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十月革命与中国知识分子的选择

俄国十月革命与中国知识分子的选择

摘要通过分析中国知识分子对国家出路的探索，了解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为什么会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了解俄国十月革命于中国先进知识的影响，了解十月革命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

关键词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十月革命马克思主义李大钊出路探索

1840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用大炮强行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从此，中国的社会性质开始发生改变，中国人民遭受深重的灾难。在西方列强和封建统治的双重压迫下，人民不堪重负，中国面临着灭亡的危险。为改变中国的命运，争取民族独立，志士仁人和爱国者积极投身于对国家出路的探索。

为改变中国的状况，社会各阶级都面临着“怎么办”的问题。农民阶级、地主阶级洋务派、资产阶级维新派、资产阶级革命派，他们从各自的阶级立场出发，对国家的出路进行探索，先后提出了不同的主张和方案。但是农民阶级以洪秀全、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等人为代表的太平天国农民战争以失败告终；地主阶级洋务派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人为代表的洋务运动也没能使中国独立富强起来；资产阶级维新派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和严复等人为代表的改良运动也宣布破产；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胜利果实被袁世凯窃取的，也以失败了。

虽然自从1840年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后，许多先进的知识分子和志士仁人，为寻找中国的出路而前赴后继，流血牺牲。但是，在近80年中，中国依然没有摆脱被侵略被压迫的厄运，中国没有独立富强起来。中国的出路到底在何方？知识分子不约而同的把目光集到西方，希望能从西方找到启示。一批批留学生奔赴欧洲、美国和日本，大量的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书籍被译成中文，由此出现了思想文化价值标准的多元化和救国方案的多样化。一时间，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杜威的“实验主义”，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尼采的超人意志，欧文、傅立叶的乌托邦，法国的“工团主义”，日本武者小路的“新村主义”，以及各种名目繁多的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等，纷纷涌现。这些知识分子在探索追求中，分化组合，大致形成了不同文化价值取向的三个群体。第一个群体是以胡适、吴稚晖和后来的陈序经为代表，他们主张扔弃传统，使中国文化彻底脱胎换骨，接受西方文明，被称为“全盘西化派”。第二个群体是以梁启超、张君劢、章士钊、梁漱溟为代表，他们试图以儒学（宋明理学）为框架来吸收西方文化，在重建传统与复兴儒学的基础上，开辟一条近代化的道路。实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翻版。第三个群体是以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蔡和森等为代表，他们与前两知识群体不同，把文化的重建和社会的改造密切结合起来，使思想启蒙运动走向广大工农群众，使文化重建的努力不停留在书斋中。他们摒弃了空言侈谈，文字游戏，主张实践，学用结合。

然而正当中国知识分子在西方大国诸多样板和楷模中寻觅、选择和争论时，西方列强之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他们感到震惊，促使他们去重新评判西方的文明与民主，并对过去的选择进行再思考。

从1914年开始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延续了4年之久，给欧洲人民带来了浩劫。这场空前残酷的战争，把资本主义世界固有的内在矛盾，以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尖锐的形式清楚地暴露出来。劫后的欧洲留下的是满目疮痍，使有机会亲自到欧洲目睹这一切的知识分子，受到了强烈的刺激。梁启超在大战结束后去西欧游历了一年，他看到的西欧：“全社会人心都陷入怀疑、沉闷、畏惧之中，好像失了罗针的海船迎着风遇着雾，不知前途怎生是好。”他深感西欧文明已经破产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迅速地唤醒了正在醉心于向西方资本主义学习，仰

慕西方民主、文明的中国知识分子，促使他们进一步去全面审视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和对中国出路的思考。

那时可谓是“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抵御帝国主义。旧的顽固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打了败仗了，抵挡不住，宣告破产了。不得已，中国人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沦、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组织过政党，举行过革命，以为可以外御列强，内建民国。但是这些东西也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样，软弱得很，又是抵挡不住，败下阵来，宣告破产了”。现在就连他们寄以希望的西方国家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尖锐地暴露出社会矛盾，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意识到中国走西方的道路是行不通的。一切都试验过了，一切都失败了。中国的出路在哪里？中国的知识分子陷入了迷茫苦闷之中。

正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时。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一声炮响给中国人民带来了马克思主义，给这时处在彷徨、苦闷的中国知识分子带来了希望。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中，看到了中国的未来和希望，看到了自己民族的解放道路。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为什么这时能对先进的知识分子产生如此强大的吸引力？为什么十月革命会给中国人民带来希望？原因就在于它正好给中国知识分子苦苦思索的问题指出了一条新的出路，在于中国的社会状况，同革命前的俄国很相似，中国革命也一定会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取得胜利。而且社会主义在俄国历经种种饥馑、内战、外国干涉的严重磨难后，依然站稳了脚跟，过去处于社会底层的工人和农民破天荒第一次成了社会的主人，这使中国知识分子深受鼓舞。一边是尽管还在艰苦创业却充满蓬勃生机的俄国，一边是混乱颓败的西欧，两者之间形成鲜明的对照。这自然使正在黑暗中摸索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看到了新的希望和出路，因此，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热烈拥护俄国十月革命，他们由学习西方转向了学习俄国。

李大钊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他第一个把十月革命的真相和马克思主义的真义告诉给了中国人民。1918年，他在《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中，热情讴歌俄国的十月革命。1919年，他撰写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统地阐明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阶级斗争理论和剩余价值学说。他在《新纪元》文中指出，十月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主义就是革命的社会主义。对于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他指出：“俄罗斯之革命，非独俄罗斯人心变动之显兆，实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之显兆”，这一胜利“是世界革命的新纪元，是人类觉醒的新纪元”，“是二十世纪革命的先声。”他满怀信心地说：“由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布尔什维主义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布尔什维主义凯歌声”，“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陈独秀是继李大钊之后逐渐认识到十月革命的重大意义以及对中国革命的指导作用，并开始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俄国十月革命后，曾信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陈独秀，开始转向社会主义，他关于改造中国的方案，也由原来的选择法兰西政治革命，转移到俄罗斯的社会主义革命。1920年，陈独秀相继发表了《劳动者的觉悟》、《谈政治》、《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等一系列文章。这些文章表明，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并运用这些基本观点，阐明了一些极其重要的革命问题。他在1920年初发表的《社会改造的方法与信仰》的演说，提到“打破阶级的制度，实行平民社会主义……应归为社会的共产”。与此同时，一大批青年知识分子，如毛泽东、周恩来、瞿秋白、邓中夏、蔡和森等，也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成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的知识分子。他们勤奋钻研，孜孜不倦，或创办报刊，或组织团体，或留学国外，努力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

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引起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怀疑资本主义社会，怀疑一味学习西方，那么，与此同时发生的俄国十月革命，则使他们产生新的觉醒，转而对列宁领导的俄国、对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开始研究并接受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

当时中国社会流传的学说之多，可谓五花八门。有刚败下阵来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