可以简单地归结为农业文化区和游牧文化区,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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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西域史前文明发展的若干理论问题

两种发展模式共同存在、并行发展。在科佩特山山前地带,出现了西域地区最早的定居农业文化,由此带动了整个西域西南部地区农业经济的产生和长期稳定发展。这种农业经济的繁荣,是后来这一地区城市经济出现和发展的先决条件。从青铜时代开始,西域西南部地区逐步进入城市

化阶段,所以,有的学者把古代中亚文明的性质归属在城市文明体系之中。①古典时代的史学家

把大夏(巴克特里亚)称做千城之国。李特文斯基等学者认为,在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大夏的大型建筑的某些结构和布局是后来的贵霜时期建筑发展的基础,在一定条件下,甚至也是中世纪建筑发展的基础。从考古发现来看,这些城市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农业聚落、中心聚落、早期的城堡和城市经济、设防城市、中心城市等不同的发展阶段。因此,在西域西南部地区,城市化是农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局。同时,城市化也是这一地区复杂的民族关系、国家关系、政治和宗教等各种因素作用的结果。

在西域的西北部地区,经济生活方式从最初的狩猎、采集方式逐步演化为畜牧和游牧经济,并且,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保持了这种经济方式的稳定发展。同时,这些游牧民对于古代中亚各族的经济、文化和民族的形成也起着巨大的作用。例如,李特文斯基等学者认为,塞人或塞种是帕米尔部族形成的一个基本成分,他们在其他中亚部族的形成中也起过重大作用。塞族对中亚艺

术(尤其是“野兽纹”

)、物质文化和军事,也有很大的贡献。塞种人及其文化对印度、中国新疆、阿富汗、伊朗的历史,对整个中近东地区,都起过重要的作用。塞种移民和塞种奴隶也曾参与建立阿契美尼德王朝的经济基础,塞种文化乃是古代东方文化的重要成分之一。

在西域东部的新疆地区,也存在着以绿洲环境中的农业经济为代表的文化类型和以山地、高原等环境下的畜牧、游牧经济为代表的文化类型,这两种经济方式在整个青铜时代长期并存。只是到了公元前一千纪的下半叶,才开始出现不同经济成分共存于同一种文化遗存之中的现象。

对于西域史前文明的发展来说,一方面是这两种经济发展方式的并存关系。另一方面,还应该看到,这两种经济方式所作用的区域经常发生变化。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受科佩特山山前地区农业文化的影响,花拉子模地区开始出现简单的半农业、半狩猎—渔捞经济的文化类型,农业文化逐渐向东北方向拓展,作为这时期的代表性文化遗存,克尔捷米纳尔文化在很大的范围内都曾经被发现。最晚在青铜时代,西域东部新疆境内的许多绿洲之中也出现了农业经济文化类型。目前,我们尚不清楚,西域东部的早期农业技术是否直接来源于西域西南部地区,因为,在科佩特山山前地带发展起来的是一种灌溉农业技术,所种植的主要是大麦、小麦、豌豆等种类的农作物。在西域东面的甘肃和青海及其以东地区,很早的时候开始,就是以旱作农业技术为主,种植的作物是粟类的小米和十字花科的油菜等农作物。在新疆东部地区一些年代较早的文化遗存中,

种植的作物种类主要是大麦和小麦,同时,也发现有谷子、高粱等作物品种。②但是,有关灌溉

农业存在的证据,似乎没有明确的发现。新疆东部的发现说明,到了青铜时代,新疆境内的农业经济已经具备了两种文化传统的共同因素,这与这些文化遗存中的其他构成因素所反映的特点是一致的。我们可以推测,大约是在更早的阶段,大麦和小麦的种植技术已经从西边传入了新疆。

在花拉子模地区,克尔捷米纳尔文化的发展始终没有形成大的定居农业聚落中心,也没有出・

64・《西域研究》200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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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Б1А1李特文斯基著;莫润先译:《1967～1977年苏联学者对古代中亚历史和文化史的研究》,载《考古学参考资料》1980年第3-4期,文物出版社,第64～96页。张成安:《浅析青铜时代哈密的农业生产状况》,载《新疆文物》199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