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域史前文明发展的若干理论问题

西域史前文明发展的若干理论问题
水　涛
内容提要:本文对涉及西域史前文明发展的理论问题进行了讨论,指出,西域史前文明的发展演变在于不断接受来自于周边地区古代文明中心的影响作用,同时,也受到环境因素的极大制约。

它的主要特点表现为农业文化与畜牧业文化的长期共存发展和相互借鉴。

草原游牧文化的不断南下和东进,是造成大范围文化传播和人群迁移活动的主要动因,新疆地区则是连接东西方古代文明的桥梁和纽带。

关键词:西域　史前文明　理论问题
中图分类号:K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743(2005)04—0044—08
一、西域史前文明形成的基本条件
本文所说的西域地区具有广泛的含义,是指西起里海,东达蒙古国境内的杭爱山、中国境内的祁连山西段一线,南自科佩特山、兴都库什山、帕米尔、昆仑山一线,北至阿尔泰山、西萨彦岭、哈萨克斯坦北部一线。

这一地区也被称作中亚地区。

中国的新疆地区位于传统意义上的西域东部,或者说中亚东部地区。

前苏联著名学者B 1M 1马松在评价中亚文明的历史地位时曾经指出,在研究中亚远古史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十分明显地看出关系到这个地区古代历史的两个基本文化成分:伊朗—美索不达
米亚成分和哈萨克斯坦—西伯利亚成分。

①在这两者之间,应该说,西亚文明所起的作用要更加
重要一些。

这是因为,在西亚地区,存在着目前所知最早的以农业和家畜饲养业为基础的文化类型,如巴勒斯坦和叙利亚地区的纳吐夫文化(Nat ufian Cult ure ),年代约为公元前10000～前8000年前后;伊拉克北部的卡里姆—沙希尔遗存(Karim Shahir Site ),年代为公元前9000～前8000年前后;约旦的耶里哥遗址(J ericho Site ),年代约为公元前9000～前7000年。

这些早期文化发展的结果,是在其后的时间阶段内,大约从公元前第七千纪到前第五千纪,在西亚和中亚的西南部地区,形成了一系列的农业文化。

随着这种发展进程的演变,农业部落从猎人、渔人和采集者中分化出来,形成第一次社会大分工。

由于这种社会分工,出现了各地区文化和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在西域的广大范围内,形成了以农业经济为主的西南部文化区和以狩猎、采集、畜・
44・①B 1M 1马松著;金晔译:《中亚文明的历史地位》,载《考古学参考资料》1980年第3-4期,文物出版社,第1～24页。

牧、游牧为特点的西北部文化区。

马松认为,有很多因素促使科佩特山的山前地带产生远古的定居农业文化,这些条件包括这里大量存在野生的禾本科植物和众多的可以驯养为家畜的野生动物;存在有利于原始灌溉农业发展的生态学条件;与当时高度发达的伊拉克和伊朗文化有密切的联系。

在西域西南部地区,从早期的哲通文化,到后来的纳马兹加文化、亚兹文化等各个文化发展阶段,包括其中的两次大的城市化发展进程,我们都能看出来自于西亚地区的文化影响。

因此可以说,西域西南部地区的文化进程,反映着西亚地区文明化进程对东方的影响。

对于西域的东南部地区来说,还应该考虑的一个因素是古代的印度文明的影响作用。

在阿富汗、塔吉克斯坦南部等地,这种来自于印度方向的影响作用,对于这一地区青铜时代以后的文化发展显然具有重要的意义。

但是,相对来说,印度早期文明的形成年代,比伊朗高原等地要晚一个阶段。

因此,马松等学者推测,很可能阿富汗和印度西北部是在伊朗高原各部落分别向东迁徙的促进下,才最终完成了由掠夺性经济向生产性经济的转变。

在西域的西北部地区,从旧石器时代开始,广泛分布的尼安德特人群和其后的克罗马农人群,已经来到了亚洲中部的广大草原地带。

莫斯特文化遗存的大量发现,显示了这一地区与欧洲文化的广泛联系。

在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安德罗诺沃文化和斯基泰文化的大范围分布,再次说明这一地区与东欧、南俄草原以及黑海沿岸地区有着长时间的文化联系。

因此,我们也可以认为,对于这一地区来说,来自于西方的草原游牧民族文化,在向东方的扩展过程中,始终是把西域西北部地区作为最广阔的活动舞台。

这种来自于西方的影响,也就成为这一地区最重要的文化发展动力。

到了后来,由于游牧民族的强盛,这种影响的范围也扩大到了西域西南部和东南部的广大地区。

在西域东部的我国新疆地区,除了这种来自于西方的文化传统,还有来自于西域东面的我国中原地区文化传统的影响作用。

虽然,新疆境内年代比较早的文化遗存发现较少,面貌不清。

但至迟从青铜时代开始,这种来自于东方的文化因素就已出现在新疆东部,并且,逐步进入塔里木盆地地区。

处在西域腹心地带的花拉子模地区,由于没有与周边的古代文明中心建立直接的文化联系,所以,这里的文化发展演变始终比较缓慢,不能成为西域地区的文化发展中心。

在整个新石器时代,这里的文化发展显然是随着西南面的科佩特山山前地带的文化发展进程而逐步变化。

马松等学者认为,正是这些与南方的联系和南方的影响,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促进了北方部落过渡到新的经济形态。

而到了青铜时代晚期,这里的文化发展则受到来自于西北方向的游牧民族文化的强大影响。

所以,从总的方面来归纳,西域史前文明产生和发展的基本动力,在于不断地接受来自于周边其他发达的古代文明中心的影响作用,可以说,这一区域自身不具备成为文明中心的条件。

这种情况与在西亚和中国的中原地区所发现的文明化进程完全不同,因为,西亚文明和中国中原文明都是在当地条件下独立形成和发展着的。

二、农业文化区与游牧文化区的相互作用
西域西南部和西北部地区的文化发展道路,可以简单地归结为农业文化区和游牧文化区,这
・
54・西域史前文明发展的若干理论问题
两种发展模式共同存在、并行发展。

在科佩特山山前地带,出现了西域地区最早的定居农业文化,由此带动了整个西域西南部地区农业经济的产生和长期稳定发展。

这种农业经济的繁荣,是后来这一地区城市经济出现和发展的先决条件。

从青铜时代开始,西域西南部地区逐步进入城市
化阶段,所以,有的学者把古代中亚文明的性质归属在城市文明体系之中。

①古典时代的史学家
把大夏(巴克特里亚)称做千城之国。

李特文斯基等学者认为,在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大夏的大型建筑的某些结构和布局是后来的贵霜时期建筑发展的基础,在一定条件下,甚至也是中世纪建筑发展的基础。

从考古发现来看,这些城市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农业聚落、中心聚落、早期的城堡和城市经济、设防城市、中心城市等不同的发展阶段。

因此,在西域西南部地区,城市化是农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局。

同时,城市化也是这一地区复杂的民族关系、国家关系、政治和宗教等各种因素作用的结果。

在西域的西北部地区,经济生活方式从最初的狩猎、采集方式逐步演化为畜牧和游牧经济,并且,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保持了这种经济方式的稳定发展。

同时,这些游牧民对于古代中亚各族的经济、文化和民族的形成也起着巨大的作用。

例如,李特文斯基等学者认为,塞人或塞种是帕米尔部族形成的一个基本成分,他们在其他中亚部族的形成中也起过重大作用。

塞族对中亚艺
术(尤其是“野兽纹”
)、物质文化和军事,也有很大的贡献。

塞种人及其文化对印度、中国新疆、阿富汗、伊朗的历史,对整个中近东地区,都起过重要的作用。

塞种移民和塞种奴隶也曾参与建立阿契美尼德王朝的经济基础,塞种文化乃是古代东方文化的重要成分之一。

在西域东部的新疆地区,也存在着以绿洲环境中的农业经济为代表的文化类型和以山地、高原等环境下的畜牧、游牧经济为代表的文化类型,这两种经济方式在整个青铜时代长期并存。

只是到了公元前一千纪的下半叶,才开始出现不同经济成分共存于同一种文化遗存之中的现象。

对于西域史前文明的发展来说,一方面是这两种经济发展方式的并存关系。

另一方面,还应该看到,这两种经济方式所作用的区域经常发生变化。

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受科佩特山山前地区农业文化的影响,花拉子模地区开始出现简单的半农业、半狩猎—渔捞经济的文化类型,农业文化逐渐向东北方向拓展,作为这时期的代表性文化遗存,克尔捷米纳尔文化在很大的范围内都曾经被发现。

最晚在青铜时代,西域东部新疆境内的许多绿洲之中也出现了农业经济文化类型。

目前,我们尚不清楚,西域东部的早期农业技术是否直接来源于西域西南部地区,因为,在科佩特山山前地带发展起来的是一种灌溉农业技术,所种植的主要是大麦、小麦、豌豆等种类的农作物。

在西域东面的甘肃和青海及其以东地区,很早的时候开始,就是以旱作农业技术为主,种植的作物是粟类的小米和十字花科的油菜等农作物。

在新疆东部地区一些年代较早的文化遗存中,
种植的作物种类主要是大麦和小麦,同时,也发现有谷子、高粱等作物品种。

②但是,有关灌溉
农业存在的证据,似乎没有明确的发现。

新疆东部的发现说明,到了青铜时代,新疆境内的农业经济已经具备了两种文化传统的共同因素,这与这些文化遗存中的其他构成因素所反映的特点是一致的。

我们可以推测,大约是在更早的阶段,大麦和小麦的种植技术已经从西边传入了新疆。

在花拉子模地区,克尔捷米纳尔文化的发展始终没有形成大的定居农业聚落中心,也没有出・
64・《西域研究》2005年第4期
①
②Б1А1李特文斯基著;莫润先译:《1967～1977年苏联学者对古代中亚历史和文化史的研究》,载《考古学参考资料》1980年第3-4期,文物出版社,第64～96页。

张成安:《浅析青铜时代哈密的农业生产状况》,载《新疆文物》1997年第4期。

现由农业聚落发展起来的城市经济体系。

究其原因,可以看出,当地的气候环境条件不同于西域西南部地区,而且这里远离西亚的文明中心,接受其影响的程度显然大为减弱。

另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因为这里始终存在着很强烈的狩猎、采集、畜牧和游牧经济的文化传统。

这种传统不仅迟滞了当地农业经济发展的脚步,而且,从青铜时代开始,由于游牧部落的日渐强盛,游牧民的不同部落从不同的方向进入了农业文化区,在土库曼斯坦南部地区,从公元前二千纪的下半叶,草原部落开始向定居农业部落分布地区进行强烈的渗透。

草原居民的这种迁移使得这一地区原有居民集团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特别是经济和生活方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这个时期当地的畜牧业发展较快,农业则发展较慢。

马松在讨论安德罗诺沃文化的传播过程时指出,这个文化有两种发展方向,在灌溉农业区域,例如在阿姆河下游地带,以这种文化为基础形成了定居的农业绿洲;而在草原和半沙漠地区,则形成了早期游牧人(只是这些游牧人在某种程度上说,不是安德罗诺沃部落本身)。

李特文斯基在分析这种情况时指出,由于这一切的作用,可能还包括一些自然地理的因素,某些相当庞大的部落集团从农业部落分布地区的东缘开始向东转移。

这些部落有很大一部分进入了江河流域———喷赤河和阿姆河各支流的沿岸地带,另一些部落则向南迁移进入了阿富汗。

在开始和随后的接触中,融合在定居的农耕民中的“草原牧民”掌握了农耕民的物质文化。

同时,他们也对农耕地区的埋葬习俗施加自己的影响,不仅如此,外来的草原牧民的语言
———雅利安语也在农耕民中广泛传播。

①因此,在总结西域史前文明的特色时,李特文斯基认为,牧民进入农耕绿洲地区,由外来户逐渐变为绿洲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是西域史前文明的一个重要特点。

而且,由于农业文化区与畜牧文化区存在这些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这两种区域的交汇地带,就有着最活跃的经济、文化、民族和社会的相互交流。

属于这类交汇地带的是黑海北岸城市、斯基泰地区、中亚城市以及
游牧民所占据的中亚—哈萨克斯坦的草原和山地。

②三、环境因素对西域史前文明发展的影响
西域地区远离海洋,境内高山纵横,沙漠遍布。

总的来说,这样的环境条件对于人类生存是非常艰难的。

前苏联学者B. A.拉诺夫曾经探讨过石器时代人类入居亚洲高山地区问题,③究竟是什么原因迫使原始部落离开地势较低、适宜生存、交通便利的富饶谷地,到群山之中去做那种艰险的旅行呢?除去狩猎部落随兽群迁移、社会组织发展后产生的部落分化等解释,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在于自然生态方面。

前苏联学者Л1Ф1西多罗夫认为,在更新世早期,帕米尔高原尚未上升到现在的高度,在山间地带,在河滩地,到处都生长着土盖林,山坡上桧柏林、棱狐茅广泛分布。

高原的植被变成现在的样子为时不久,已经进入了有历史记载的时期,相应地,至少在更・
74・西域史前文明发展的若干理论问题
①
②
③Б1А1李特文斯基著;莫润先译:《苏维埃时期塔吉克斯坦的考古发现与中亚古代史上的若干问题》,载《考古学参考资料》1980年第3-4期,文物出版社,第25～63页。

《1967～1977年苏联学者对古代中亚历史和文化史的研究》第64～96页。

B 1A 1拉诺夫著;刘蜀永译:《帕米尔和石器时代人类入居亚洲高山地区问题》,载《考古学参考资料》1980年第3～4期,第97～133页。

新世的前半期,该地区高度较低,气候是温和湿润的。

①西域高山地区生态条件的一个特点是,这些山系中存在着不同的地貌形态和动植物群落,从山脚下向上依次为11平原。

21山前地带和大的低洼盆地,如希沙尔、费尔干纳等地。

31严重切割的高山地带,高度为海拔500～4000米。

41升高的、微弱切割的谷地—高山地区的下部沉积,如天山的山梁、帕米尔高原等地。

51山脊剥蚀作用,即现代冰川作用的区域,海拔4500米以上。

从宏观上看,原始部落进入这些高山地区是一个逐渐的过程,经历了很长的时间。

在整个旧石器时代,原始人不仅是在冰川作用的间歇时期居住在西域山区,而且,他们曾经生活在更加严酷的条件之下,即山地冰川作用加剧的时期。

实际上,在第四纪没有遭遇覆盖性大陆冰川作用的西域山地,可以划分为两个区域,一个是保留有山地冰川作用遗迹的山区,一个是未受冰川作用的区域,这包括海拔低于2000米的所有大盆地和谷地。

据拉诺夫的研究,现今所有可靠的旧石器时代遗存,都分布在未受冰川作用的地带,直到更新世结束,人类进入西域高山地区的活动才有所加强。

在西域境内,所有最重要的考古发现,基本都集中在山前地带,或者大的山间盆地和谷地。

这是因为,对于早期的狩猎、采集、渔捞等经济类型来说,这种山前环境提供了最为丰富多样的、可利用的动植物资源,最典型的例子出现在科佩特山的山前地带。

当人们掌握了定居的农业生产技术以后,山前的河流又成为灌溉必不可少的水源地。

人们首先是在山前地区学会了灌溉农业,然后才开发了河流下游的三角洲,正如从安诺、纳马兹加捷别到捷詹河三角洲的吉奥克苏尔遗址所反映的文化发展进程。

由于山前地带集中了最多的原始部落和人口,这一地区的资源很快便出现了问题,我们看到,纳马兹加捷别、阿尔滕捷别、亚兹捷别、吉奥克苏尔等一大批非常重要的遗址,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繁荣以后,都遭遇了被废弃的同样命运。

就单个遗址来说,可能各有各的原因,如河流的改道,土地的沙化,人口的压力等等。

作为一种普遍的现象,许多学者注意到,公元前第二千纪的上半叶,西域西南部的纳马兹加捷别、阿尔滕捷别这两个古代文化中心同时开始荒芜起来,以纳马兹加捷别Ⅵ期文化为代表的这时期文化十分明显地出现了衰落的现象。

几乎在同一时期,伊朗北部的丘连捷别、沙赫捷别、捷别吉萨尔等遗址也无人居住了。

阿富汗南部的蒙地盖克城址变成了一片废墟。

在偏南的某些地方,许多绿洲荒芜了,印度的信德和旁遮普等地的城市文明衰落了。

对于这一现象,有的学者认为,土库曼斯坦南部古代农业文化的衰
落与畜牧业作用的增大有关,此时一些农人转而主要从事畜牧活动。

②但是,这种解释没有说明
为什么畜牧业作用会突然在这样大的范围内持续增强。

我们以为,这种变化应该从环境变化上寻找答案。

从本世纪初期到现代,一直有各种理论试图说明公元前二千纪初叶开始的西域各地的沙漠化进程和环境变化的关系。

但是,由于缺乏足够的相关资料,这种认识始终得不到深化。

近年来,对于全新世气候变化问题的研究有了许多新的进展,中国学者已经发现,在中国西部地区,从公
元前2000年前后开始,有一次明显的寒冷期气候作用。

③这种气候变化对于中国西部青铜时代
・
84・《西域研究》2005年第4期
①
②
③Л1Ф1西罗多夫:《冰河时期以后帕米尔植被的发展》(俄文),载《植物学杂志》,1963年,第48卷第5期。

《中亚文明的历史地位》第1～24页。

施雅风等:《中国全新世大暖期鼎盛阶段的气候与环境》,载《中国科学》(B 辑)第23卷8期,1993年。

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①这一寒冷期气候同样在西域的大部分地区有所表现,如有的学
者认为,在全球气候变暖的时期,西域的大部分地区是处在反气旋控制下的干燥环境之中,在公
元前4000～前2000年期间,里海水位持续下降,直至历史最低点。

②而当寒冷期到来,西域的
气候条件得到改善,湿润程度大为增加。

对于从事定居农业的部落来说,冬季降水的增加未必是一件好事,但对于从事游牧业的部落来说,草场面积的扩大,使他们可以长驱南下,进入许多原来的农业区。

在一些定居农业的中心,如阿尔滕捷别等地,长期的繁荣使得人口增长过快,对于
水资源和植被的消耗、破坏等都可能导致环境的恶化。

③所以,一方面,游牧经济得到了大发展
的机遇,另一方面,农业经济面临着发展中的许多问题,这时候,一部分农人不得不转而从事畜牧业,使农业区域内的畜牧经济成分得到进一步的加强。

当然,大范围的民族迁移活动,其原因必定是非常复杂的,不是一两种解释就可以全部说明的。

也就是说,环境变化所起的作用可能是重要的条件之一,但更深刻的原因,或者来自于社会组织结构内部的部族分化趋势等等方面。

四、西域史前文明与其他地区史前文明的关系
在考察西域史前文明的产生条件时,我们注意到了西域地区与西亚、美索不达米亚等地区的早期文明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

这些联系表现在许多的文化特性上,如灌溉农业技术、小型土坯居址建筑、大型城市和神庙建筑的规划和布局艺术、小型女神雕像、小型动物雕像、金属冶炼技术、印章和封泥的造型艺术等等。

这些联系往往是由于新的部落集团从伊朗北部进入西域西南部或东南部地区,他们给这些地区带来了新的文化因素,改变了这些地区的文化发展进程。

在涉及部族迁移问题时,最重要的事件是所谓雅利安人的迁移问题,有许多学者认为,雅利安人迁入伊朗东部和印度地区,是经过中亚境内。

另一些人则认为是经过高加索地区。

李特文斯基认为,无论是“中亚说”,还是“高加索说”,都不能单独地完满解决所有的实际问题。

真实的过程可能要复杂的多,这包括一系列的迁徙,有的经过高加索,有的经过中亚。

而且,雅利安语可能早在公元前第二千纪的中期就已经在中亚南部传播。

在分析这些事件时,不能不注意到极可能操雅利安语的分布在西面的安德罗诺沃部落同木椁墓部落有非常相似的文化面貌。

关于这个问
题,俄罗斯著名学者Е.Е.库兹明娜(Кузьмина
)的研究,用考古学、语言学、文献学等多方面的材料相互印证,阐述了哈萨克斯坦境内的安德罗诺沃文化与南亚的操印度雅利安语的古代居
民的文化共同性等问题。

④在青铜时代晚期,中亚无疑是一部分雅利安部落迁入的地方。

这些雅
利安部落一方面成为后来中亚民族的主要成分,另一方面,他们又把雅利安语传播到了更远的伊朗东部、阿富汗和印度等地。

同时,从伊朗西部和西南部出发的另几支移民,也到达了这些区
域。

⑤・
94・西域史前文明发展的若干理论问题
①
②
③
④
⑤水涛:《甘青地区青铜时代的文化结构和经济形态研究》,收入《中国西北地区青铜时代考古论集》,科学出版社,2002年。

H 1H 1Lamb 著;汪奕琮、姚竟生、孙安健译:《气候的变迁和展望》,气象出版社,1987年,第64～65页。

V 1M 1Masson and T 1P 1K iiatkina :M an at Daw n of Civiliz ation ,T he B ronze A ge Civiliz ation of Cent ral A 2sia -Recent S oviet Discoveries ,Amonk ,New Y ork ,1981,pp 1108-109.Е.Е.Кузьмина,Откудапришпииндоарии,Μосква:РоссийскаяАкадемияНаук,1994.《苏维埃时期塔吉克斯坦的考古发现与中亚古代史上的若干问题》第25～63页。

另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是斯基泰艺术向东方的传播问题,从已经发现的考古文化遗存来看,塞人在西域的西北部、东北部、东南部都有分布,特别是在中部天山、帕米尔地区分布十分密集。

在阿尔泰山和叶尼塞河流域,也可以发现具有浓厚的斯基泰艺术风格的文化遗存类型。

同时,我们可以说,斯基泰艺术的影响范围已远达蒙古和中国北方地区。

斯基泰艺术风格对后来的西域草原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们可以从巴泽雷克大墓、阿姆河宝藏、提尔亚捷别黄金宝藏等发现中看到这种影响作用。

斯基泰艺术之所以在西域各地广泛传播,它的深层原因在于,西域西北部地区与黑海沿岸地区、乌拉尔山以西地区始终存在着密切的文化接触和部族交往,两地有着共同的文化传统。

所以,当斯基泰部落在黑海沿岸地区兴盛强大起来以后,西域西北部地区很快就成为塞人一个新的理想家园。

古代印欧语系民族何时进入新疆塔里木盆地周围地区,也是一个重要的学术热点问题。

近年来,在新疆境内发现了众多的古代干尸标本,如孔雀河下游铁板河、小河等地发现的干尸;哈密五堡发现的干尸;且末扎洪鲁克发现的干尸;鄯善苏贝希发现的干尸等。

虽然,这些发现所代表的文化遗存的年代早晚有所不同,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干尸从体质类型上看,大多数具有高加索人种(Caucasoid )的特征。

因此,很多学者试图将这些发现与历史上曾经活动在塔里木
盆地周围的印欧语系民族,如吐火罗人(Tocharians )联系在一起。

①关于这方面的讨论,以
1996年4月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举行的“中亚东部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的民族”国际学
术会议为标志,达到了一个高潮。

②虽然,各国学者在一些问题的看法上存在差异,但是,比较
一致的看法是,这些公元前2000～前1000年前后的干尸所代表的人群集团,非常可能与吐火罗人和吐火罗语有某种渊源关系。

值得一提的是,许多国家的研究者不仅仅是依靠历史考据学、人类学、考古学、比较语言学、神话学等方面的研究结论,一些学者已经开始从遗传学和分子考古学的角度寻找新的突破和发现,试图证明遗传数据与语言数据之间存在的相关性,进而将种族、
语言、文化几者之间的相关特性联系在一起。

③在论述有关吐火罗人的文献记载问题时,有的学者认为,月氏就是吐火罗人的一支。

他们最初的居住地并不是在传统认为的甘肃敦煌到祁连山西段一带,而应是在新疆东部的天山东段、博
格达山、巴里坤到阿尔泰山东段之间的草原地带。

④根据这种观点,有可能把在新疆东部发现的
含有欧洲人种族类型的文化遗存与吐火罗—月氏人的文化遗存联系在一起。

当然,问题并没有得到全部解决,有的学者注意到,在新疆各地的早期石窟壁画中,保存有一部分吐火罗人的形象资料,其中有一些是深目黑色人,⑤这些人与在新疆东部发现的以金发、碧眼、浅色皮肤为特点的高加索人种的干尸遗存并不完全相同。

所以,早期印欧语系民族在新疆境内的分布、迁移状况随
・
05・《西域研究》2005年第4期
①②③④⑤
有关的文章很多,请参阅论文专集:T he J ournal of I ndo -European S tudies ,Vol.23,No.3-4,Fall/Winter 1995.
徐文堪:《“中亚东部铜器和早期铁器时代的民族”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载《西域研究》1996年第3期。

Francalacci ,Paolo D N A A nal ysis of A ncient Corpses f rom X inj iang ,T he J ournal of I ndo -European S tud 2ies ,Vol.23,No.3&4,Fall/Winter 1995,pp 1385-398.翁自立、袁义达、杜若甫:《中国人群遗传结构分析》,载《人类学学报》8卷3期(1989年),第261～268页。

林梅村:《祁连与昆仑》,载《敦煌研究》1994年第6期;林梅村:《吐火罗人与龙部落》,载《西域研究》1997年第1期;林梅村:《吐火罗神祇考》,载《国学研究》第五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26页。

陈健文:《月氏种属问题再研究》,载《史耘》第一期(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1995年,第49～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