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女子教育思想5.17

本科毕业论文（设计）题目浅析梁启超女子教育思想
学院历史文化学院民族学院专业历史学（师范）
年级2008级
学号*************** 姓名章诩苓
指导教师杨光华
成绩
2012年5月7 日
目录
摘要 (1)
正文
引言 (1)
一、梁启超女子教育思想提出的社会思想背景 (2)
1．向西方学习深入发展 (2)
2．对中国传统妇女观念的认识 (3)
二、梁启超女子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 (4)
1．前期的女子教育思想 (5)
2．后期的女子教育思想 (9)
三、梁启超女子教育思想的影响与贡献 (11)
1．促成女性步出家门 (11)
2．促进男女平权观点的初步形成 (12)
3．呼吁女性自我觉醒 (13)
四、结语 (13)
参考文献： (14)
致谢 (15)
浅析梁启超的女子教育思想
章诩苓
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民族学院，重庆 400715
摘要：梁启超是中国近代著名改良主义思想家，教育家，也是女子教育的奠基人。

在维新运动期间积极主张男女平权，提倡女子教育，并撰写大量文章，对此进行广泛的宣传。

他的女学思想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

早期推广女子教育，是为女性争取受教育的机会，以此而达到“兴国民智”的目的，同时通过教育将女子培养成为德才兼备的贤妻良母。

后期则是提倡女子应获得平等的政治权利，能够藉由教育逐步争取自由与权力，不仅从奴隶地位挣脱成为“人”，还要成为具有独立思考能力，并且能行事政治权力的女国民。

梁启超的女子教育思想不仅在当时有着重要的作用，对后世有着巨大的贡献和深刻的影响。

关键词：梁启超；女子教育；思想；影响
Analysis of Liang Qichao Women's Educational Thought
Zhangxuling
School of History, Culture and Ethnology, Southwest China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Abstract:Liang Qichao modern reformist thinker and educator, is also the founder of the Women's Education. An active advocate of equal rights for men and women during the reform movement, to promote girls' education, and has written many articles and this extensive publicity. Women idea is to change with the times change. Early promotion of women's education, the fight for educational opportunities for women,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purpose of rejuvenating the wisdom of the people "through education, women's training to become the wife and mother of both ability and integrity. Late is to promote the woman should be given equal political rights, to fight for freedom and power gradually through education, not only to break free from slavery to become a "person", but also with independent thinking skills, and can act in the political power of female nationals. Women's Educational Thought of Liang not onl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at that time a great contribution to and profound influence on later generations.
Key word:liangqichao ; Girls' education;Thought;Influence
引言
在传统儒家礼教下，女性被局限于男尊女卑、男主外女主内的世界中，而女子也成为维护父权社会的帮手。

直至清末民初，维新派知识分子开展女学与不缠足运动，中国女性才开始有接受正式教育的机会。

其中梁启超在女子教育思想方面做出了贡献，同时
还将其思想化为实践，和一批关心女子教育的有识之士共同创办了中国自己的女子学校，女子教育才开始了新的发展历程。

目前国内关于梁启超女子教育与女权思想研究专门性的著作几乎没有，但有不少对梁启超女子教育与女权思想为研究主题的期刊论文。

其中郭剑波在浙江师大学报所发表的《论梁启超关于女子教育的思想和实践》，作者对梁启超维新时期的女子教育思想及实践加以介绍并予以评价。

而杜学元的《维新时期梁启超的女子教育思想》、刘秀英的《维新时期梁启超女子教育思想评述》、与张玉麟的《试论梁启超的女性教育思想》也都是针对梁启超维新时期女子教育的推广、创办或女性接受教育的益处加以介绍研究。

而张勃所著的《梁启超女子教育思想评述》、贾春的《浅析梁启超兴办女学的思想主张》，及杨红辉、黄正泉两人共同著作的《论梁启超的女子教育思想》除了将梁启超维新变法时期的女子教育思想做一介绍外，也略提及民国后梁启超所提出的女子职业及女权主张，做一全面概括研究，但未加以分期介绍。

而江百炼的《略论梁启超对晚清妇女社会角色的定位》及黄炳深的《梁启超女学与女性社会化思想及其影响》两篇文章则是少数以梁启超的女性论述作为中国妇女社会角色的定位与社会化的研究。

另外，向仁富的《梁启超女权思想探析》则以女权的观点将梁启超维新时期直至民国的女权主张概略叙述。

本文在前人论述的基础上，主要讨论梁启超女子教育思想形成的背景以及前后两个时期思想的差异，并评价梁启超女子教育思想与实践的影响。

一、梁启超女子教育思想提出的社会思想背景
梁启超身处于清末民初社会变动急促的时代，这一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剧烈动荡、迅速变化的时期。

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

1．向西方学习深入发展
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

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开始入侵中国，同时西学东渐伴随而来，这不仅改变了中国社会固有的运行轨迹，使之由封建专制社会演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也改变了中国教育的性质与走向，使之由传统教育演变为近现代新式教育。

鸦片战争爆发后，有识之士认识到：西方列强船坚炮利，我国器物工艺不如西人，造成我国落后挨打的被动局面，因此有向西方学习的必要。

于是，在我国教育领域中，出现了学西语、学西艺的热潮，这就是开学习西方先声的经世致用教育思想、洋务教育思想的兴起。

随着对西方学习的深入，人们发现教育虽然经过西语、西艺的变革，但数十年来，收效并不显著，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问题。

甲午战争，日本之所以能战胜中国，不只是器物上占优势，更重要的是经过明治维新，政治体制改革了，国家富强起来了。

因此，中国近代落后挨打的症结不仅仅是“技艺”落后更重要的是政治体制不行，最值得向西方学习的应该是政治体制。

与这种认识相适应，在教育领域中，出现了重视学习西政的维新教育思想。

在学习西政的过程中，维新人士认为要达到像日本一样建立君主立宪制的目的，必须扫除统治了中国人数千年的封建伦理纲常，而要扫除这些思想障碍，首先要以“开民智”为第一要义，“开民智”依赖于教育，于是教育改革成为维新变法的一项重要举措。

女子受封建伦理的毒害最深，女子的思想最需要开启，而封建社会却没有女子教育，女子教育就这样被提上日程。

梁启超作为维新运动的一位主要领导者，对女子教育作了详细的论述，与其师康有为同道，积极主张男女平权，提倡女子教育，并撰写大量文章，对此进行广泛的宣传。

仅两年时间《时务报》上刊登有关女子问题的论文，译文，消息20余篇，并在理论著作《变法通译》中专列《女学》一章。

大力倡导设立女学，扶助创办中国第一所自办女学堂——上海经正女学，为女子教育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2．对中国传统妇女观念的认识
第一，教育观。

中国自古对男女教育就有不同规划，性别的差异使男女教育在幼时就已经开始有不同的方向。

在童蒙教育学习的内容上多是简单的认知和礼仪教育。

到十岁之后，女性教育追逐渐以出嫁作为准备，深居闺房，学习曲意顺从、养蚕取丝、织布制衣、祭祀等生活技能与家务，这些品性的熏陶与技能的学习是为了日后为服侍翁婆相夫教子做准备。

此外对于女子道德品行的要求更是严厉，其中最重要的道德教育内容就是“三从四德”，所谓三从即“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而四德是“妇德、妇言、妇容、妇功”。

妇德是四德中最重要的部分，主要内容就是教授女性处事待人的道理，详细规范女性生命中的每个角色，以道德约束的方式要求女性行为合于男性社会的规则。

这也就导致传统女性的教育注重德性教育与家务技能，但是对于知识却不似男性般重视。

这与“才可妨德”与“才可妨命”的观念有关，女子若拥有才华，很容易在家务上有所荒废，吟风弄月的情怀也可能使她们薄命。

所以明清时期“女子无才便是德”一说广为流传，对中国妇女影响深远。

在此说法下，女子能读书识字的机会大减。

总而言之，传统中国女性的教育趋于重视道德品行，而忽略女性才华知识的培育。

但是由于当时中国人开始向西方学习，在学习的过程中，他们认识到教育是改变国家最快最有利的途径，能产生的功效是最大的。

因此教育问题成为当时最重视的问题，这其中又以女子教育为重点。

第二，婚姻观。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中国传统的婚姻方式。

婚姻是绝大多数女性所必经的生命历程，更是昔日女子唯一的出路，传统社会中女性生命意义的来源。

但是，在传统婚姻的方式下，结婚的当事人对自己的婚姻大事没有直接表达意见的权利，完全处于被动状态。

根据《清户律·婚姻门》规定：
“嫁娶皆由祖父母、父母主婚；祖父母、父母具无者，以余亲主婚，其夫亡摧女适人者，其女从母主婚。

”
由此可知，父母有决定子女婚姻对象的绝对权利，而当事人没有拒绝的权利。

虽然传统婚姻中男女双方当事人都没有婚姻的决定权，两性在婚姻中都赌上自己一生的幸福，但是传统社会对于男性却较为宽容。

男性可以有机会拥有妾室以弥补遗憾，相对于女性的孤注一掷，男性在婚姻中显得较为有优势。

但是随着国外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等思想的传入，社会上掀起了一阵反对包办婚姻，自由恋爱的风潮。

这其中以女性角度的反对最为突出。

在中国随之也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女权运动。

第三，审美观。

缠足曾经是中国妇女的代表，也曾深深左右中国女性的生活，但是缠足的风俗自何时起，则众说纷纭。

但是缠足风气确实在中国盛行一时，天足成为女子一种耻辱的标记，在这种病态的审美观下，女子若有一双三寸金莲，即使容貌欠佳，甚至行动不变，也会受人赞誉。

清代俞樾在《右台仙馆笔记》中就曾记载临平姚氏有位妇女，双足细小，走路必须有人搀扶，却因此赢得了“姚美人”盛名的轶事。

同时在传统婚姻中非常注重女子是否缠足，社会上将女子缠足与美观、良好家世、出身及教养连结在一起，故缠足成为择偶的重要标准之一。

每当婚礼新娘自花轿下来时，众家亲友便会围观驻足于新娘的足部。

若新娘是自然天足，不但夫家脸上无关，娘家更会被认为没有尽到应有的责任。

由此可知缠足对女性而言是一种华丽的装饰，在虚荣心的作祟下，女性必须忍受肉体的痛苦以迎合社会对美的追求。

俗语说：“女为悦己者容。

”但是这样的美丽却是以牺牲女子的健康而达到的，更使得女性沉溺于满足男性喜好追求之中，只能进一步成为男人的附庸。

于是在这一时期，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一些人开展了不缠足运动，并且成立了不缠足会。

百日维新后，由于康有为上书，不缠足会得到了官方的认可和支持，引起了全国各地的广泛关注。

二、梁启超女子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
梁启超关于女性的论述主要集中发表于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对传统社会礼教较多批判的维新变法时期，第二个时期为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到日本受西方思想影响较
大，而对女子教育及女权观点的论述。

这两个时期，梁启超对女性议题的关怀重点有所不同，因为所处社会环境的变迁与其生活的历练，使得梁启超早期对于女性议题的关怀主要基于救国图强的目的，他的女子教育思想引领了民国初期的女子教育主张；后期由于梁启超受大量西方思想的熏陶及本身思想的逐渐成熟，对于女性观点有所继承也有所转变，希望女性成为真正的“人”，具有真正的人权。

1．前期的女子教育思想
（1）女子教育的主要思想
梁启超在维新变法时期提出了“开民智、育人才”的观点，认为启发民智，培育人才是救国之本之法。

而女子教育是“兴国智民”的一部分，他将女子教育特别提出来，藉此引起知识分子对于女子教育的重视，他甚至把中国落后挨打归结为女子未受教育，指出“吾推极天下积弱之本，则必自妇人不学始。

”[1]38因此梁启超认为要“开民智”就必须依赖教育，而他认为女子是受封建伦理毒害最深的阶层，她们的思想最需要被开启。

虽梁启超的女子教育观点不脱于兴国民智，但是仍有传统中国贤妻良母的要求。

所以这一时期梁启超的女子教育主要以“兴国民智”、“贤妻良母”为目的。

第一，救国强国的“兴国民智”女子教育之路。

国家振兴。

梁启超说：“言自强於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

”[2]14把女子教育与国家的强盛结合在一起，这就加强了女子教育的合理性与正当性。

他将国家积弱不振的主因与女学联系起来，认为是由于世人不重视女子教育的缘故。

根据他的推论来说女学与国家强盛成为一种因果必然联系。

此外，他更进一步以美、英、法、德、日等强国女学兴盛而国盛；以印度、波斯、土耳其等国女子教育不受重视而国力衰微，说明女子教育对国家的影响力。

他举例说：“女学最盛者，其国最强，不战而屈人之兵，美是也；女学次盛者，其国次强，英法德日本是也；女学衰，母教失，无业众，智民少，国之所存者幸矣，印度波斯土耳其是也。

”[1]43他一方面反映中国妇女知识浅薄、地位低下，致使中国衰弱不振，另一方面提出对策希望能藉由西方的经验改变中国的现状。

并明确认定兴办女学是强国富民的必要途径，在分析欧美强盛之因后得出“欲强国必兴女学”的结论。

而女子教育的观点是以“兴国智民”出发。

他甚至指出“吾推极天下积弱之本，则必自妇人不学始。

”[1]38而要“开民智”就必须依赖教育，因此教育改革成为了维新变法的一个重要举措。

于是梁启超积极投入到开启女子思想的活动中，他对教育改良寄予热切的期望并倾注大量心血，力图以教育为突破口实现智民兴国的目的。

国家经济增长。

他从“生利分利”的角度论述女子教育的重要性。

“管子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此非空言也。

盖合一国之人民物产，而以决疑数术，盈虚消息之，其所得之率，实如此也。

中国即以男子而论，分利之人，将及生利之半。

自公理家视之，已不可为国矣。

况女子二万万，全属分利，而无一生利者，惟其不能自养，而待养於他人也。

故男子以犬马奴隶畜之。

於是妇人极苦。

”[1]38-39
由于妇女不从事生产，“而男子不能不养之”，这又拖累了男人，使之“终岁勤勤之所入，不足以赡其妻孥，於是男子亦极苦”。

[1]38这样，男女组成的家庭也免不了贫困的缠绕。

他主张女子应当“有职业”，以便“各能自养，则国大治。

”[1]38认为女子受教育是谋求职业的基础，“然则学也者，业之母也。

”[1]39要求女子应努力学习，掌握谋生的技能，如果广大女性都成为生利者，则可“夫使一国之内，而执业之人，骤增一倍，则其国所出土产作物，亦必骤增一倍”，[1]39国家也就能逐步兴旺发达。

第二，德才兼备的“贤妻良母”女性教育。

梁启超的女子教育目的除了兴国民智外，还呼应传统贤妻良母的教育主张，他希望通过教育将女子培养成德才兼备的女性，在1897年所著的《倡设女学堂启》便将女子教育目的作了一个概括性的归纳，他说：
“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妇道既昌，千室良善，岂不然哉！岂不然哉！”[3]19
相夫教子、宜家善种是女子教育的益处，这样的益处受惠者不是个人家庭，更影响到整个国家的经济与强盛。

梁启超所要求培养的“贤妻良母”，是从国家主义出发，从“保国、保种、保教”的目的出发，超越了历史和所处时代对女性的束缚，有很大的进步性。

家庭和睦。

他首先驳斥传统“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想法,指出：妇人无学，“则以其于天地间之事物，一无所闻，而竭其终身之精神，以争强弱讲交涉于筐箧之间。

”[1]39女子因为没有接受教育，以至于对外面世界一无所知，也就导致她们的活动范围狭窄，目光短浅，成天在鸡毛蒜皮之类琐事上争强斗胜，使得“家庭之间，终日不安”。

[1]40在这样母亲教育下的子女，则“舍床第筐箧至猥极琐之事，概乎无所闻见”。

[1]40女子不受教育会严重影响子女健康成长。

但在梁启超眼中德才并不想冲突，“吾之所谓学者，内心拓其心胸，外之以助其生计，一举而获数善，未见其于妇德之能为害也。

”他所谓的女子才能并非能作伤春惜别之语的诗词才华，而是能开拓她们的视野，陶冶她们的性情，提高她们自身的素质，能忧心天下国事的知识能力，他认为学习不但可以拓展心胸，又可以帮助家庭生计，并无害于传统根深蒂固的妇德与四德，他认为女子受教育后
所拥有的智慧有助于妇德的提升。

女子有了才德，就可以为社会和家庭创造更多的财富，使家庭免于贫穷；也就能明达事理，通古博今，心忧天下，从而不再把精力和时间局限于家庭的窄小范围内，就不再会为鸡毛蒜皮的小事耿耿于怀，搬弄是非。

如果这样，则妯娌之间就能像姊妹一样相处，就能把公婆当做自己的父母一样孝敬，夫妻之间相敬如宾，互相勉励，这样家庭可以其乐融融，生活必定十分美满幸福。

总之，女子接受一定的教育，对家庭的发展是会产生积极作用的。

善种。

天下知识分子所重视有三件事，即保国、保种、保教。

在梁启超的想法中，只要办好女学，便能间接与直接促进保国、保种、保教三件事。

《戒缠足会叙》中他表明这样的想法：
“中国之积弱，至今极矣。

今强国本，必备人才，欲植人才，必开幼学，欲端幼学，必禀母仪，欲振母仪，必由女教。

”[4]120
梁启超将女学视为幼学的根基，他认为母亲若是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便无法端正孩子的思想；而幼学又是培育人才的根源，幼童需要有完善的教育培训，才能成为有用之才；而国家的强盛则需要许多人才的辅助。

梁启超将幼学分为两个阶段来看，首先从胎儿教育来看，女子受教育是保证优生的基础，是胎教不可或缺的一环。

他以西方为例，认为“西人言种族之学者，以胎教为第一义，其思所以自进其种者，不一而足。

而各国之以强兵为意者，亦令国中妇人，一律习体操，以为必如是，然后所生之子，肤革充盈，筋力强壮也。

此亦女学堂中一大义也。

”[1]41中国要保种保国，不能不实行胎教。

于是他把胎教视作女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其次，从幼儿教育来看，梁启超深刻阐述了女子的学识、素质对幼儿教育、家庭教育的影响。

他坚信：“春秋万法记於始，几何万象起於点；人生百年，立于幼学”[5]44在儿童教育中，早期家庭教育则是婴幼儿学习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母亲的学养至关重要。

孩提时代的儿童的心理特征之一就是可塑性强，梁启超曾说：“少成若性，长则因之，此实言教育学一切之始基也。

”[1]40强调幼时形成习惯的重要性。

女子不学就会影响自身素质的提高，而且母亲的素质又会影响儿童：“然孩提之童，母亲於父，其性情嗜好，惟妇人能因势而利导之。

以故母教善者，其子之成立也易；不善者，其子之成立也难。

”[1]40
梁启超用对比的方法指出中西方家庭教育的差异，论证母亲在家庭教育中的作用。

他说：“西人分教学童之事为百课，而由母教者居七十焉。

”[1]40而在中国则不然，孩童很难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他们贪恋嬉戏，视野狭窄，即便能学到点滴知识，也不过是陈旧
的东西。

家庭教育的多少和内容的差异必然产生不同的结果：西方人志趣广泛，胸怀祖国；而中国人则营私趋利，以光宗耀祖为至荣。

针对这种情况，梁启超认为：“故治天下之大本二：曰正人心，广人才。

而二者之本，必自蒙养始；蒙养之本，必自母教始；母教之本，必自妇学始。

故妇学实天下存亡强弱之大原也。

”[1]40
（2）女子教育思想的实践——上海经正女学
梁启超对于女子教育的主张并非只是坐而论道，他除了做文章宣传女子教育的重要性，更身体力行的协助经元善创办女子教育学堂，落实他的教育主张。

他还亲自拟定了《女学堂试办略章》，其中包括“立学大意”一条、“办事人员章程”五条、“招选学生章程”五条、“学规”五条、“堂规”四条、“学成出学规则”二条等。

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梁启超起草了《创设女学堂启》和《上海新设中国女学堂章程》作为女子学校创办的蓝图，同年冬天，属于中国人自己创办的中国女学堂——上海经正女学正式成立。

该学堂的课程以日本的女子学校作为借鉴，日本女学约分为十三科，在《论女学》中有介绍：
“日本之女学,约分十三科：一、修身,二、教育（含教授及蒙养之法）,三、国语（谓日本文）,四、汉文,五、历史（兼外国史）,六、地理,七、数学,八、理科（谓格致）,九、家事,十、习字,十一、图画,十二、音乐,十三、体操。

”[1]37
在课程设置方面，梁启超从日本女学中吸取经验，在《女学堂试办略章》上,梁启超大体构筑了中国女子教育的内容和方法，“中文西文各半,皆先识字,次学文法,次读各门学问启蒙粗浅之书,次读史志、艺术、治法、性理之书”。

学校课程设置中西文兼重，要求中西文比例一致外，还具备教学法的初步概念，课程由简入难安排，先学识字，再学文法，具备了语言文字学习工具之后，再教以粗浅的知识，最后进入专科学习。

梁启超为女子学堂规划四门专门学科，分别是算学、医学、法学和师范。

在招生规则方面，首先它的规模不大，仅预计招收四十人，且招生对象是八至十五岁已识字或精通文法的良家闺秀。

创办初期因为缠足的风俗非一日可变，所以缠足与天足的妇女皆可以入学，但数年之后将再设规则仅招收天足女性，藉此提倡禁止缠足运动。

但“凡奴婢娼妓，一切不收”。

在评鉴方面，梁启超认为女学堂应设置考试评鉴制度，每月对学生进行一次例行性小考，评定甲、乙两等,每季则定期进行大考一次,“课卷送通人评定,列等第,设奖赏。

”同时规定,学生学成以后发给文凭,让她们充当医师、律师、教师等社会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