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的价值性在于创立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

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理论是马克思一生中两个最重要的理论成果。由于这两大发现，社会主义才由空想变成科学。因此，探讨以唯物史观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以剩余价值理论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之间的关系对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加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程的教学尤为重要。

一、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理论的历史生成

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来看，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理论作为理论形态经历了从不成熟到成熟的发展过程，而这两个理论形态的发展不是封闭的平行线式的发展，也不是简单的端点相连的两条射线式的发展。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理论的历史生成过程表现为二者的交互建构过程。

第一阶段，唯物史观的萌芽状态与否定劳动价值理论。马克思的第一部学术著作是《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1838—1841年）。在这部博士论文的献词和序言中，马克思明确表明自己是一个唯心主义的拥护者，并且把普罗米修斯当成与神灵斗争的榜样。[1](P9)这一点在他遇到物质利益的难事之后有了更加明确的表现，《莱茵报》成为这位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战场。《莱茵报》的活动使马克思不得不深入研究由社会生活实践的各种问题引起的新冲突，因此马克思不得不研究越来越具体的现实的政治、社会和经济问题。

对现实的政治、社会和经济产生疑问，使马克思对黑格尔关于国家及市民社会的关系的观点产生怀疑。在1843年，马克思阅读了法国唯物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一些著作并对黑格尔的法哲学进行了一次批判性的考察，这就是我们熟悉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阐述了一系列的符合唯物史观的观点，概而言之，政治国家不是由绝对观念而是由市民社会的性质和政治国家的社会力量的对比决定的，明确地表明政治国家的基础是市民社会。同时为了在现实中解决这个矛盾，就必须使自己的学说和共产主义运动结合起来，使其成为一种现实的改造力量。1844年发表的《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提出了上述任务。这表明马克思已经开始了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到科学共产主义的转变。

从这个观点出发，马克思迫切需要彻底地研究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2](P412)于是马克思在1844年开始了第一次系统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就是这一时期的理论成果。马克思在这部著作中指出，资产阶级的国民经济学是建立在私有制这一没有证明的前提之上的。国民经济学回避这一根本问题也就是把私有制假定为一切物质生产的自然的和永恒的前提条件，因此“国民经济学没有向我们说明劳动和资本分离以及资本和土地分离的原因”。[3](P266)而马克思则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把这一个问题列入他研究的中心问题，成为他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由于唯物史观的理论还没有系统化，在运用一个不成熟的理论分析政治经济学的具体问题时，不可避免地产生混淆，从而产生各种误解。由于李嘉图的经济学自身内部的矛盾，他一方面认为价值由生产费用决定，与竞争无关，另一方面又认为地租、利润和工资完全“取决于竞争”，[4](P254)加上缺乏全面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在深入到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内核时，马克思也同样陷入了理论的困境，因此，在这一时期马克思是明确否定李嘉图的劳动价值理论的。但是，对于追求真理的马克思来说，这只是理论道路上的一个小插曲，他早已走上了一条正确的道路，就是要批判私有制以及在私有制基础之上的资本。

第二阶段，唯物史观的形成和肯定劳动价值理论。由于马克思在研究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中遇到了方法论的障碍，理论上的困难迫使他在1845年末暂时中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再次转向意识形态批判，清算一下从前的哲学信仰，从而达到自己的主要目的，即弄清问题。

[2](P414)《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被恩格斯誉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献”，[5](P266)成为《德意志意识形态》写作的理论先导。《提纲》中阐发的实践观成为马克思第一次全面制定唯物史观的理论基础。马克思把人理解为富于自身创造力的活生生的现实的人。人是自己劳动创造的产物，人的本质就在生产实践之中。因此只有把“对象、现实、感性”看成是“感性活动”“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才能最终实现主观与客观、思维与存在、自然世界和属人世界的真正统一。

科学实践观的确立，使马克思的哲学最终摆脱了单纯思辨的传统，开始从人的实践活动出发，来观察事物、现实和感性，使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在历史领域得到了科学的诠释。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并论证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并指出生产方式在人们的整个社会生活中的决定作用。新世界观的创立，不仅完成了哲学和历史观中的根本变革，而且用真正科学的研究方法武装了政治经济学，也给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开辟了新的视野，成为进一步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基础。

虽然《德意志意识形态》没有直接论证劳动价值论，但是却确定了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基点，从生产（不是消费）出发来研究整个政治经济学。马克思在创立唯物史观的同时接受了劳动价值理论。因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越成熟，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就越深入，从而更加肯定人们的生产活动（即劳动）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决定性的基础地位，从而成为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基础。这一点在其后的《哲学的贫困》中得到证实。马克思在这里已经明确站在了维护劳动价值论的立场上，但这并不是简单的赞同古典经济学的观点。由于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这一崭新的方法论工具来分析价值理论，这必然赋予了李嘉图理论以新的内容，这就为制定科学的价值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如果说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仅仅是反驳蒲鲁东的价值理论，那么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一文中，马克思就是正面阐述自己的观点了。在这一著作中，马克思研究了雇佣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关系，指出劳动力成为商品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征，这就使马克思最终解决了劳动一方面作为价值，另一方面又作为价值形成要素而存在的矛盾。这种特殊的商品作为劳动的结果时是价值，而作为一种活动时是价值形成的要素，而商品的价值由生产它所耗费的价值量决定，因此，这是两个不同的量。马克思在承认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之上运用该理论去研究雇佣工人用来交换工资的那种特殊商品，于是就形成了剩余价值理论的最初观点。当然这一理论是不成熟的，仍然带有李嘉图理论的胎记。由于马克思已经开始运用唯物史观这一新世界观解剖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了，于是新的发现也只是个时间问题。第三阶段，剩余价值理论的创立与唯物史观的科学表述。由于种种原因，马克思到了19世纪50年代末才又开始集中研究政治经济学。马克思是从批判蒲鲁东的货币理论再次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的，他从商品生产出发来解释货币，搭起了一座从货币理论通向价值理论的桥梁。站在唯物史观的立场上，马克思首先考察价值和价格的差别，引入供求关系的因素，提出商品的价值是由劳动时间决定的平均价值。其次考察了商品的二因素，把商品分解成使用价值和价值，由于这两个规定在交换过程中会彼此发生矛盾，最终导致商品二重化为商品和货币。商品二因素的分析为劳动二重性的分析奠定了基础。虽然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的《货币章》中，马克思还没有使用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的概念，但是已经十分明显地表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