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与中国现代传记文学

２０世纪上半叶，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的发

展已经规模初具，梁启超、胡适、郁达夫、朱东润、吴晗等人不仅对传记理论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阐说，而且拿出了足可垂范后世的经典作品。与这些人相比，林语堂所作传记并不多，除《林语堂自传》、《从异教徒到基督徒》、

《

八十自叙》等自传和传记小说《赖柏英》外，严格意义上的传记文学作品只有《苏东坡传》、《武则天传》两部。将这两部作品放入中国现代传记文学发展的进程中加以考察，不仅可以使我们认识林语堂在传记文学创作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而且能够更为深透地领略其充满智慧的创作艺术。

一、诗性还原策略的确立

传记文学不同于一般叙事性文学作品，

如何处理“真实性”与“艺术性”的关系，是每个作者必须面对的问题。由于受史传传统和西方现代传记文学观念的双重影响，中国现代传记作家在面对这一问题时，往往表现得比较游移。例如胡适，作为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的命名者和倡导者，他的《四十自述》并没有将自己倡导的现代传记文学观念贯彻始终，作品开始采用了小说笔法，以第三人称叙写父母婚事，特别是对父亲“三先生”的描写，充满了文学性的虚构和想象，但这样的叙述并未坚持多久，在第一部分行将结束时，作者转换人称，重回材料考订的老路，给人力竭之感。再如朱东润先生的《张居正大传》，一直为人们所推崇，但这种推崇更多是从“详尽占有材料”的史学角度出发的。这部传记对文学手法也多有探索，如叙述中情感的倾注，行文中

林语堂与中国现代传记文学

郭洪雷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福建

福州

３５０００７）

摘要：传记是林语堂文学创作的重要内容之一，其诗性还原策略的选择，传记材料激活

的多种方式，充满智慧的叙述方法，不仅显示了林语堂传记创作的艺术才华，而且让我们看到了其创作对于中国现代传记文学发展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和意义。

关键词：林语堂；传记文学；诗性还原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Ｂｉｏｇｒａｐｈｙ－ｗｒｉｔｉｎｇｗａｓｏｎｅｏｆＬｉｎＹｕｔａｎｇ’ｓｍａｉｎｏｕｔｐｕｔｓ．Ｈｉｓｐｏｅｔｉｃ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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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ＬｉｎＹｕｔａｎｇ，ｂ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ｅｓ，ｐｏｅｔｉｃ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６－０６７７（２００８）４－００８４－０５

收稿时间：２００８－０６－０５

作者简介：郭洪雷，男，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在站博士后。

郭洪雷：林语堂与中国现代传记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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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文文学２００８．４．（总第８７期）

对话的设置等。作者认识到“对话是传记文学的精神，有了对话，读者便会感觉书中的人物——

—如在目前。”然而，朱先生所强调的仍旧是作品中的对话“没有一句凭空想象的话”。

纵观中国现代传记文学发展的历史，给我们留下这样的印象：在理论上人们渐渐接受西方现代传记文学观念，但在实际创作中，只是通过史传叙述的小说化，来应对“真实性”与“艺术性”的关系问题，未能充分开掘传记文学应有的艺术潜能。反映在他们的创作上，总是不知不觉重回考订、组织材料的老路，大量文献引用使作品叙述变得支离破碎，最终“给史家做材料”的动机，压倒了“给文学开生路”的意识，就是《张居正大传》和《朱元璋传》这样的经典，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如何在尊重历史真实的基础上，运用更为丰富的文学手法，提高传记作品的艺术水准，使传记文学不仅具有史学价值，而且能够使读者获得更高的审美感受和愉悦，成为了中国现代传记文学亟待解决的问题。林语堂的《苏东坡传》、《武则天传》恰恰在这方面显示了自己的独特价值。正是在这两部作品中，林语堂对如何还原历史人物进行了多样的探索和试验。他的实践让人们看到了一种不同于以往整理、考索材料并在叙述中进行历史还原的路子。林语堂在充分掌握材料的基础上，运用多种文学手法，对历史人物进行诗性还原，从而获得历史真实与审美真实的统一。我们没有直接材料证明林语堂受过歌德自传《诗与真》的影响，但从其作品看，林语堂对传记文学的理解与歌德十分接近：运用“诗”的笔调和文学性表现手法来追求历史之“真”。

西方史学理论对历史叙述中文学性因素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有过深入探讨。与林语堂同时代的英国史学理论家柯林伍德认为：“作为想象的作品，历史学家的作品与小说家的作品并没有不同。”他反对“剪刀加浆糊的历史学”，此种史学作品往往排比过去的现成史料，再缀以几句史家本人的诠释。这类作品的叙述缺乏“建构性想象”能力，缺乏“重演”历史的能力，“历史学家必须在他自己的心灵中重演过去”，才能使自己的研究对象获得真正的还原。“两脚踏中西文化”的林语堂有足够的思想资源可资借鉴，他曾在《武则天传》原序中有过与柯林武德相近的表述：“事实虽然是历史上的，而传记作者则必须叙述上有所选择，有所强调，同时凭藉头脑的想象力而重新创造，重新说明那活生生的往事。”

诗性还原除需要具备“建构性想象”和“重演”的能力外，还需要一种源于写作者本身的情感驱动，也就是写作中适时、适度的情感介入。一般而言，在传记写作中，“不可用主观的情感夹杂其中”，否则会影响传记写作所追求的真实性和客观性。在苏传中，林语堂能以灵活的态度对待这一问题，将情感作为作品叙述的驱动力量，在同情、理解的基础上塑造人物把握人物。正像他所说的：“所以知道一个人，或是不知道一个人，与他是否为同代人与否，没有关系。主要的倒是是否对他有同情的了解。归根结底，我们只能知道自己真正了解的人。我认为我完全知道苏东坡，因为我了解他，我了解他，是因为我喜爱他。喜爱哪个诗人，完全由于哪一种癖好。”

在这一点上，林语堂与陈寅恪先生看法相近。陈先生认为，研究古人的学说、思想，应具“了解之同情”，才能“无隔阂肤廓之论。”这些话对于一个优秀的传记作家尤为重要。在林语堂心目中，“苏东坡是个禀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家，是新派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酿酒的实验者，是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派，是瑜伽术的修炼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饮酒成癖者，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诗人，是人生诙谐爱开玩笑的人。”但我们隐约感到，其中浮动着林语堂自己的影子。正是因为有“了解”，有“同情”，有一种诗性存在之间的心领神会，有一种自由精神之间的周旋徘徊，才能使林语堂自己制订的诗性还原策略得以实施，才最终成就了《苏东坡传》这样的传记文学的经典。

二、传记材料的激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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