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隋唐杭州(余杭郡)

四、隋唐杭州(余杭郡)
隋唐杭州，是杭州城市发展的重要时期，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处于承先启后的转折阶段，而在杭州城市地理环境的变迁方面，尤为明显。

如果将杭州城市地理环境的变迁过程和杭州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视为纵横两条轴线，建立一个时空座标系的话，那么，隋唐时期的杭州城市正处于这一时空座标的原点。

1、杭州始置，依山筑城
隋开皇九年(589)废钱唐郡置杭州，①此为杭州城市的名称之始。

但杭州初治余杭县，第二年“十年(590)，移居钱塘城，”即在今吴山东麓鼓楼地的“新城戍”，②十一年(591)，“移州于柳浦西，依山筑城”。

③在六朝钱唐县治所在聚落的基础上，揭开了杭州城市发展的新篇章。

大业三年(607)，罢州设郡，杭州更名为馀杭郡。

④
《乾道临安志》卷二引《九域志》载，隋杭州城“周回三十六里九十步”。

由于史料不详，其具体范围有待进一步研究。

但当时杭州城的主要城区在今天城区之南的山麓平原，即沿袭六朝钱唐县治所在聚落，当为事实。

在杭州城市历史地理研究中，许多学者对隋代杭州城区范围作了研究，一些学者还绘出了示意地图，从目前的研究情况来看，意见相差较大，在没有确切的考古资料佐证之前，进一步的商榷有待来日。

（参见图-1-13）
2、隋开运河，南北相连
隋代以前，杭州与中原的交通联系，主要依赖水道，而交通水道在春秋时期就已经存在。

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即发戍卒“治陵水道到钱塘、越地，通浙江。

”⑤这是今天杭州市地域内史书记载的第一条人工疏凿水道，其水道路线既今上塘河。

⑥这条水道自东北向西南抵宝石山后，沿岸向西绕行，遇逢几股从西湖群山下泻之水而汇聚成交通渡津，即后世所称的耿家埠、茆家埠和赤山埠。

⑦所谓的“埠”，即渡津码头。

虽然在今天的耿家埠、茆家埠和赤山埠，渡津已经完全消失，但其地名却保留了历史的痕迹。

在西湖早期尚属浅海湾时，在南侧今云居山、吴山北麓，由于顶风逆浪，水道航行往往极其困难，故“凿石以为栈道”，⑧采用人工背纤，以助船航行。

水道转过吴山岬角后再折南而下至凤凰山下的柳浦，通浙江。

这种状况一直沿续到隋代开通江南运河为止。

大业六年(610)十二月，“穿江南河，自京口至余杭，八百余里，广十余丈”。

⑨江南运河南终段即为运河杭州段，分为杭城北段与杭城段。

杭城北段沿用上塘故道，出东新关，经临平镇、长安镇、石门镇至嘉兴。

杭城段则放弃了绕西湖环岸的水道，而疏凿了一条新的从宝石山东麓径直抵吴山东麓的南北向近直线水道，即以后的清湖河(浣纱河即其中一段水道)，然后沿原水道南抵柳浦通浙江。

⑩
①《太平寰宇记》卷93。

②阙维民《六朝钱唐、治设柳浦－六朝钱唐县聚落的地理分布》，《南北朝前古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68-377
页。

③《太平寰宇记》卷93。

④《隋书》卷31。

⑤《越绝书》卷2。

⑥魏嵩山、王文楚《江南运河的形成及其演变过程》，《中华文史论丛》1979年第2期。

⑦《武林旧事》卷5，《西湖游览志》卷4。

⑧程大昌《演繁露．沙河塘》。

⑨《通鉴》卷181。

⑩阙维民《论运河杭州段的水道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0年第1期，第171-178页。

1984年，薛家柱撰文认为：运河与钱塘江自古千余年不相通①，在当时影响较大，但这一观点与史实不符，因为运河与钱塘江至少从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沟通，隋代的江南运河就是在春秋战国时期的水道基础上疏凿的。

而运河在龙山闸与钱塘江直至20世纪60年代仍然相通。

②
1985年，傅崇兰撰著认为：隋杭州“城址的选择与运河无关”③，笔者对此不敢认同，因为这一观点完全忽略了柳浦在杭州城市发展历史上作为重要交通要津的关键作用，忽略了柳浦从一处交通要津发展成为杭州治地、乃至后世南宋京城国都的整个历史过程。

隋代疏凿的新运河水道（即清湖河）的河堤，在不经意之中，已经成了正在自然形成中的西湖的一条防海潮大堤，人为地加速了西湖的形成过程。

同时，正是这条隋代运河大堤，使杭州城市南北分隔的宝石山东麓聚落与吴山东南麓聚落逐渐相连，杭州城区因此逐渐扩大，开始出现向北拓展的潜在趋势。

3、州傍青山，县枕湖滨
唐初武德元年(618)，“罢郡置州，改太守为刺史”。

④武德四年(621)，“置杭州”；⑤天宝元年(742)，“天下诸州改为郡，刺史改为太守”，⑥杭州遂改称馀杭郡；乾元元年(758)，“复为杭州”⑦。

在有唐一代的289年内，杭州称馀杭郡的时间仅19年，其余270年均称为杭州。

为了行文的方便，本文一律称作杭州。

唐代杭州，在唐代开国之初，袭隋馀杭郡辖七县，至武德四年(621)平李子通置杭州辖钱塘、富阳和馀杭三县后，⑧其州境地域，除分别于武德七年(624)和武德八年(625)并入盐官、于潜两县⑨地域外，此后的新城、紫溪、武隆(唐山)和临安四县，均在武德八年(625)•的杭州地域内折置或省并，因此，境域范围基本没有变化。

唐代杭州治钱塘县，故唐代杭州城区即钱塘县城。

但杭州州治与钱塘县治并非一地。

唐杭州州治，“在凤凰山之右”，⑩即沿袭隋代杭州州治，其地东临浙江、依傍青山，唐诗“郡
11即述其景。

钱塘县治曾几经迁徙。

贞观六年(632)之前，在州治之南，其地约在今闸口一带。

贞观六年，移治钱塘门内教场地，即今杭州都锦生织锦厂一带。

因钱塘县迁治濒西湖，杭州袭治隋柳浦山麓，故唐诗有“州傍青山县枕湖”1213之句。

此后，钱塘县一度移治“新城戌”，即今吴山东麓的鼓楼之地。

开元二十一年(733)，又移县治到“州治郭下”，即凤凰山东麓柳浦之西，与州治为一地。

开元二十五年(737)，“复还旧所”，重新移回到钱塘门内教场地。

14
凤凰山东麓江干的柳浦，至唐代称为“樟亭”，如唐诗有“富阳山底樟亭畔，立马停舟
①薛家柱《大运河通向钱塘江》，《新观察》1984年，第4期。

②阙维民《并非“江河第一吻”——运河钱塘江自古沟通》，《地理知识》1989年，第8期，第8页。

又阙维民《怎说“千年各
不相通”？》，杭州日报总编辑办公室《业务建设》1986年12月15日。

③傅崇兰《中国运河城市发展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98页。

④《旧唐书》卷1。

⑤《旧唐书》卷40。

⑥《旧唐书》卷9。

⑦《旧唐书》卷40。

⑧《旧唐书》卷40
⑨《新唐书》卷41。

⑩5。

注：南宋时，临安城的方位为“左西右东”，与传统的“左东右西”相反，参见阙维民《杭州城廓的修筑与城区的历史演变》，《浙江学刊》，1989年第6期，第112-114页。

11顾非熊《经杭州》，《全唐诗》卷509。

12白居易《余杭形胜》，《全唐诗》卷443。

13章孝标《赠杭州严刺史君》，《全唐诗》卷506。

14阙维民《路溢新城市，农开旧废田－唐代杭州的地理环境及其变迁》，《隋唐名郡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57-65页；阙维民《六朝钱唐、治设柳浦－六朝钱唐县聚落的地理分布》，《南北朝前古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68-377页。

飞酒盂”，①“雷是樟亭浪，苕为界石钱”②等句；又作“梓亭”、“障楼”，如孟浩然有《与杭州薛司户登梓楼作》③和《与颜钱塘登障楼望潮作》④诗；还有“樟台”一名，如有“樟
⑤句。

唐代在樟亭设有驿站，接待过往官客，故白居易有《宿樟亭驿》诗：“夜半樟亭驿，愁人起望乡。

月明何所见，潮水白茫茫”。

⑥
云：“龙山而下，江名柳浦，舶航以渡。

航桁，通称以樟木，得名矣”。

⑦航桁，即札绑于船两侧的大木，用以加强船身的平稳，以抵御浙江潮浪的颠簸，因而通称这种航桁为樟木，而经常停泊船只的柳浦也随之称为樟亭。

唐代樟亭已相当繁荣，还吸引了外国胡商。

经过六朝至唐近500年的经营建设，杭州“咽喉吴越，势雄江海”、“水牵卉服，陆控山夷”⑧的优越交通地理位置，开始显现出它的重要经济意义。

此所谓“南派巨流，走闽禺瓯越之宾货”；⑨“北倚郭邑，通商旅之宝货”。

⑩因此杜牧说：“吾郡之江山，甲于天下，信然也”。

11
4、开河泄潮，凿井筑堤
唐代杭州的地位因经济的繁荣而渐重，唐代杭州的城区地域则因人口的骤增而迅速拓展。

杭州城区的拓展，是人们对不利的自然地理环境进行改造而取得的。

杭州自然地理环境的不利因素主要是水害，因此，唐代杭州环境的改造和城区的拓展，主要体现在水利建设方面。

首先是开沙河，以泄潮水。

唐景龙四年(710)，杭州“沙岸北涨，地渐平坦，桑麻植焉，
12咸通二年(816)，刺史崔彦曾开沙河塘，13“河有三：曰外沙、中沙、里沙”。

14此三沙河，均在隋代运河杭城段（即清湖河）之东，依次为后世命名的茆山河（外沙）、盐桥河（中沙）、市河（里沙）。

茆山河至南宋时因人口增多，用地紧张而湮没于民居，其地在今新华路－马市街－佑圣观路一线，因此，唐代杭州城区的东界不越此线。

其次，由于在隋代运河清湖河沿线的居民聚落日渐密集，解决居民生活饮用水成了当时迫在眉睫的城市问题。

唐德宗建中年间(约784)，刺史李泌“引湖水入城，为六井以利民”。

15此六井均在清湖河之西沿钱塘湖(即西湖)一带，也是唐代钱塘县治移治、并最后定于此地的旁证。

所谓六井之“井”，实为通过暗渠引入城内居民区的水池。

第三是筑堤。

杭州依山濒江傍湖，东有涌潮之患，西有漫水之虞，整个唐代发生在杭州的特大水灾，据不完全的文献记载统计，就达十几次，16每当“海水翻潮，飘荡州郭”17之际，就出现“西湖潮信满，岛屿入中流”18的情景。

故筑浙江大堤与钱塘湖堤成为保护唐代
①白居易《醉送李协律赴湖南辟命因寄沈八中丞》，《全唐诗》卷443。

②沈仲昌《状江南》，《全唐诗》卷370。

③《文苑英华》卷312。

④《全唐诗》卷160。

⑤陶翰《乘潮至渔浦作》，《全唐诗》卷146。

⑥《全唐诗》卷436。

⑦《神州古史考》。

⑧李华《杭州刺史厅壁记》，《文苑英华》卷800。

⑨沈亚之《杭州场壁记》，《全唐文》卷736。

⑩罗隐《杭州罗城记》，《文苑英华》卷811。

11杜牧《杭州新造南亭子记》，《全唐文》卷753。

12潘洞《浙江论》，程大昌《演繁露》续集卷四“沙河塘”引，《说郛》涵芬楼本，卷57；又郎瑛《七修类稿》，乾隆四年耕烟草堂木刻本，卷3。

13《新唐书》卷41。

14《舆地纪胜》道光29年，盈斋本，卷2“两浙西路临安府”。

15周淙，乾道《临安志》卷3。

16阙维民《路溢新城市，农开旧废田－－唐代杭州的地理环境及其变迁》，《隋唐名郡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57-65页。

17《旧唐书》卷37。

18未名氏《酬皇甫冉西陵渡见寄》，《文苑英华》卷244。

杭州城市的两件势在必行的举措。

遂有杜牧“诏与钱二千万，筑(浙江)长堤以为数十年计”；
①又有长庆四年(824)年，白居易筑钱塘堤，在原清湖河堤的基础上，“加高数尺”，②其堤的一部分在今圣塘路至武林门一线，后世称“白公堤”，“与白沙堤绝不相涉”。

③经过一段时期的建设，唐代杭州的城区得到拓展，其情形真可谓“路溢新城市，农开旧废田”。

④从“鱼盐聚为市，烟花起成村”⑤的江干至城北鱼米之市的江涨桥、湖墅一带，南北两集市，运河水路相距二十里，船舶停泊，密集两岸，绵延不断，岸上街道两侧店家林立，十分繁荣，“骈樯二十里，开肆三万室”，⑥即为当时杭州城市繁荣景象的真实写照。

在唐代杭州城区向北拓展的同时，由于城市居民生活饮用水以及城内运河水系的水源供给等因素，钱塘湖就从一个自然的泻湖最后变成了人工湖。

这就是何以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大量湖泊，如临平湖、鉴湖等，大多湮废，而钱塘湖独存的重要原因。

杭州城区既然已扩展到湖的东部，西湖在城市西边，遂有西湖之名，白居易的“欲将此意凭回擢，报与西湖风月知”⑦诗句，最早提出了“西湖”这一名称。

西湖的人为改造，最初当然主要是为了解决居民生活饮用水、运河水源以及农田灌溉等目的。

但这项对杭州自然环境的改造工程，由于唐代白居易等诸多诗人以及后历代文人，将大量脍炙人口的赞颂诗文，撒遍了西湖湖山的每一处景致，日后竟使西湖名声远扬海内外，成为杭州城市的代名词。

自此，西湖的疏浚与治理就成为日后杭州城市建设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5、骈樯廿里，开肆三万
唐代杭州的经济，至唐中后期已经相当繁荣。

其繁荣的背景是整个江南地区经济的繁荣，同时也成为江南地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天宝十四年（755）至广德元年（763）发生的安史之乱，使此方一带“人烟断绝，千里萧条”，⑧而江南地区则相对安定，大量北方人纷纷趋江南避难，从而在客观上给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大量劳动力，致使江南地区的经济迅速增长，甚至北方的生活必需品多仰仗江南，故有“天宝之后，中原释来。

辇越而衣、漕是而食”⑨之说。

江南地区也因而成为国家赋税的主要源地，所谓“当今赋出天下，江南居十九”。

⑩而江南浙西地区尤重，乃左右“国之盈虚”11之地，繁荣的商贸经济在这一地区也孕育了许多繁荣的商业城市，杭州则是其中之一。

唐代杭州的经济繁荣建立在物产丰饶的基础之上，据唐代诗代诗文资料，当时杭州的物产即有：
谷属：稻12；
蔬瓜属：木瓜13、笋14、藕15；
果属：萍16、桔17、柿、梨18、莲①、蕉②、石榴③、薜荔④、桃、樱桃⑤；
①杜牧《杭州新造南亭子记》，《全唐文》卷753。

②白居易《钱塘湖石记》，《全唐文》卷676。

③傅王露《西湖志》卷7。

④元稹《代杭民答乐天》，《全唐诗》卷410。

⑤白居易《东楼南望八韵》，《全唐诗》卷443。

⑥李华《杭州刺史厅壁记》，《文苑英华》卷800。

⑦白居易《杭州回舫》，《全唐诗》卷446。

⑧《旧唐书》卷120“郭子仪传”。

⑨吕温《故太子少保赠尚书左仆射京兆韦神道碑》，《全唐文》卷630。

⑩韩愈《送陆歙州诗序》，《全唐文》卷555。

11李观《浙西观察判官厅壁记》，《文苑英华》卷803。

12白居易《春题湖上》：“碧毯线头抽早稻。

”《全唐诗》卷446。

13《新唐书》卷41《杭州土贡》。

14511。

15白居易《西湖留别》：“绿藤阴下铺歌席，红藕花中泊妓船，”《全唐诗》卷446。

16顾非熊《送杭州姚员外》“还应咏白萍，”《全唐诗卷》卷509。

17《新唐书》卷41《杭州土贡》。

18白居易《杭州春望》：“红袖织绫夸柿蒂，（杭州出柿，蒂花者尤佳），青旗沽酒趁梨花（其俗酿酒，趁梨花时熟，号为梨花春），”
《全唐诗》卷443。

注：此处“柿蒂”是指织绵上的花样，“梨花”是指季节，但均以现实物产为基础。

花属：甘棠⑥、石榴花⑦、梨花⑧、梅⑨、荷花⑩、栀子11、桃花12、兰13、菊14；
草属：芦15、苔16、露草17、蔓草18、萍19、葛20；
药属：姜、牛膝、芑21、黄连22；
木属：杨、柳23、枫24、松25、桂26、竹27、棕榈28、梧桐29、桑30、檀31、桐32、藤33；
34；
羽属：鹗35、鹤36、海雁37、雁38、沙鸥39、鹭40、莺、燕41；
鳞属：鲟42；
龟甲属：蟹43、龟44、凫45；
曾属：猕猴46、马47、鼠48、猿49；
虫属：蝉50、蟋蟀51、寒蛩52、蛇、蝴蝶53；
①贾岛《送姚杭州》：“莲叶吹摇旗，”《全唐诗》572。

②朱庆余《杭州庐缘事山序》：“隔竹见红蕉”，《全唐诗》514。

③白居易《题孤山寺山石榴花示诸僧众》，《全唐诗》卷443。

④511。

⑤丁仙芝《余杭醉歌赠吴山人》：“桃花昨夜撩乱开，”“满庭新种樱桃树”，《全唐诗》卷114。

⑥白居易《剔州民》：“甘棠无一树”，《全唐树》卷446。

⑦白居易《题孤山寺山石榴花示诸僧众》，《全唐诗》卷443。

⑧白居易《杭州春望》：“青旗沽酒趁梨花（其俗酿酒，趁梨花时熟，号为梨花春），”《全唐诗》卷443。

⑨白居易《留题天竺灵隐两寺》：“林香雨落梅”，《全唐诗》卷446。

⑩白居易《余杭形胜》，“遂部荷花三十里，拂成松树一千株。

”《全唐诗》卷443。

11翰雄《送王少府归杭州》：“葛花满把能消酒，栀子同心好赠人。

”《全唐诗》卷245。

12丁仙芝《余杭醉歌赠吴山人》：“桃花昨夜撩乱开”，《全唐诗》卷114。

13许浑《游钱塘青山李隐居西斋》：“兰叶露光秋月上”，《全唐诗》卷533。

14朱庆余《杭州庐缘事山序》：“傍城余菊在”，《全唐诗》514。

15许浑《游钱塘青山李隐居西斋》：“芦花风起夜潮来”，《全唐诗》卷533。

16姚合《杭州官舍即事》：“苔藓疏尘鱼”。

《全唐诗》卷500。

17马戴《浙江夜宿》：“露草满汀洲”。

《全唐诗》卷595。

18权德舆《苏小小墓》：“蔓草映寒水”，《全唐诗》卷326。

19朱庆余《送唐中丞开淘西湖夏日游泛因书示郡人》：“萍岸新淘见碧霄”，《全唐诗》卷514。

20翰雄《送王少府归杭州》：“葛花满把能消酒，栀子同心好赠人。

”《全唐诗》卷245。

21《新唐书》卷41《杭州土贡》。

22《元和郡县志》卷25：杭州开元贡：黄藤纸、桔、黄连、绯绫、纹纱；赋？布。

23戴叔伦《江干》：“杨柳牵愁思。

”《全唐诗》卷273。

24元稹《去杭州（送王师范）》：“时寻沙尾枫林夕。

”《全唐诗》卷421。

25白居易《余杭形胜》，“遂部荷花三十里，拂成松树一千株。

”《全唐诗》卷443。

26白居易《留题天竺灵隐两寺》：“宿因月桂落，醉为海榴开。

”《全唐诗》卷446。

27朱庆余《杭州庐缘事山序》：“隔竹见红蕉”，《全唐诗》514。

28白居易《西湖晚归回望孤山寺赠诸客》：“棕榈叶战水风凉。

”《全唐诗》卷443。

29姚合《杭州官舍即事》：“梧桐出雨声”，《全唐诗》卷500。

30《演繁露续集》卷4：“沙河塘”：“沙岸此涨，地渐平坦，桑麻植焉……。

”
31李绅《杭州天竺、灵隐二寺……追思为诗二首》：“世人遥礼工檀林。

”《全唐诗》卷481。

32510。

33白居易《西湖留别》：“绿藤阴下铺歌席，红藕花中泊妓船，”《全唐诗》卷446。

34《演繁露续集》卷4：“沙河塘”：“沙岸此涨，地渐平坦，桑麻植焉……。

”
35方干《上杭州杜中丞》：“一鹗那栖众鸟群，”《全唐诗》卷650。

36贾岛《早秋寄题天竺灵隐寺》：“鹤从楼处挂猕猴”，《全唐诗》卷574。

37《杭州晚眺》：“云横海雁天风夕”，《全唐诗外编·补逸》卷9。

38陈陶《钱塘对酒曲》：“风天雁悲西陵愁”，《全唐诗》卷745。

39白居易《答微之见寄》，“拍水沙鸥湿翅低”。

《全唐诗》卷446。

40白居易《孤山寺遇雨》：“水鹭双飞起”《全唐诗》卷443。

41白居易《钱塘湖春行》：“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全唐诗》卷443。

42沈仲昌《状江南》：“鲟鼻大如船”，《全唐诗》卷370。

43白居易《重题别东楼》：“春雨星攒寻蟹头。

”《全唐诗》卷446。

44李峤《为杭州刺史崔元将献缘毛龟表（武后）》，《文苑英华》卷612。

45刘孝绰《渡浙江》：“飞樟若惊凫。

”《文苑英华》卷162。

46贾岛《早秋寄题天竺灵隐寺》：“鹤从楼处挂猕猴”。

《全唐诗》卷574；贯休《寄杭州灵隐寺宋震使君》：“月树猕猴睡”。

《全唐诗》卷832。

47丁仙芝《余杭醉歌赠吴山人》：“春城白项马”，《全唐诗》卷114。

489。

49陶翰《宿天竺寺》：“夜来猿鸟静”。

《全唐诗》卷146。

50姚合《杭州郡斋南亭》：“惊蝉出树飞”。

《全唐诗》卷500。

51贾岛《早秋寄题天竺灵隐寺》：“人在定中闻蟋蟀”，《全唐诗》卷574。

52李郢《宿杭州虚白亭》：“寒蛩唧唧树苍苍。

”《全唐诗》卷590。

53陈陶《钱塘对酒曲》：“古岳愁蛇待恩泽”，“十二玉楼蝴蝶飞”。

《全唐诗》卷745。

货属：盐①、纸、白编绫、绯绫②、酒③、帽、衣④。

唐代杭州的经济繁荣也有赖于“水牵卉服，陆控山夷”，⑤“襟带溪湖，接连江海”⑥的交通水道。

沿隋代疏凿的江南运河往北，“平河七百里，沃壤二三州。

”⑦可直抵湖州、苏州和常州，杭州至常州的水路，故当时记为三百里。

舟路还可直抵唐东都洛阳，李翱在《来南录》中，就详细地记载了他元和四年初从洛阳启程至杭州的沿途泊宿地点：东都洛阳——陈留——润州——常州——苏州——松江——杭州。

自柳浦渡向南渡江至西陵渡（今滨江区西兴镇），可通浙东运河与宁绍平原相连。

沿浙江上溯，可抵富阳、桐庐、建德、金华等地，凡曾走过此水路的唐代诗人，多诗兴大发，诵诗赋词，这在诵及浙江杭州的唐诗中，即可随手拈例。

浙江东通大海，故杭州不仅与我国沿海一带有商贸交通往来。

即所谓“南派巨流，走闽禺欧越之宝货，”⑧还与海外胡商有商贸往来。

由于浙江潮水汹涌，入海河口水下沙州多变，因此，胡商均换乘内河舟船由宁波入内河，经浙东运河至西陵渡江抵杭。

河，达于杭越矣。

”⑨由此可知，至少宋以前的五代，海船已难抵杭州，那么明正德年间在泛洋湖（今朝晖新村地）挖掘出的一艘规制甚异的海船，⑩必为唐或唐以前之物，也可知杭州通海路在唐或唐以前就已开始，并且由海船直接出入。

谭其骧先生据社甫《解闷十二首》中“商胡离别下扬州，忆上西陵故驿楼”之句认为：“由此可见唐代西陵之所以时有商胡踪迹，其目的亦必在杭州。

”11肯定了杭州与海外通商关系的存在。

一座商贸城市的经济商业化程度，可以用从商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来衡量。

唐代杭州的人口，据现有文献，有五种数据：
贞观十三年（639），户30571，口153720；12
开元年间（713-741），户84252；13
天宝元年（742），户86258，口585963；14
贞元年间（785-804），户86454，口578095；15
元和年间（806-820），户51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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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以上五种户、口数均包括所属各县人口。

杭州城区的人口，杜牧在《上宰相求杭州启》中说：“杭州户十万”，17其中从商开店铺者，李华在《杭州刺史厅壁记》中说：“开肆三万室。

”18我们当然不能简单地由这两个数据得出唐代杭州的从商人口占总人口的30％，但其比例之高是不容置疑的，后世杭谚亦有“十农五商”19之说，足见唐代杭州城市经济的商业化程度之高。

杭州城市经济商业化不仅程度高，而且已形成南北两大各具特色的商贸集市。

城南江干一带，“鱼盐聚为市、烟花起成村。

”20城北江涨桥湖墅一带，则“通商旅之宝货”①南北
①白居易《东楼南望八韵》：“鱼盐聚为市”。

《全唐诗》卷443。

②《新唐书》卷41《杭州土贡》。

③白居易《杭州春望》：“青旗沽酒趁梨花”《全唐诗》卷443。

④白居易《湖亭晚归》：“松雨飘藤帽，江风透葛衣。

”《全唐诗》卷443。

⑤李华《杭州刺史厅壁记》，《文苑英华》卷800。

⑥130。

⑦白居易《想东游五十？（并序）》“自常及杭凡三百里”《白氏长庆集》卷27。

⑧沈亚之《杭州场壁记》，《全唐文》卷734。

⑨（宋）姚宽《西溪丛语》卷上。

⑩嘉靖《仁和县志》卷13。

11谭其骧《长水集·杭州都市发展之经过》，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20页。

12《旧唐书》卷40。

13《元和郡县志》卷25。

14《旧唐书》卷40。

15《通典》卷182。

16《元和郡县志》卷25。

17《文苑英华》卷660。

18李华《杭州刺史厅壁记》，《文苑英华》卷800。

19民国《杭州府志》卷6。

20白居易《东楼南望八韵》《全唐诗》卷443。

两集市，运河水路相距二十里，船舟停泊两岸，互相毗邻，并列两行，故谓之“骈穑二十里。

”②
一座城市的经济实力，通常与其税收成正比。

杜牧《上宰相求杭州启》说：“税钱五十万。

”③又沈亚之《杭州场壁记》载：“国家始以输边储塞，不足于用，遂以盐铁榷估为助，使吏曹计其入。

于郡县近利之地，得为院场之署，以差高下之等。

顾杭州虽一场耳，然时南派巨流，走闽禺欧越之宝货，而盐鱼大贾所来交会，每岁官入三十六万千计。

”④赞赏杭州地虽不大，但经济地理位置重要、上交税收不少。

封建经济的繁荣，必然会带来少数人生活上的奢侈化，即使居屋和脚船也要讲究，“大屋檐多装雁齿，小航船亦画龙头，”⑤就是唐代杭州这一史实的真实写照。

经济繁荣的同时，也必然要求有更多的文化娱乐活动。

唐代杭州，每逢秋八月十八，杭城人都要到浙江观“弄潮”，⑥真可谓“钱塘郭里看潮人，直到白头看不足。

”⑦直至1946年秋还有记载：吴山上仍然有上万人前来观潮，⑧由于江道的变迁，浙江潮的最佳观望处今已渐外移至盐官。

杭州西湖的旅游业也始于唐，尤其是白居易刺杭期间，他几乎遍游湖山，同时也遍咏湖山之景，从此，吸引了越来越多慕名前来的远近游览者，也由此发展了杭州的旅游经济，以至使西湖成为今天驰名中外崐的世界级风景旅游区。

“知君暗数江南郡，除却馀杭尽不如。

”⑨唐代杭州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其在江南城市中的地位显得格外突出，为五代吴越定都杭州和南宋定都临安府（杭州）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6、杭州别名，唐诗添彩
描述杭州暨西湖山水的唐诗，为杭州西湖的扬名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吟诵浙江暨杭州山水的唐诗是浙江暨杭州开发旅游事业的历史文化宝藏，可喜的是，近年来有关浙江暨杭州山水的唐诗不断地被发掘和利用，并掀起了浙东唐诗之路的旅游热，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

在唐代，许多著名诗人都曾经游历过杭州，一些诗人本人就是杭州的官吏，最著名者当属白居易，此外有姚合、元稹、刘长卿、牟融、顾非熊、李频、丁仙芝、贯休、陈陶、
罗隐、刘孝绰、李峤、章孝标等几十名唐代诗人。

唐代诗圣李白也曾到过杭州，开元二十四年（736）至天宝三年（744），李白正值壮年，时其侄李良任杭州剌史，⑩遂南下游杭州览越胜，并留下多首诗，记载了他游览杭州、越州的经历。

最近有学者声称：唐代诗人李白未曾到过杭州。

11不知出此论者是否读到过李白的《与从侄杭州剌史良游天竺寺》12这首诗？
杭州有许多历史旧称和别名，今天我们所知的杭州别名大多是南宋以来的一些行政建置名称，如临安、行在、京师、京城、京华、杭城、杭省、杭县、钱江、仁和等地名。

而在唐代时的历史环境下，诗人们在吟颂杭州山水风物时，经意或不经意地命名了许多杭州
①罗隐《杭州罗城记》，《文苑英华》卷811。

②李华《杭州刺史厅壁记》，《文苑英华》卷800。

③《文苑英华》卷660。

④沈亚之《杭州场壁记》，《全唐文》卷734。

⑤白居易《答客问杭州》，《全唐诗》卷447。

⑥《元和郡县志》卷25。

⑦徐凝《看潮》，《文苑英华》卷162。

⑧万里云《紫阳山顶吴山麓，万人冒雨空候潮》，《浙江日报》，1946年9月14日。

⑨白居易《答微之夸越州宅》，《全唐诗》卷446。

⑩阙维民《敷德政，泽黎民—唐代杭州剌史名录》，《隋唐名郡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06-221年。

11吴熊和《序》（邹志芳《浙东唐诗之路》），浙江古籍出版社，1995年。

12李白《与从侄杭州剌史良游天竺寺》，《唐诗》卷1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