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历史与文化期末论文

期末论文

全球文化融合背景下的敦煌文化发展

趋势的个人看法

引言 (3)

敦煌文化的内容 (3)

发展趋势 (3)

敦煌原始资料 (3)

目录完善编纂 (3)

文献资料电子化 (4)

敦煌遗书的保护 (4)

敦煌学 (5)

国内研究融入国际 (5)

专业人才培养 (5)

引用作品 (6)

敦煌文化是中华文化同化和吸收其他民族文化艺术的产物，也是全球交往和东西方艺术交融的典范。

陈垣先生说过，“自汉以来，敦煌文化极盛，其地为西域与京洛出入必经之孔道，实中西文化交流之枢纽。” (跋西凉户籍残卷)[1]季羡林先生更将其提升到世界文明史的高度加以阐发：“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这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 (敦煌学、吐鲁番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2]然而这样一种文化却在埋没了千年无迹可寻，直到上个世纪初藏经洞的偶然发现，才让它重见天日。经过这百年中外学者的共同努力，敦煌学已成为一门国际热门的显学，敦煌文化也在被越来越多的人所了解熟知。即便如此，今天的敦煌学尚没有达到高度发展阶段。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在2000年说:“敦煌学还要再搞一百年。”那么下一个百年，在全球文化融合背景下敦煌学以及敦煌文化何去何从，正是本文所要探讨的话题。

关键词：敦煌文化全球化发展内容

敦煌的原始资料包括遗书、壁画、雕塑以及石窟、建筑等等，这些都是作为敦煌文化的载体，反映了敦煌文化最原始的面貌，这作为敦煌文化的主要内容已毋庸置疑。而我认为除了这些原始资料，敦煌学也可以说是敦煌文化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将敦煌文化比作是一道菜的话，那么原始资料就是材料，而敦煌学就是将材料变成一道香嫩可口佳肴的做法。你想了解这道菜，除了要了解材料，更要了解做法。同理，抛开研究敦煌文书的敦煌学，那么敦煌文化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缺失的，不完整的，没有意义的。

敦煌原始资料

敦煌资料中最能体现体现敦煌文化的当属敦煌遗书。而敦煌遗书所蕴含的文化信息的世界性势必要求敦煌研究也是世界性的。而敦煌遗书散藏世界的现状，是敦煌学自上世纪

以来成为世界性学问的重要因素，却又对敦煌学的的进一步深入发展形成极大障碍。而正是由于后一个因素的存在，敦煌遗书的编目才显得更加重要与迫切。

目录是研究的基础，对于敦煌遗书来说，目录的意义更加重大，这是由敦煌遗书收藏分散、数量巨大这两个基本特点所决定的。由于收藏分散，所以缺乏实用总目就给研究者带来了许多不便。例如，一个研究者确定了自己的研究课题以后，因无实用总目可参考，往往不知道自己的课题相关的资料。即使找到若干有用的敦煌遗书，也不知道是否已经把敦煌遗书中相关的资料一网打尽。(敦煌话语)[3]

百年来，从事敦煌遗书研究的各国学者基本上都没有能摆脱“找宝式”的研究倾向。所谓“找宝式”，就是研究者既然没有实用总目为依据，无法从总体上把握敦煌遗书，也就只能满足于从数万号敦煌遗书中去碰运气。(敦煌话语) [4]由于不能把握全体，往往有遗漏甚至重要缺漏。凡此种种，自然影响了研究质量。

因此编纂一个完善的敦煌遗书目录是敦煌学发展的一个趋势，也是敦煌学者研究敦煌遗书时的一个重要需求。

敦煌文明是一种古老的文明，敦煌学也是一种古老的学问，但我们在保护敦煌文明、研究敦煌学的时候，也应充分利用高新科技。我认为将敦煌目录录入计算机，并整合相关文献以及图片资料，上传互联网，供学者检索，想必能给中外的敦煌学者带来极大的便利。

而我了解到英国图书馆有一个叫做“国际敦煌学项目”（The 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简称IDP）和我的看法不谋而合。IDP正在致力于将英图乃至全世界所藏敦煌文献数字化的工作。国内有一位叫做王三庆的学者也正在致力于类似的工作。(敦煌话语) [5]

利用计算机和网络技术可以推进敦煌绘画和文献的保护，促进敦煌学的研究，加速敦煌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它的优点想必应该已为国内外学者清楚地知道，但是在这个表现学术全球化和数字化的新领域里，国内学者的脚步却似乎落后了国外一拍。因此加快国内的敦煌文献数字化、媒体化的进程，为更多的学者提供研究上的便利，这想必会是未来国内学者需要完成的一个重要任务。

当斯坦因、伯希和、奥登堡、华尔纳、吉川小一郎等外国探险家在敦煌、吐鲁番大肆“收购”敦煌文献文物时，国内学者都愤怒了，觉得失去的是珍宝；可在外国人劫掠前的7年时间里，中国的父母官、读书人，却置若罔闻，熟视无睹。如果说那个时候人们的认识水平还不够，因而不觉珍贵，那么100年后的今天，这样的事情再发生却有些说不过去。黄征先

生回忆自己某次回杭州的时候，有一位朋友请他去鉴定依据按敦煌写经的真伪。经过黄先生的鉴定，发现那是一卷《妙法莲花经》的残卷，肯定是真品，只是末尾“贞观XX于西域”的题记是后来的收藏者自己加上去的。他把这个情况通报给了有关文化部门的负责人，但是就是没有人愿意出资收购。(敦煌话语) [6]

敦煌残卷的价值可以说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但是无论是古代的父母官、读书人，还是现在的民众、领导、知识分子，对于敦煌遗书的价值了解仍然不够，以至于对于敦煌遗书的保护做得还不够到位。如何做好对敦煌遗书的保护工作，这应该也是下一个百年中敦煌学者应该要去解决的问题。

敦煌学

从系统论的角度看,任何事物包括任何学术系统的发生和发展都不会是孤立存在的,总是与外界的相应系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为了自身稳定和发展,需要不断与外界交换信息,互相影响和补充。

经过近百年的发展，教煌学的研究工作机制日臻完备，研究体系逐趋完整。1980年,敦煌文物研究所扩大易名为敦煌研究院,院机构下设保护研究所、石窟考古研究所、美术研究所、敦煌遗书研究所、乐舞研究所、资料中心等十多个单位,研究人员也发展到一百余人。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学院、甘肃省社会科学院、甘肃省图书馆等单位,都设立了相关研究机构。大家还办起了一批敦煌研究的杂志和刊物,为敦煌学研究成果的走向社会开沟放水,提供方便之途。(敦煌学发展的三大态势)[7]而1983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和全国敦煌学术会的召开更是我国敦煌学研究工作机制和研究体系迈入一个新阶段的标志。

而在这样的两个条件之下，国内的研究开始出现逐渐融入国际敦煌学的研究当中的趋势。如1987年的首次敦煌石窟国际学术研讨会,日、美、英、法等九国学者和其他地区学者共一百多人与会。1990年的一次国际敦煌学术研讨会,有中、美、日、法、德、印、新加坡、马来西亚、香港等21个国家和地区学者200多人到会。1993年,敦煌研究院还与美国盖蒂保护所等机构一起组织了“丝绸之路古遗址保护国际学术研讨会”。(敦煌学发展的三大态势) [8]来自各个国家地区的学者深入交流探讨，碰撞出了无数的火花。

由此可见，未来的敦煌学将会有更加广泛的国内协作与国际合作，更加频繁的国际学术交流。中国的敦煌学必将与全面国际接轨，做出更多斐然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