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人物介绍论文

湖南历史名人——曾国藩

简介：曾国藩，初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谥文正。出生在湖南长沙湘乡县，汉族人。是晚清时代的重臣，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者，为清朝立下了汗马功劳。

大家所了解的曾国藩的军事功劳想必主要是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以及攻克天京（南京）了吧。事实的确如此。咸丰二年（1852年）十一月，太平军自湖南北出，攻克汉阳。咸丰三年（1853年）曾国藩建立地方团练，称为湘军，分陆军、水师两种，士兵则招募湘乡一带农民为主，薪俸为一般绿营的三倍左右，全军只服从曾国藩一人。咸丰四年（1854年），总计有陆军十三营六千五百人，水师十营五千人，会集湘潭，誓师出征。初战在岳州、靖港败于太平军，接连吃败战，曾国藩几跳水自尽，在上书时，只能以「屡败屡战」自嘲。后重整军实，复占岳州、武昌，太平军势力退出湖南。咸丰八年（1858年5月），攻占九江，气势很盛；咸丰十年（1860年），曾国荃（曾国藩之弟）包围安庆，以「扎硬寨，打死仗」闻名。同治三年（1864年），湘军攻破天京（南京）。因此，讲到曾国藩，就不得不提到太平天国运动。高中历史书上说太平天国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农民阶级不能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具有它的局限性。这样说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可以从以下方面来说：第一，太平天国也没代表或建立新的生产关系。有的学者指出，“到今天为止，我们还找不出一条资料可以证明当时人民群众曾经如何拥护过《天朝田亩制度》。”这种平均主义蓝图是不可能实现的，而且，它“并不是为着使社会生产力向前发展，却是使社会生产力停滞在分散的小农经济的水平上的。因此，这种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的思想在实质上是带有反动性的”；第二，太平天国也没有使农民得到政治上的自由，更没有建立起真正的农民政权。太平天国在自己的控制范围内推翻了清朝的专制统治，却又建立起神权与王权相结合的专制的统治。他在建国时，就立他的儿子洪天贵为幼主，继承皇位。在广西永安州时，就定凡打江山有功的累代世袭的制度。洪秀全有他那一套神权天授的说法。封建主义加上神权主义，便形成了太平天国的特权主义，在农民政权中，形成它的特权阶层。洪秀全是天王就居特权的顶巅。天京事变后，他破坏军师负责制，君主是他做，军师也是他做，专制独裁，破坏了农民民主。洪秀全执政，立法无章，大纲紊乱。他改太平天国为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要把太平天国成为他父子公孙一家的天下，以致人心离散，国遂灭亡。太平天国不仅延续着专制统治的黑暗，且有发展。如李秀成说：“天王第一重用幼西王萧有和。萧有和当时年仅10岁，但给他的权利是“有不遵幼西王令者，合朝诛之④。为什么给他这么大的权力，因为萧有和是洪秀全的外甥。这就难怪冯逖兰先生说：“我之所以否定太平天国，因为太平天国是要推行神权政治,假如太平天国统一了中国，那么中国的历史将倒退到黑暗时期。”所谓“新天、新地、新人、新世界”，并不意味着农民得到了多少政治自由；第三，太平天国没有给农民带来解放，只是换了某种名义把农民仍旧束缚在封建剥削制度下,太平天国在定都前，使农民从地主那里夺回了一些土地，在某些地方自耕农有所增加。但是，自耕农的增加并不意味着农民的解放，因为自耕农的增加只是强化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自耕农的增多，不是对同封建制度相适应的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生产模式的冲击，而是使这种生产形式的瓦解延缓下来，有利于巩固封建制度″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杨秀清、韦插辉、石达开联名上奏天王，并经洪秀全批准，决定施行“照旧交粮纳税的政策，这意味着太平天国承认并接受了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占有制。太平天国仍然把农民束缚在封建地主剥削制度之下；第四，太平天国不加分析地反对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对当时和后世社会都产生了不良影响。曾国藩的《讨粤匪檄》正是抓住了太平天国“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另有所谓耶苏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所过郡县，先毁庙宇，即忠臣义士，如关帝、岳王之等等，亦皆污其宫室，残其身首。以至佛寺、道院、城隍、神坛，

无庙不焚，无像不灭”的事实，大肆声讨。正如梁启超指出：“洪秀全之失败，原因虽多，最重大的就是他拿那种‘四不象的天主教’做招牌，因为这是和国民心理最相反的。他们那种残忍的破坏手段，本已给国民留下莫大恶感，加以宗教招牌，抱怨益甚”。

曾国藩还有一个外号叫“曾剃头”，这是由于别人认为他杀人无数而得来。还有关于一个关于曾剃头的传说：据说，南京小孩夜哭，妈妈说“曾剃头来了”，小孩就不哭了。这虽然是个传说，不过从这个传说可以看出曾剃头的“威慑力”。

曾国藩的另一个大家都知道的贡献恐怕就是洋务运动了，曾国藩在洋务运动中所扮演承前启后、举足轻重的角色。单就洋务运动来说，曾国藩是积极的倡导者，甚至被誉为洋务运动的领袖，同时也是热情的实践者。以下看几个时间数据：1861年攻克安庆后，曾国藩开办了安庆内军械所，这是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家军工厂。

1865年6月，时任江苏巡抚的李鸿章在上海虹口购买了美商的一座铁厂，改名为“江南制造总局”。其实，1863年曾国藩便有此意，他全力支持李鸿章，在共同苦心经营之下，江南制造总局规模空前，成为了当时国内最大的兵工厂。难得的是，曾国藩具有世界眼光。他见洋人造机器是根据数字推算而来，一切照着图纸的标准。要精通此道，唯有靠翻译。因此，1867年，他设立“翻译馆”，聘请洋人主持译务。这个翻译馆堪称中国由政府创办的历史最久、出书最多、影响最大的翻译中心。在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中，译著可是居功至伟的。它不仅为启迪和培养中国近代科技人才以及许多科学奠定了基础，尤其对近代思想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事实上，正是这样的影响日积月累，积小成大，积少成多，逐渐孕育出思想界的启蒙与文学界的改良与革命。这是后话了。从一方面来看，曾国藩所倡导的作为近代化运动的洋务运动，要“师夷长技以制夷”，要“自强、求富”，都有着不可低估的进步意义。他开创了中国近代史上的许多个第一：他开办了中国第一家近代军工厂、制造出中国第一艘轮船、兴办起中国第一家大型多功能近代工业基地、建立中国第一个翻译馆、派出中国第一批留学生，如此而享有“洋务运动之父”的美誉，也是实至名归，并被载入史册。但另一方面，曾国藩所谓的“自强之道”，不过是为已露末世相的清政府借洋务运动寻找政治出路。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大的历史背景下，洋务运动不可能成为救国良方，更不可能使国富民强。最后，中日甲午战争以北洋海军的全军覆没，宣告了洋务运动失败的大结局。不论曾国藩，还是李鸿章，都无法挽回大清覆灭的命运。

在《曾国藩从政为官方略》书中，曾国藩被这样描述：把脉时代"变局"，营造发展舞台；执理不移，遇事敢争；大业凭众人智慧而完成；事上司之法；英雄援手，大事易成；立人达人之道；高官为政，务持大体--曾国藩做高官之道；成大事者以人才为本--曾国藩选拔人才的艺术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