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司法关于股东表决权行使方式

题目：我国股份有限公司股东表决权行使方式存在的问题及其完善

摘要：股东表决权不仅是每一个股东参与公司管理的经济民主权利，更是具有工具性质的控制权，它是联系公司所有与公司经营的连接点。如果说有限责任是公司法最显著的特征，那么表决权则是第二特征。由于特殊的政治、经济体制和历史传统，我国现在虽已初步建立起股份有限公司股东表决权制度，但是在其行使方式上还不完善，存有许多问题，有待于进一步建立健全和细化落实。

关键词：股份有限公司；股东表决权；行使方式

正文：

一、我国股份有限公司股东表决权行使方式存在的问题

当前，我国股份有限公司股东表决权制度已基本建立起来了，但在其行使方式上还不完善，体系的完整性和适应实践需要等方面还有待补充和提高。我国股份有限公司股东表决权行使方式存有以下几个问题。

（一）表决权信托制度问题。表决权信托，是指一个股东或数个股东根据协议将其持有股份的法律上权利，包括股份的表决权，转让给一个或多个受托人，后者为实现一定的合法目的而在协议约定或法律确定的期限内持有该股份并行使其表决权的一种信托。表决权信托的本质是利用信托的方式对表决权进行重新安排，是一种控制公司的手段。表决权信托既可以在不公开招股公司中运用，也可以在公开招股的公司中运用。当表决权与信托制度相结合时，就会产生巨大的弹性，以适应不同的人对表决权的不同的要求，体现出多种功能。

表决权信托是美国长期存在的一种现象，美国法院和成文法经历了一个从不承认到有限度地承认的过程。投票权信托一般被用于公司协议收购中，在此过程中，购买控股股东股份的买家，在收购协议中一般与出卖方（原来的控股股东）约定，在股份过户转让之前，将买卖股份的表决权委托给收购方行使；也有的外资企业，在收购国有控股公司时，为回避政策风险，或者为协调各方利益，采用了投票权信托方式。我国公司法未规定投票权信托制度，但是在实践中已经存在。如2002年，在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与美国安海斯—布希公司签定的协议中约定，将此后安海斯—布希公司通过可转债等方式获得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27%股份中的20%股份的表决权，通过表决全信托的方式授予青岛市国资办行使。我国公司实践要求，表决权信托制度应于公司法中予以规定。

（二）代理权征集制度问题。代理权征集是指公司及公司外的人将记载有必要事项的空白授权委托书交付于公司股东，劝说股东选任自己或者第三人代理其行使表决权的商事行为。也就是说，主体性权利被完全“客体化”了，成为可以为其他人“征集的对象”。这种“本末倒置”的变化，应该说，是代理权制度适应表决权成为股东获取公司控制权工具的需要，是处理上市公司表决权代理的特殊问题而发展起来的，更是代理权制度在商法中的新发展。我国《上市公司章程指引（2006年修订）》第78条第3款规定：“董事会、独立董事和符合相关规定条件的股东可以征集股东投票权。”该款肯定了表决权征集制度。但是没有就代理权征集的主体范围和条件、征集程序、表决权征集过程中的信息披露及其法律责任、违反委托书使用规则的法律责任等问题作出进一步的详细规定，可操作性较差，这就会给表决权实践带来很多问题和麻烦，难以发挥该制度应有的功能和作用。

（三）表决权拘束协议问题。表决权拘束协议，就是为了获得公司控制权，股东之间或

者股东与其他第三人之间就表决权的行使进行约定所签订的拘束性协议。狭义的股东表决权拘束协议，是指股东之间或者部分股东之间以某种确定的方式，就特定事项达成的股份表决契约。在我国，在外商投资的立法中对此有相关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第6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实施条例》第31条规定，合资企业董事会人数组成由合营各方在合同、章程中协商确定，并由合营各方委派和撤换。但这些规定在表决权拘束协议成立与生效的形式、救济方式和协议效力等方面还存有缺陷。在公司法以后修改中对表决权协议应予以明文规定。

二、我国股份有限公司股东表决权行使方式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一）在制度生成路径上的认识偏差

在分析发展中国家法制改革时，波斯纳曾明确指出：“非常明显，有效的法制改革最终依赖于进行法制改革的政治意愿，而后者在很大程度上又依赖于实行经济改革的政治意愿。”所以，我国公司法的生成不得不承载某些经济整体改革的目标。因此，是否应该寻求公司法变革与经济整体变革的协调已经不是现实问题，现实问题是怎样寻求两者的协调。

1993年12月29日人大通过了《公司法》，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国有企业公司化改革。有学者认为，政府认为国企公司化比先前推行的各种国企改革措施更为有效，国企可以通过“公司化”转变为“现代企业”——既保证国家对公司的多数股权控制，又适应市场化进程。在“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的逻辑支配下，立法者承担着用法律名义重述政策判断的使命，公司法就是在这样的逻辑支配下匆促产生的。既没有考虑到公司及其制度的本质、公司制度生成的一般规律，也没有考虑到我国的公司和公司法实践，法律的制定严重脱离客观规律和我国的实际情况。这种认识把公司立法目标混同于政府改革手段，把公司法作为国企改革的一项工具。这样的公司立法不仅其初衷不能令人接受，而且其结果也自然难如人意。

就法律与公司制度生成的关系，另有学者指出，公司制度是一种自生自发的扩展秩序，其形成和发展的主导性因素是商人们以营利为目的的自发行动，公司制度生成的路径是公司自治，而非法律的逻辑展开。公司制度的生成和演进体现为人类对经济生活需要的适应性反应，是人类行动的结果，而非理性设计的产物；是一种进化的成就，而非正当理性的逻辑展开。虽然现代公司的许多特点都要归功于正式法律的确认，尤其是把其成员的责任限制在他们股份的名义价值范围内的属性。即使如此，公司制度也只是法律的发现，而非法律的创造。西方的法律实践说明：公司制度发端于公司立法出现之前，法律在公司制度生成过程中的角色始终是消极被动的，法律的作用仅仅体现在对人们行动结果的不同态度。

在我国现实情况下，以上两种认识都是极端的、片面的。第一种认识是太急于求成，没有考虑到公司和公司制度产生、发展的普遍规律z第二种认识是太循序渐进，循规蹈矩，没有考虑到我国跨越式发展的迫切需求。

公司制度是起源于西方国家的商事组织制度，而对公司的现代法律规范也都基本始于西方各发达国家，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国公司法的发展就是移植国外不同公司法律制度的历史。正确的移植不应该仅仅定位于公司法律规范的技术性移植，而应该定位于理念的移植。因为深层次的规范理念是决定表层技术的核心因素。在法律移植的同时还必须注重对自我创新能力的培养。创新能力的培养不仅有助于被移植法律更为贴近客观现实，顺利实现被移植法律的本土化，而且法律移植过程中所积累的创新能力还有助于移植国由学习阶段向追赶阶段的过渡。正如美国学者所指出的，“然而对于未来的发展，仍然主要取决于国内法律体系触发创造性的破坏和重建过程的能力，而非取决于谁拥有最好的复制者。”

（二）在公司治理命题上的应对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