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韦伯的“理性化”逻辑及其局限性

试析韦伯的“理性化”逻辑及其局限性

作者：荣娥

来源：《理论月刊》2009年第06期

本站发布时间：2010-4-3 22:4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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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韦伯学说始终围绕“理性化”这个核心概念而展开,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韦伯从发生学意义上对西方社会理性化的过程追根溯源,认为宗教的理性化促生了文化理性化,而文化理性化又导致了经济理性化即现代资本主义的诞生。细究韦伯命题的前提,韦伯的理性化逻辑存在着一定方法论上的局限性,某种程度上有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合法性论证之嫌。

关键词:理性化; 新教伦理; 资本主义精神; 资本主义

一、理性化——韦伯学说的核心概念

韦伯社会学的主旨是从个体的主观意义出发去把握社会行动,从而把握社会结构。“理性”(又译合理性),主要指在社会行动以及社会形成物当中,行动者所赋予的明确、理智而又系统一贯的主观意向。而“理性化”(又译为合理化)这个概念则强调相应的过程,在韦伯眼里,理性或合理性在西方文明的发展进程中一步步彰显的过程可称之为理性化,它实质上就是社会逐渐讲求效率和可计算性,不断驱逐神秘性和去除人性化的过程。

从社会行动的主观意义出发,韦伯建构起其社会变迁模式:理性化是社会变迁的一种内在趋势,一种发展方向,而在变迁的每个阶段,更为理性的形式通过合法性论证取代次理性的形式,进而实现社会的变革。近代西方社会经历了一场深刻的理性化运动,现代西方文明的一切成果都是理性化的结果:只有在理性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的支配下,才会产生出经过推理证明的数学和通过理性实验的实证自然科学,才会相应地产生出理性的法律、社会行政管理体制以及理性的社会劳动组织形式——资本主义。[1]

于是,人类历史的演进和社会变迁就是社会生活的理性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类的行为由非理性走向理性。那资本主义理性化的源头究竟在哪里呢?韦伯通过论述,认为“近代资本主义扩张的动力首先并不是用于资本活动的资本额的来源问题,更重要的是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问题”,[2]而理性的资本主义精神却孕育于西方基督教的宗教改革后所形成的新教伦理之中。

于是乎,宗教改革似乎就成为西方理性主义发展的一个契机,西方社会也就在宗教的理性化过程之后完成了现实生活的理性化发展。在韦伯那里,这一理性化过程就表现为:宗教的理性化(新教伦理)→文化的理性化(资本主义精神)→经济的理性化(现代资本主义)。正是西方的宗教改革使得人们的信仰落到现实生活中,在人们的生活意义中,世界得以去魅化,理性化的思维因素得以形成,在意识形态上“可计算”的理性主义取得合法性地位,这又为资本主义的理性化发展提供了极大的精神动力与文化支持,于是,现代意义上的理性资本主义大行其道,得以迅速发展。不过,不管是宗教改革促使理性化的产生,还是理性化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加速,这都是社会诸因素“选择性亲和”的结果,是“不可预期性”的。

二、新教伦理的兴起——宗教的理性化

西方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实质上是使得神圣宗教世俗化,削弱了教会的力量和作用,使每个信徒直接面对上帝。新教是基督教改革教派的总称,韦伯重点考察了加尔文宗,其次是虔信派、循道宗和浸礼宗诸派等诸派的教义与教理变化。韦伯着重指出以下几个与资本主义精神产生密切契合的方面。

(一)“天职观”

在现代意义上使用的“天职”(Calling)一词主要包含以下几层意思:第一,对尘世日常行为的宗教评价或者说赋予日常行为以宗教的意味。对日常实践行为的强调或敦行的观念在古希腊晚期就已萌发,但把完成世俗事务的义务视为至善却是新颖的。正是这种超拔或提升,不可避免地使日常的世俗行为具有了宗教的意义,并且由此首创出该种意义上的天职概念。第二,天职概念为全部新教提供了核心的教义。新教认为上帝所接受的唯一生活方式不是修道禁欲,而是完成每个人在尘世上的地位所赋予他的义务,这就是他的天职。天职的完成意味着他完成了上帝的旨意,因而他必然返回天堂并成为上帝的恩宠。路德提出上述概念和思想,这些思想一方面促进了宗教的进化(因行获救开始替代因信获救),另一方面也带来实际的后果(对资本主义精神的催生作用)。

(二)预定论

在加尔文看来,尽管每个人的命运在其出生之前早已由上帝以其绝对意志加以决定,个人的宗教活动和神职人员、圣事都无济于事。韦伯指出,加尔文的“预定论”因其极端的非人性,必然给笃信其辉煌的一贯性的一代人的生活带来一个重要后果,那就是每一个人所感到的前所未有的孤独。对于宗教改革时期的人们来说,生活中至关重大的事情是他自己能否得到永恒的救赎,因此他被迫孤独地沿着自己的道路去面对那个永恒的早已为他决定的命运“谁也无法帮助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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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预定论排除了通过教士、教会、圣事而获救的可能性,由此大大强化了教徒们的主体自律自为意识,把魔力、巫术从世界中清除出去,使人们除了自己以外别无所靠,也因之大大淡化了宗教仪式和宗教活动。预定论必然产生两类相互联系的宗教忠告,一类是把自己视为上帝的选民,把所有的疑虑统视为魔鬼的诱惑,并与之进行斗争,这被认为是一种绝对的责任。另一类忠告是把紧张的世俗活动视为获得人生自信的最合适的手段,认为只有世俗活动才能够驱散宗教的疑虑,给人带来恩宠的确定性。信守预定论的教徒积极投身世俗生活,这是加尔文教之所以能改变社会生活的内在原因。

(三)禁欲主义

韦伯区分出禁欲主义有两种不同的类型,一种是为了救赎,个人完全从尘世中隐退,以苦身修行为宗旨,以隐居独处为特征,并且认为这种方式是达到救赎的唯一途径,此即为“出世禁欲主义”。另一种是宗教改革后新教的禁欲主义,这是一种入世的禁欲主义或世俗的禁欲主义,它使教徒怀有一种特殊的宗教神圣情绪,力求做到在世俗职业中证明自已是上帝的选民,

从而把教徒引向参与世界的救赎之路。

禁欲主义在西方有一种明确的理性特征。禁欲主义使得教徒的修行生活发展成为一套合乎理性的行为,目的是克服自然状态,使人摆脱非理性的冲动影响,摆脱对外界和自然的依赖。清教徒就象所有理性类型的禁欲主义一样,力求使人能够坚持并按照他的经常性动机行事,而不依赖感情冲动,这种禁欲主义的目的是使人可能过一种机敏、明智的生活,最迫切的任务是摧毁自发的冲动性享乐,最重要的方法是使教徒的行为有秩序。

禁欲主义又是如何深入个人的思想之中的呢?如何确定自己受到恩宠呢?况且只有在证明具有与自然人生活方式明显相异的特殊行为之后,才有可能取得这种恩宠,由此产生出对于个人的推动力,激励个人有条有理的监督自己的行为,以使自己获得恩宠,并因此而把禁欲主义注入其行为之中。但是,这种禁欲主义行为意味着人的整个一生必须与上帝的意志保持理性的一致,而且这种禁欲主义再也不是一种不堪承受的负担,而是每一个确信拯救的人都可以做到的事情。

在私有财产的生产方面,禁欲主义谴责欺诈和冲动性的贪婪,被斥之为贪婪、拜金主义等等的是为个人目的而追求财富的行为。因为财富本身就是一种诱惑,但在这里禁欲主义是那种“总是在追求善却又总是在创造恶的力量”,这里邪恶是指对财产的占有和占有的诱惑力。因为,禁欲主义为了与《圣经·旧约》保持一致,为了与善行的伦理评价相近似,严厉的斥责把追求财富作为自身目的的行为;但是,如果财富是从事一项职业而获得的劳动果实,那么财富的获得便又是上帝祝福的标志了。更为重要的是为一项世俗的职业而殚精竭虑,持之不懈,有条不紊的劳动,这样一种宗教观念作为禁欲主义的最高手段。

当消费的限制与这种获利活动的自由结合在一起的时候,这样一种不可避免的实际效果也就显而易见了:禁欲主义的节俭必然导致资本的积累。强加在财富消费上的种种限制使资本用于生产性投资成为可能,从而也就自然而然地增加了财富。于是,韦伯认为新教的禁欲主义思想“必定成为我们称之为资本主义精神的生活态度普遍的发展,可以想象的最有力的杠杆。”

三、资本主义与资本主义精神——理性化产物

在韦伯而言,资本主义是由自由的劳动组织形式、合理的资本运作方式与勤劳节俭的职业精神等因素所组成的,是带有理性色彩的近代资本主义,而不同于那种具有金钱贪欲,通过暴力或行政势力等手段敛财的前资本主义。前资本主义不仅在西方世界中早已存在,在中国、印度和古巴比伦都早已存在,但是却仅仅只有西方发展了现代资本主义。

韦伯引用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话来说明什么是资本主义精神,将其概括为珍惜时间、讲究信用、以钱生钱、勤劳、节俭、守时、公正、谨慎、诚实等。这些品质绝不单纯是立身处世的手段,而是一种独特的伦理,这种伦理将挣钱视为人生的唯一目的,但挣钱方式必须是合理的。

资本主义精神包含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第一,营利是生活的最终目的。富兰克林伦理观所宣扬的至善——尽可能多地挣钱是和严格避免放任本能享受生活相结合的,因而是没有幸福主义,更不必说享乐主义的成分搀和其间。这种至善本身就是目的,对个人来说显得完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