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驻华大使施明贤博士

德国驻华大使施明贤博士

2010年7月13日在北京

由阿登纳基金会和中国人民外交学会联合举办的

题为“全球化时代的中德外交政策重点”的活动上的

讲话

尊敬的杨文昌会长先生、

尊敬的蔡金彪副会长先生、

尊敬的各位德国联邦议院议员及各位代表团成员、

女士们、先生们：

我们正处于国际体系的框架条件发生剧烈变化的阶段，这是前苏联分崩离析之际和二战结束之际有些人就期待的，而现在因为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却呈现出来了，并且许多人还尚未意识到这一点。

二十世纪是一个完全受主权国家思维主宰的时代。国与国之间的关系通常是零和游戏，非赢即输。国家利益的贯彻伴随着冲突的国家意识形态的公开战争。我朋友的敌人就是我的敌人，反过来也是如此。其结果我们都知道，无需赘言：从我国爆发的两次世界大战，把欧洲和世界上许多地方化为了废墟；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冷战及其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包括在欧洲不计其数的代理战争；一个被分裂成好与恶的两重世界－不管从哪个视角去看。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在那个一分为二的世界里坚定地扎根于西方阵营。与我们过去的宿敌法国一起，我们成了建设欧洲大陆历史上最浩大、也是最成功的和平项目即欧盟的发动机。欧盟现在并且将来也是

我们就安全和外交政策等问题进行表决和协调的最重要的框架，特别是在里斯本峰会之后。

我们的大西洋归属、我们同美国的密切关系体现在我们作为北约成员国这一点上，美国把我们从纳粹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对此我们今天仍然深怀感激，这一点对于我们的中国朋友理解我们同美国的关系很重要。北约是我们的对外政策和安全政策的第二重要机构。自70年代以来，在欧盟和北约之外，联合国也是德国外交政策的最重要的框架。在我们这里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已经认识到，我们时代的大多数挑战是不可能通过单一国家或国家集团来战胜的，而只能通过多边合作。

但是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冲突,这方面也同样无需我举例说明,却使得通过一个享有授权的国际组织来维护世界和平和国际安全这一历史性的、正确的想法除了取得即便是显著的零星成就外，难以取得众所期望的成果。究其原因就在于联合国的机构和手段迄今为止一直是受着40年代战后两极世界的影响。

然后发生了9·11事件，这一事件让我们突然看到，我们今后面临的安全政策威胁与我们的对外政策和安全政策所聚焦的传统威胁截然不同。国际恐怖主义、极端组织的跨境活动以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向非国家活动者手中扩散，这些都是我们今天称之为不对称威胁的现象。

然而包括9·11事件也没有、尚没有使我们真正转变观念，迈出为克服本世纪面临的挑战所必需的激进步骤。

我们仍然按朋友或敌人这种分类的方式思考问题，哪怕现在已经不再像以前分得那样严格。

我们仍然回到主权国家的思维方式里，这正是金融危机中的最近几个月在欧洲曾令我担心的现象。

我们仍然能看到按政治体系对国家进行归类的冷战思想的基本反映。

女士们、先生们，鉴于当今对外政策和安全政策所面临的严峻

问题，我们不能再允许自已以这样的方式来思考了。

金融和经济危机很清楚地表明，各国间相互依存程度如此强烈，这不仅体现在经济方面，也不只是存在于美国和中国之间。我们正处在将决定我们子孙未来的关键路口。

尽管国际冲突仍然存在，但邻国间的边界争端已不再重要；尽管我们这些国家许多人还认为自己国家的体制是最好的，并要求别国接受，但这种意识形态上的优越感已不是问题的关键。欧洲、美国是这样，并且中国也越来越这样。

但是，不应这样，今后的关键是我们社会各阶层重大的生存问题： ——我们如何应对越来越紧缺的资源？能源安全问题不应成为一场零和游戏，水资源争夺不应成为新的矛盾。

——今后几十年里，我们如何阻止全球绝大部分地区灾难性的、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产生影响的气候变化？

——我们如何尽早消除世界上许多地区的社会不公，使得全球移民潮不会摧毁我们的社会？

这些早已不再是社会科学或发展政策现象，而是对我们安全的潜在威胁。

而且我们知道，这些问题将只能由我们共同来解决，否则就无法得到解决。

我们感到，两极世界已发展成为一个多极世界，而且我们已开始通过对机构和机制进行谨慎改革来应对这种变化。

自金融危机以来成为全球经济和金融政策最重要论坛的20国峰

会就是这方面第一个重要的例子。还必须有其它例子。联合国也这样，它早就应该进行改革了。如果联合国安理会不能反映我们时代真实的政治力量关系，那么它就不能胜任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主要责任。这种责任必须分摊给多个国家，而且谁担负责任，谁就必须享有决策参与权。

然而国际安全机构和机制不只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政治意愿更显重要：即跨国的、区域间的、而且是全球的、超越政治体制差别界限的合作。也必须超越各自基本的政治信念，用务实的合作取代冷战时期的旧思维。

在这种发展中的多极体系里，欧洲和中国理所当然是伙伴。

直到上世纪末，中国主要致力于自身的发展。在文革动乱后以及自从邓小平开始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经济和社会发展在很长的时间内处于首要地位。今天，每位来华人员都能信服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这种强劲动力。中国在可能的最短时间里发展成为世界上第三大经济体。而且种种迹象表明，这种印象深刻的发展还将继续。

全世界对经济强大的中国有着诸多期待，也期待着中国在外交和安全政策上发展成为一个“负责任的责任分担者”，是的，我想说：成为一个“共同的责任分担者”。这种期待是有理由的。

中国政府面对这些期待回应道：客观的经济实力还远不能让中国成为一个发达国家，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也同意这点。尽管过去几十年间，中国在经济方面作出了很大成绩，但还有很多艰巨

的国内挑战摆在中国面前。近八亿人刚刚生活在贫困线以上，城乡差距、贫富差距和东西部差距越来越大。目前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健全，迄今几乎不间断的经济增长必须具有可持续性。要解决这些问题，中国政府必须必须高度集中注意力实现持续、稳定的发展。

中国政府需要处理好国际社会对中国高期待，有时甚至是过高期待和中国优先维护国内稳定之间的矛盾。

中国知道身处两难境地，试图通过逐步地担负起责任来化解这一矛盾。中国在朝鲜问题、伊朗问题上的表现以及在全球金融危机中高度负责任的行为都体现了这点。很多西方政治家认为中国动作太慢，但很多中国的决策者却觉得过于仓促。

所以我很欢迎今天由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和阿登那基金会举办的活动。

它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让大家相互倾听，理解对方的立场，共同寻找道路，在为摆在我们面前的外交和安全政策问题寻找应对之策时更加开放、更加有效地进行合作。

气候变化这个议题是个突出的例子。

我从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总结出两点：我们还须作出更大的努力，去了解各个国家的不同的出发点，并把它们整合到我们的解决方案中；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指出了正确的方向。但如果不能实现我们所追求的、在这件事上的确也有道理的最高标准，我们也要避免立刻推诿责任的做法。

如果生活在中国，目睹了中国过去两三年在环境政策领域发生的根本性变化，就会看出中国愿意为应对气候变化作出本质性的贡献，愿意大力落实国内已经出台的相关措施。这些措施的力度远远超过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