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制史论文：中国法律儒家化的过程

中国法律儒家化的过程

摘要：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了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封建正统立法思想，同时开始了中国法律儒家化的进程。中国法律儒家化从两汉开始，经过魏晋南北朝深入发展，到唐代最终完成。

一、法律儒家化的过程

1.两汉时期——礼法融合的孕育期

董仲舒提出“德主刑辅”的思想，主张教育的作用，减少了“肉刑”，便是受孔子的“仁政，德治”的影响。

“亲亲得相首匿”是董仲舒结合孔子提出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的概念而提出的定罪量刑原则。它规定有血缘或姻亲关系的亲属之间，有罪应互相包庇隐瞒，不得向官府告发：对于此类容隐行为，法律也不追究其刑事责任的制度。

汉朝还对各类违反伦常的犯罪进行严酷的处罚，以维护儒家的纲常伦理。如禽兽行，在汉代，卑幼违逆人伦，与尊长妻妾通奸，构成重罪，这就是禽兽行。依照汉律，常人通奸处3年徒刑，而禽兽行干犯儒家伦常，一般处以死刑，虽贵族也不得减免刑罚。

春秋决狱。在司法制度方面，董仲舒首先倡导用儒家经典，特别是《春秋》中的经义，作为司法裁决的依据。

2.魏晋南北朝时期——法律儒家化的发展

（1）等级制度及其特权的法律化

八议入律是儒家化加深的一个标志，“八议”就是对八种特殊人物犯罪的上奏请议制度。此八种人即亲（皇亲国戚）、故（皇帝故旧）、贤（有大德行者）、能（才能卓越者）、功（功勋卓越者）、贵（高官和贵族）、勤（勤于国事者）、宾（前两朝皇族后裔者）。“八议”载入《新律》，是儒家“亲亲”、“尊尊”、“贵贵”思想在法律上的具体体现。

官当入律。“官当”是指官员犯徒刑罪，允许其依法以官品和爵位抵罪，又称“以官当徒”。这也是儒家“刑不上大夫”的具体体现。

九品官人法的官僚选拔体制和品官占田荫户制度都体现了儒家“尊尊”的思想。

（2）罪刑适用原则的深刻儒家化（血缘伦理的法律化）

以服制定罪量刑入律，服制，是以丧服为标志表示亲属间血缘亲疏及尊卑，共分五等，故称“五服”。依据服制原则，定罪量刑是：服制愈近，即血缘关系愈亲，以尊犯卑者，处刑愈轻；相反，处刑愈重。服制愈远，血缘关系愈疏远，以卑犯尊，处刑相对加重；以尊犯卑，相对减轻。它是儒家的礼和宗法关系在丧服制中具体化的表现。

“存留养亲”制度的出现，“存留养亲”是指罪犯的亲属没有他就不能生存的，国家允许其申请暂缓刑罚执行，留家赡养老人的制度。这是儒家宗法伦理和国家法制相结合的典型体现。

“重罪十条”的设立，《北齐律》“重罪十条”，就是对以前历代重罪的总结，即反逆、大逆、叛、降、恶逆、不道、不敬、不孝、不义、内乱。犯这十种罪，不在八议的论赎范围之内。它强化了对君权、父权、夫权的维护，进一步将儒家的礼制内容引入刑律中，促进了礼法二者的融合，加深了儒家化的程度。

3. 隋唐时期——法律儒家化的成型

“礼法合一，一准乎礼”的立法思想。唐朝在立法上形成了宽简、稳定、划一的原则，并且以纲常礼教为核心的伦理观念成为法律的灵魂，立法中以“德礼”为本，以“君臣、父子、夫妻”的儒家礼教的社会统治、家族俗理和道德伦理做为指导思想。

在刑律方面，“十恶”、“八议”、“五服”、“同居相隐”、“矜恤老幼妇孺”等都是围绕违反“三纲”、“五常”准则的犯罪。

《唐律》是一部完备的具有代表性的封建法典，在漫长的封建法制发展史中一直被奉为楷模。儒家思想中有关法律的观点直接融入律文中，至此，中国法律的儒家化最终完成。

二、儒家思想对中国法制的整体影响

汉代礼法结合，魏晋引礼入律，唐代礼法合一。儒家思想的仁政、礼治、德治的思想经过各代思想家、法学家的发展和填充，已经渗透到法律的各个领域。中国法律儒家化最终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