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戏剧作品中的王昭君形象

浅谈戏剧作品中的王昭君形象
孙磊 06中本三班 0605001130
摘要：在不同时代作家,甚至在同一时代不同作家的笔下,对同一人物的形象塑造是不尽相同的。

本文通过比较马致远的元曲《破幽梦孤雁汉宫秋》、郭沫若的《三个叛逆的女性》之《王昭君》以及曹禺的五幕历史剧《王昭君》这三部戏剧作品，对其中王昭君的形象进行梳理，借以找出这一文学形象在戏剧体裁中发展嬗变的历史轨迹。

关键词：戏剧作品；王昭君；马致远；郭沫若；曹禺
前言
在我国古代社会发展中，中原朝廷常会因为各种原因对周边的少数民族与西域各国进行和亲，以便加强相互的联系。

伴随这种和亲现象的产生与发展，以和亲为主题的文学创作层出不穷。

西汉时期的王昭君作为民女出塞远嫁匈奴，完成汉匈和亲使命的故事更是吸引了历代文人墨客的描述、吟咏、赞叹。

他们用音乐、绘画、诗歌、词曲、变文、戏剧、小说等各种文学艺术形式进行创作。

从汉末到明清，歌咏王昭君的作品数以千计，可谓是万种丹青画昭君：诗词方面有石崇的《王昭君辞并序》李白的《王昭君二首》、杜甫的《咏怀古迹(其三) 》、白居易的《王昭君》、王安石的《明妃曲》、欧阳修的《再和明妃曲》等。

作为文学体裁的耀眼明珠——戏剧，关于王昭君的作品更是多不胜数：较为著名的有元代关汉卿的《汉元帝哭昭君》、马致远的《破幽梦孤雁汉宫秋》、张时起的《昭君出塞》；明清无名氏的《和戎记》、《青冢记》，陈与郊的《昭君出塞》、周文泉的《琵琶女》、尤侗的《吊琵琶》、薛旦的《昭君梦》、陈尚鼎的《宁胡记》；现代尚小云的京剧《昭君出塞》、郭沫若的话剧《三个叛逆的女性》之《王昭君》、顾海青的话剧《王昭君》、曹禺的五幕历史剧《王昭君》等。

作为历史人物，王昭君有她的历史形象。

同样，作为文学作品塑造的对象,王昭君也有她的文学形象。

在不同时代的作家,甚至在同一时代不同作家的笔下,王昭君的形象也是不尽相同的。

本文通过比较马致远的元曲《破幽梦孤雁汉宫秋》、郭沫若的《三个叛逆的女性》之《王昭君》以及曹禺的五幕历史剧《王昭君》这三部戏剧作品，对其中所塑造的王昭君形象进行一番分析、梳理，希望找出这一文学形象在戏剧体裁中发展嬗变的历史轨迹。

王昭君简介
王昭君(公元前52—公元前20),名嫱,字昭君，南郡秭归(今属湖北兴山县)人。

西汉元帝宫人,晋时避司马昭讳又改称明君或明妃。

与西施、貂蝉、杨玉环并称为中国古代四大美女。

关于王昭君出塞的故事,最早见于东汉班固所撰的《汉书·匈奴传》：“单于自言愿婿汉氏以自亲。

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嫱字昭君赐单于。

单于欢喜,上书愿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传之无穷,请罢边备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

”而在南朝宋范晔所撰的《后汉书·南匈奴列传第七十九》中对王昭君出塞故事记叙更为详细：“昭君字嫱，南郡人也。

初，元帝时，以良家子选入掖庭。

时，呼韩邪来朝，帝敕以宫女五人赐之。

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乃请掖庭令求行。

呼韩邪临辞大会，帝召五女以示之。

……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
宫，顾景裴回，竦动左右。

帝见大惊，意欲留之，而难于失信，遂与匈奴。

生二子。

及呼韩邪死，其前阏氏子代立，欲妻之，昭君上书求归，成帝敕令从胡俗，遂复为后单于阏氏焉。

”
马致远的《破幽梦孤雁汉宫秋》
被世人称之为“绝调”的《汉官秋》是昭君戏的代表作,也是元杂剧的压轴之作。

马致远因这篇力作而“姓名香贯满梨园”。

通过《汉宫秋》，我们可以看到马致远塑造了一个独放异彩的女性形象——王昭君。

她既不同于历代文学作品中含悲抱怨的昭君形象, 又有别于我国早期古典悲剧中薄命红颜的女性形象。

她是一个植根于时代土壤之中,寄寓着作者思想感情的女性形象。

历代以昭君为题材的文学作品, 虽然每个人的写法有所不同, 但他们着力渲染表现的是昭君被打入冷宫、嫁于单于、远去胡地的凄惨悲情，都逃不出“怨”和“愁”的特点。

例如汉代所作的《昭君怨》（《乐府诗集》卷第五十九）：离宫绝旷，身体摧藏。

志念抑沈，不得颉颃。

虽得委食，心有徊徨。

我独伊何，改往变常。

翩翩之燕，远集西羌……。

就是通过一只鸟儿被囚禁被放逐，表现昭君失去自由、幸福的优郁和哀伤，辞调悲哀凄凉。

随着时代的变迁，到了元代，王昭君形象渐渐摆脱于“怨”、“愁”，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汉宫秋》中王昭君所表现出的不仅是个貌美，更是一个颇具个性的女性：正直、大义、节烈。

王昭君生得光彩照人，十分艳丽，皇宫选美给她创造了接近皇上的机遇。

可是她明知画师毛延寿是贪鄙之人，却拒不行贿，表现了一个绝代佳丽的纯真本性。

在庸众小人的包围中,她洁身自处，表现出一种出污泥而不染的高洁品格与、傲然不屈的个性。

毛延寿怀恨在心,将她暗算,昭君虽然进宫，但被打进了冷宫，不得召见，这里表现出她的凄凉处境。

偶然间得到皇上恩宠,但心怀叵测的毛延寿投降匈奴，图献美人于单于，在匈奴“百万雄兵，刻日南侵”相威胁以索要美女王昭君的国难之时，这位色可倾国的女子，在危难关头，挺身而出，自愿请求出塞和番，为国家不顾己身避：“妾既蒙陛下厚恩，当效一死, 以报陛下。

妾情愿和蕃, 得息刀兵, 亦可留名青史。

”这又表现了她的胸怀与胆识。

后来身入异邦,她眷恋汉朝，义不受辱，纵身投江。

昭君自尽是其反抗性格的升华。

她刚烈悲壮的义举，表现了她对祖国的一片赤诚和对异族侵略的强烈抗议与控诉。

这便是马致远笔下的王昭君形象：她燃烧着激情，喷发着烈焰，表现着节烈, 洋溢着刚强。

高尔基曾说过：“主题是从作者的经验中产生，由生活暗示给他一种思想，可是它聚集在他的印象里还未形成，当他要求用形象来体现时，它会在作者心中唤起一种欲望——赋予它一个形式”。

每一时代的戏剧文学作品都打着自己时代的烙印。

元代，是一个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空前尖锐激化的时代，是中国历史黑暗时期中最黑暗的一幕。

这一时期，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汉族人民受歧视、受奴役，生产力遭破坏，知识分子的地位低下，民族矛盾异常尖锐。

生活在异族统治之下的汉族知识分子常常借助文学作品曲折反射现实社会，表现了一代人的亡国之恨和对现实生活的感受。

同受压迫蹂确的元曲家的马致远也不例外。

马致远对有关王昭君的历史记载和故事情节作了多方面的改造，创作出全新的王昭君形象，赋予时代的使命。

在《汉宫秋》中，马致远建立了尖锐的民族矛盾——匈奴的侵略威胁和汉室的无力抵抗。

作品极力描写汉朝的软弱可欺和匈奴的恃强凌弱，有意将番汉对立起来，
旨在影射当时的政治形势。

在历史上，呼韩邪是主动人朝表示“愿婿汉氏以自亲”。

而在马致远的笔下，呼韩邪单于差一使臣南来索要昭君为阔氏，以息两国刀兵。

“若不从，俺有百万雄兵，刻日南侵，以决胜负。

”“不然，他大势南侵，江山不可保矣。

”显然是在刻意张扬匈奴力量的强大和气势的威猛。

而此时的汉室, 却是“空有满朝文武”, 皆无退兵之策。

马致远将王昭君放在这样一个汉室面临黑云压城之势、江山难保之时的大背景中来表现, 使得处在国家危急关头和民族矛盾漩涡中的昭君形象极具张力, 昭君出塞成为保全汉土的一种富于政治意义的出行。

在事关国家存亡的关键时刻, 本是“安社樱”“定戈矛”的文臣武将, 一个个却是“畏刀避箭”、“似箭穿着雁口，没个人敢咳嗽”，“满朝中都做了毛延寿”。

而出身“庄农人家”、身为宠妃的昭君, 在严峻的形势面前, 她“怕江山有失” , 终于,“为国家大计”，作出了“妾情愿和番, 得息刀兵”的决定。

最终她留下汉家衣裳, 投江自尽, 以自己的血肉之躯殉国家和民族之平安。

王昭君深明大义、强烈的民族感情和爱国情结由此而彰显。

马致远对王昭君这个历史人物进行加工改造，揉合进动人的阳刚之美、悲壮之气，注人了自己强烈的时代感情，也打上了明显的时代烙印。

他的《汉宫秋》肯定了王昭君为国家立功，为民族团结做出的重大贡献，赞扬了昭君为民族团结做出贡献的可贵精神,并突出了昭君的反抗性格，完成了昭君由悲女到烈女巾帼形象的转变。

郭沫若笔下的昭君形象
20世纪文学中最早塑造王昭君形象的是郭沫若，他创作了两幕历史剧《王昭君》。

郭沫若笔下的王昭君，是妇女叛逆精神的集中代表：在耿直、正直方面和马致远笔下的王昭君相似，但却没有马致远笔下的王昭君为国赴胡并投江的节烈。

在郭沫若笔下，这位绝代佳丽耿直、正直如故，但在耿直、正直的性格下更显示着的“五四”时期一代人的觉醒，表现了一种维护尊严的个性主义与反抗王命夫权的现代女性思想意识。

剧中第一幕写画师毛延寿派人索贿但遭王昭君拒绝，所以作画歪曲王昭君的美丽形象，此外还从侧面介绍了王昭君的家世：三岁时父亲去世，母亲领养异族兄弟遭族人非难，族人为谋财趁皇帝选美之际私下为其报名，兄弟气愤跳江自尽，母亲扮侍卑随女进宫。

第二幕写王昭君再次拒绝毛延寿的恐吓与诱惑，母亲接到和亲的圣旨后发疯，汉元帝欲杀毛延寿以挽留王昭君，但王昭君对此不屑一顾，她对于受选入宫，并不认为是一件荣耀光彩的事情，也不屑于贿赂画师毛延寿，以求得君王的宠爱，她更鄙视宫廷的荣华富贵，憎恨汉帝的骄奢淫逸，把反抗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皇上，王昭君严厉斥责汉元帝荒淫无耻：“你可以强索天下的良家女子来姿你的奸淫！你为保全你的宗室，你可以逼迫天下的良家子弟去填豺狼的欲壑！如今男子不够填，要用到我们女子了，要用到我们不足供你淫弄的女子了。

你也知道穷荒极北是受苦的地域么？你的权力可以生人，可以杀人，你今天不喜欢我，你可以把我拿去投荒，你明天喜欢了我，你又可以把我来供你的淫乐，把不足你淫乐的女子又拿去投荒。

投荒是苦事，你算知道，但是你可知道，受你淫弄的女子又不自以为苦吗？你究竟有何异于人，你独能姿肆威虐于万众之上呢?”毅然离开汉宫廷嫁到塞外，最后与毛淑姬的私奔沙漠。

郭沫若创作时期正处于五四运动的洪流，男女平等，婚姻自主，一时成为激
动人心的口号。

作为“叛逆”的郭沫若，他大胆蔑视一切旧礼教、旧道德，赞颂一切叛逆者，特别是叛逆的女性。

所以郭氏王昭君有别于其他时期作品中的形象。

他曾说过:“我做这篇剧的主要动机，也可以说我主要的假想，是王昭君反抗元帝的意旨自愿下嫁匈奴……王昭君这个女性我十分表示同情的，就是她倔强的性格……这点是我对她表示绝对同情的地方。

我从她这种倔强的性格，幻想出她倔强地反抗元帝的一幕来……但这样一来我就把王昭君写成了一个女叛徒，她是彻底反抗王权，正是这样一个出嫁不必从夫的标本了。

”所以郭沫若为王昭君输入了“五四”的血液，使她具有了张扬个性、反抗王命夫权的现代女性思想意识与行为方式。

在这个剧本中，王昭君既没有为和睦邻邦而献身的精神，也没有和汉元帝之间也没有任何的缠绵幽怨之意，有的只是王昭君的愤怒仇恨与汉元帝的沮丧颓废。

通过郭沫若，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斗士形象，一个反封建和叛逆旧道德礼教的斗士——王昭君。

曹禺塑造的王昭君
五幕历史剧《王昭君》，是曹禺晚年戏剧创作的代表作之一。

他以雄伟的笔力、炽烈的热情, 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古代民族和睦、团结的画卷。

真实地反映了西汉末叶胡、汉之间的关系和两族人民期望和平的迫切心情, 热情地歌颂了我国各民族的团结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使我们看到了公元前一世纪下半期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一个重要侧面。

曹禺的《王昭君》不同于马、郭两家，对历史描述与细节上都进行了不同的调整：一、改变多个角色形象。

汉元帝变成一位豁达宽厚具有儒者风范的君主，匈奴单于更是一位勇敢智慧、励精图治、革故立新的明君。

二、改变戏剧重点。

他将昭君嫁入匈奴后的人生岁月推向历史前台并成为文学叙述的重心,五幕话剧有三幕是在描写匈奴生活时期的王昭君。

三、改变王昭君身世。

把王昭君变成一个出生在贫苦农民家里, 父亲结婚刚满三个月，就出塞疆场、骨埋胡地，母亲因丈夫身亡而身缢。

十多年寄人篙下的生活，深知过去边塞连绵不断的胡、汉战争给百姓带来的苦难。

把父辈们盼望胡、汉两族和好遗愿铭记心头的女子。

四、弱化民族矛盾。

五、王昭君形象的进一步发展：曹禺所塑造的昭君形象，既区别于晋唐以来诗人笔下的“怨”、“愁”王昭君，也迥异于宋元以来戏曲舞台上的烈女王昭君，更不同于郭沫若笔下那位反抗封建制度的斗士形象。

曹禺笔下的王昭君不仅是一个为了民族和睦，自愿出塞和亲，为当时的胡、汉百姓的安乐贡献一生女子；更是一个为赢得匈奴人民的信任，使汉匈两族亲如一家，用自己纯洁、美丽、善良的心灵来感化匈奴人民的和平使节。

为什么曹禺笔下的王昭君没有马致远的悲、郭沫若的反抗，而是一个纯洁、美丽、善良的形象呢？同样和当时的社会背景离不开。

曹禺的《王昭君》构思于60年代，60年代正是讲政治的年代。

文学作品中的正面人物，特别要讲理性，要压抑个性，特别是要压抑个人主义的需求，以服从集体的、国家的利益，要有完美的外部形体，要有金子般的内心灵魂，要有孔明一样的智慧，要有勇敢的不怕牺牲的献身精神。

“周总理指示我们不要大汉族主义，不要妄自尊大，这是从汉蒙人联姻的问题谈起的。

周总理说要提倡汉族妇女嫁给少数民族。

我领会周总理的意思，是用这个题材歌颂我国各民族的团结和民族间的文化交流。

而王昭君正是为这一事业身体力行，作出了了不起贡献的一位汉家女子。

我要擦掉她脸上的泪水,让她焕发出她的真正光彩。

”所以，曹禺创
作的《王昭君》不是从个性解放的角度着手，而是从维护民族团结，反对大汉族主义角度切入。

把王昭君塑造成一朵开放在胡地土壤上的奇葩, 为了国家安宁, 为了天下苍生和各族百姓安乐的和平使节。

总述
在我国可谓是家喻户晓的昭君出塞，通过马、郭、曹三位戏剧大师手中的笔，为我们创造了三种不同的昭君形象：马致远笔下的王昭君放射着民族节烈的光辉，郭沫若笔下的王昭君流淌着“五四”的血液，曹禺笔下的王昭君担负着民族和解、民族团结的政治使命。

三种不同倾向的王昭君却无一不是时代精神的载体，无一不是反映当时社会的背景：古代失意文人的心理与民族矛盾的锐化孕育了马致远的王昭君；五四时期的到来，封建王朝的崩溃，使得郭沫若的王昭君被赋予了倔强和叛逆的性格以及反封建的无畏精神；新中国的成立，各民族的团结让曹禺笔下的王昭君负有神圣的职责。

历史人物是人们借以建构意识形的最有价值的材料，随着社会的不断变迁，王昭君的形象在不断发生着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