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内地流行音乐发展

中国内地流行音乐发展
中国内地流行音乐的发展迄今已有9０年左右的历史。

它产生于20世纪２０年代末、３０年代初。

３０年代至４０年代是第一个高峰期，８０年代是第二个高峰期。

中国内地的流行音乐的发展可以分为几个阶段，而且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下面是对历史的一个大概的回顾：㈠、中国现代创作歌曲的发端中国现代创作歌曲约起始于清末民初。

清王朝的倒台，民国的创立所经历的旧民主主义革命造成了深刻的社会变化。

西方资本主义文化逐步东渐，并与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了既冲突又逐步结合的态势。

黄自是受过系统的西方训练的作曲家，在歌曲创作上的成就较高，《天伦歌》、《玫瑰三愿》都是有名的抒情歌曲。

这些优秀作品以大中城市为中心，新型的都市文化逐渐形成。

这些都为中国现代歌曲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㈡、中国流行音乐奠基人－黎锦晖，是中国流行音乐的奠基人。

这个时期的作品大多以保护儿童创造才能、反对封建教育为主题，文字通俗易懂，音乐语言简练、生动、明快，继儿童歌舞之后，黎锦晖转入了流行音乐的创作。

《毛毛雨》、《妹妹我爱你》是他早期的流行音乐作品，标志着中国流行歌曲的诞生。

㈢、救亡群众歌曲创作及进步音乐工作者的流行歌曲创作：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伴随着抗日救亡运动，出现了群众性的救亡歌咏活动。

广大进步音乐工作者创作了大批救亡歌曲。

从而奠了我国歌曲创作的另一走向。

在这一时期，中国流行音乐没有太重要的成就和发展。

总的来看，中国流行音乐从产生到１９４９年新中国成立前的发展，是在半封建半殖民
地条件下进行的。

它带有浓重的殖民地气息，存在先天不足的软弱作品题材狭窄，制作技术粗糙。

这决定了中国流行音乐的发展必将经历一条曲折的道路㈤、新中国建国后１７年间的创作歌曲：随着全国解放，群众歌曲领域形成了一支阵容强盛的创作队伍。

各种风格的歌曲在民族化上都有明显的成就。

广播电台是最主要的传播媒介，群众性集体歌咏是最普遍的音乐生活方式。

㈥、“文革”时期的群众歌曲：１９６６年，“文化革命”爆发，到１９７６年这１０年间，群众歌曲创作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①１９６６至１９７２年，这个阶段除“文革”前创作的毛主席诗词歌曲外，主要是毛主席语录歌曲及红卫兵歌曲的创作。

②１９７２至１９７５年，这一阶段，歌曲创作稍有转机，抒情歌曲的创作受到欢迎，题材和手法也见多样。

下面是港台流行音乐的传入及内地流行音乐产业的出现，伴随经济的改革开放，海外家电产品大量涌入中国内地，打先锋的盒式录音机和与之相配合的录音磁带，其势一时颇为迅猛，尤以邓丽君的流行歌曲盒带传播最广，这一时期多轨录音刚刚普及，表演水平也不高。

乐队还属小型管弦乐队略加色彩乐器如沙槌、夏威夷吉他的阶段。

听众仍主要选择传统的抒情歌曲，流行乐的亚文化特征使它遭到不少批评。

然而年轻一代的歌迷已经涌现，并迅速成为控制市场需求的主要社群，随着港台音乐的进一步输入，内地流行音乐市场的形成及流行音乐界人才的聚集，这是一个积蓄经验和实力的时期，也是群众音乐消费观念及方式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

这一时期不可避免地以模仿为主。

伴随着陈洁仪、蔡健雅、蔡淳佳等歌星的进入，为大陆流行
音乐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

经过十余年的徘徊，进入９０年代之后，我国内地音像行业开始出现转机。

著作权法的实施，港台原版音带通过合法渠道的大量引进，使得那些依靠出版翻唱港台走红歌曲音带过活的音像制作企业难以为生。

９０年代起，国家对引进港台音带的数量作了限制，这也影响了那些靠做引进版生意的音像公司的生计。

客观环境的变化，使得内地各音像企业不得不重新规划各自的生产流程，开始重视创作，重视培养自己的专属歌手和制作人。

港台流行音乐在经过８０年代中后期的鼎盛期之后，也于９０年代进入了调整期。

在创作风格难以突破旧有窠臼、偶像制造缺乏新招的背景下，一些有眼光的港台音像公司开始进入祖国内地，与内地歌手和创作者签约，出版内地流行音乐唱片。

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音像制作行业也逐渐摆脱了单一的国营计划经济的模式，开始了多元化的发展。

出现了魔岩、大地、红星等海外投资公司，正大、新星座等中外合资公司，还有星碟、银碟等国内的私营企业。

生产体制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出现了许多不具备发行权的专业制作单位，由其自筹资金，独立制作。

完成母带的制作后，再交由国营音像公司出版发行。

多家公司联手制作出版成为音像行业中非常普遍的现象。

机制的转变带来了市场的变化。

最引人注目的是出现了一大批由内地音像公司制作推出的新偶像。

如广州的杨钰莹、周艳泓、高林生、林依伦，北京的陈红、陈琳、潘劲东、谢东、孙悦，上海的王焱、甄凌、石云岚等。

尽管这些歌手的包装方式大多未能摆脱港台的模式，所演唱的歌曲在开掘的深入、描摹的精细上还未达到
港台歌坛鼎盛时期同类作品的水准，但已经在国内青少年歌迷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打破了多年来由港台青春偶像独占青少年音带消费市场的局面。

毛阿敏、李玲玉、那英、艾敬、朱桦、田震、屠洪纲等一批在８０年代非常活跃的歌星经过海内外音像公司的重新包装后，又以新的面貌重登歌坛。

歌坛的繁荣，也吸引了许多影视、体育明星、广播电视节目主持人、时装模特等各界知名人士跻入其间。

９０年代流行音乐的表现题材虽仍以情歌为主，但也出现了许多在反映时代、反映社会、反映人生的深度和广度上进行了更大的拓展的作品。

艾敬的《我的１９９７》、李春波的《一封家书》和何勇的《钟鼓楼》等城市民谣真实贴切地表现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和喜怒哀乐。

张楚的《姐姐》、腾格尔的《父亲》把关注的视角投向了社会的底层。

《弯弯的月亮》在赞颂家乡的美丽的同时，也表达了“今天的故乡还唱着昨天的歌谣”的惆怅。

《同桌的你》、《露天电影》等冠以“校园民谣”的作品中所蕴含的怀旧情绪直接反映出作者对处于高速发展中的现代社会的思考，是近年来内地流行乐坛中出现的新潮流。

《涛声依旧》吸取了中国古典文学的意韵。

黑豹的《别去糟蹋》表达了反对暴力、呼唤和平的人道主义思想。

题材内容上的开拓也推动了音乐体裁及表现手法的发展与创新。

《纤夫的爱》等以传统民间音乐为素材的流行歌曲继承了８０年代的新民歌的传统，并在歌曲的流行化处理上进行了新的开拓。

９０年代中期兴起的以传统戏曲唱法演唱流行歌曲的所谓“戏歌”的热潮，比８０年代中期流行的那种将戏曲民歌加上电声乐队伴奏和迪斯科节奏处理的“大联唱”又进了一步。

“唐朝”乐队的《梦回
唐朝》将京剧的韵白融入摇滚乐中。

郑钧的《回到拉萨》吸收了西藏民间音乐的因素。

继８０年代的迪斯科和摇滚乐之后，爵士、雷盖（Reggae）、饶舌乐（Rap）和拉丁节奏（Latin rhythm）等国际流行乐坛常见的风格体裁在９０年代中对中国内地的流行音乐亦产生了更广泛的影响。

小柯、章鹏、姜昕等人的专辑试图融合多种流行音乐元素。

由何训田作曲，朱哲琴演唱的《黄孩子》、《阿姐鼓》专集在流行音乐、严肃音乐及民间音乐的结合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在体裁的发展上长进最大的当推摇滚乐。

在８０年代中后期以崔健的《新长征路上的摇滚》为代表的民谣摇滚的基础上，又出现了吸收海外的流行摇滚（《黑豹》）、重金属摇滚（《唐朝》）、迷幻摇滚（《窦唯：黑梦》）和庞克摇滚（《解决》）等因素的摇滚乐专集。

随着流行音乐被社会各界的广泛接受，舆论界对流行音乐的关注焦点也转向了对流行音乐行业的发展趋向和具体作品的评论上。

《１９９３年５月，上海召开了“台湾歌手罗大佑、黄舒骏作品研讨会”并刊印了会议的论文集，正面探讨了这两位歌手作品的文化意义。

上海音乐学院建立了流行音乐作曲专业，其他的高等音乐院校也开设电子音乐和音响导演专业。

培养流行音乐的高级专门人才。

各种传播媒介对流行音乐的扶植也在近年来有所加强。

广州、上海等地的广播电台先后设立了内地流行歌曲的排行榜。

但是，流行音乐行业在强调流行音乐娱乐功能的同时，对表现当代生活和社会心态、反映人民的心声方面有所忽视，在强调专业化的“包装”、“制作”的同时，对于流行音乐的民间根基的重视和开掘上更是普遍滞后。

一些必要的行业规范、运行机制和市场秩
序尚未完善，急功近利的心态依然表现得较为突出，整个行业面临着创作风格相对单一、优秀作品匮乏、市场疲软、盗版和唱片公司与歌星间的非正常解约等问题。

１９９６年１１月，北京举行了“中国歌坛１０年回顾”大型演出和颁奖活动。

对流行音乐的发展状况进行了总结。

国流行音乐有着自己独特的发展轨迹，受着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制约。

简要地回顾中国流行音乐的历史，可以发现它有两个重要的个性化特征。

一、中国流行音乐的产生与发展是东西方音乐文化结合的结果。

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传统音乐具备了良好的吸收外来因素而演进的开放性。

从３０年代的流行歌曲与群众歌曲的创作中已经可以看到，我们的词曲作家很快地处理、协调了外来形式、手法与传统音调的关系，并由此产生出既不是西化，也不复是传统的新音乐。

无论从进行曲、新民歌还是舞曲化的流行歌曲和摇滚音乐中，我们都可以体验到这种特征。

而没有发生在一些发展中国家中曾经出现过的外来文化殖民化倾向。

说明我国的传统文化根底深厚，具备很强的消化吸收新鲜养料的能力。

二、从历史上可以看到，流行音乐是大众喜闻乐见的一种文化娱乐形式。

围绕它进行的种种争论既是自古就有的“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的雅俗之争的延续，也是现代生活方式变革中不同价值体系冲突的表现。

值得乐观的是，自然，在这条路上，目前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但一旦有了良好的环境和运行机制，中国流行音乐必将领军世界主流。

它所拥有的潜力是毋庸置疑的。

因为，它来自大众，亦将为大众所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