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时期近代教育的形成于发展

洋务运动时期近代教育的形成于发展

马振兴合肥师范学院

摘要：十九世纪的60——90年代，清政府内部在中央以奕訢为首，在地方以李鸿章、左宗棠等地方督抚为主的洋务派发起了一场以“求强”、“求富”为目的的“洋务运动”。在教育方面表现为建立新式外国语学校、海军学校、科学技术学校，以及派遣留学生出洋等活动。有人对洋务教育持否定态度，认为洋务教育是造就了出卖国家主权的外交人员、政治和文教领域的买办人才和扩大军事武装势力绞杀革命的刽子手，是为中外反动势力的利益服务的。这种教育兼有封建性和买办性。可说是相当典型的半殖民半封建的反动教育。或认为洋务教育是失败的。这是由其根本属性决定的。因为洋务教育本质上是封建性的，所以，没有也不可能将它作为一项提高社会生产力、推进社会进步的战略措施。但我认为，洋务教育是有明显进步意义的，是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开端。从办学目的看，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并非是为了帮助外国侵略者；从办学实效看，是有成效的，即第一次对封建教育进行了改革，开创了中国近代教育的先声，传播了科学技术知识，开创了新的社会风气，培养了中国第一代专业工人和科学技术人员，所以同封建教育相比，“无疑是进步的”。洋务教育打破了封建教育的一统天下，为中国近代培养了一批新型知识分子，不可避免地冲击了传统的封建科举制度，并为废除科举制度，建立新型学制奠定了基础，还对维新运动起了推进作用，“洋务教育以其显著的进步意义而载入史册。

关键词：洋务运动近代教育思想新式学堂留学生

一、洋务运动时期近代教育思想的形成

1.1曾国藩“经世致用”

曾国藩作为晚清时期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他一生所从事的事业与清王朝的命运紧密相关。而在这其中，经世致用的思想作为曾国藩行为的指导思想，自始至终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曾国藩是大胆向西方学习的典范，他是传统社会中比较切近实务，了解现实的一个人，他看到中国所处的变局，更感到了在中西交冲中的艰难，因此在众多士人昧于“无事则嗤外国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的时候，他用经世致用中的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提出向西方学习，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也是很有胆识的，这在当时传统的社会简直是不可想象的。随着西学东进拓开门洞，向西方追求真理的道路越走越宽，更为重要的是，他启发了一大批有识之士去了解世界，开启了他们近代意识，为后来维新运动提供了思想准备，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化的开端

当然，作为传统士大夫，曾国藩的经世致用的思想是有极大局限性的

曾国藩所倡导的学习西方，是在其主观极不情愿的情况下学习的。虽然曾国藩主张学习西方，但这不是他要积极地，主动地吸收他人之长，以补己之短。他之所以要学习西方，那是因为他受迫于西方人的炮口，是在人家炮口的威逼下做出的极不情愿又溢出常规的反应。这是一种完全被动的反应。所以在搬入西方事物时，他还将传统的主观意念赋予之上，曾国藩之所以表现不情愿，正是经世致用思想的局限性

所以，曾国藩的经世致用思想，既有时代的进步性，又有历史的局限性

1.2李鸿章“专设一科取士”

基于“自强”的需要，李鸿章在引进“制器之器”、创办军事工业的同时，试图推进科举改革，造就掌握科学技术知识的新式人材。

清承明制，取士仍由科举。清以科举为“抡才大典”，无论文武，总以科甲为重，谓之正途。“其余虽能学贯天人，道侔伊吕者，皆谓异路。”

文科乡会试皆三场，各场试以四书文、五经文、诏、表、判、策、论，三场中以首场为重，而首场尤以四书文为重。乡会试如此，童生院试与生员的岁、科试亦然。四书文亦称八股文，八股言其形式，四书则言其内容。以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坚持“凭文而取，按格而官”的原则，企图用功名利禄笼络知识分子，用儒家学说“化民成俗”，借以巩固封建统治。随着封建制度的愈趋腐朽，科举制度流弊日深。及至鸦片战争前后，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崛起，促使一批忧国之士认识到八股取士导致士子只知诗文而不通中外，“心术坏而义理锢”。为了遴选真才，以适应时势之变迁、挽救清朝统治的危亡，必须改革科举制度。当时，龚自珍、潘德舆等倡导于下，祁、王茂荫等奏请于上，他们相互呼应，要求改善而不是废除科举制度。他们尽管都是封建制度的“补天”者，但他们讥切时弊，呼吁改善八股取士制度，却使“万马齐喑”的黑暗王国透露出一线光明

太平天国运动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犹如强烈地震一样，撼动者清朝封建统治。严重的“内忧外患”，暴露了科举乏才的危害，推动着晚清科举改革的进程。早期维新志土和某些洋务官僚成为推动晚清科举改革的主要力量。

与此相呼应，李鸿章等一批洋务官僚纷纷上疏清廷，企图依靠皇权把变通考选之制的理想付诸实践。据约略统计，从同治三年李鸿章请专设一科取士开始，到光绪十三年陈琇莹请将明习算学之人归入正途考试为止，洋务官僚奏请变通考

选之制的，就多达十五、六人次，比鸦片战争前后增加了七、八倍李鸿章早年既业八股以窃科第，又着意通经致用之学，前者使他深知八股之害，后者使他关心“尊主庇民”。他的科举改革思想与实践，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大约从19世纪60年代初开始，他的侧重点在于变通考试功令，另开洋务进取一格，而不是否定科举制度本身。因此，他一面力争改功令、兴洋学、废弃小楷试帖，一面采取了一些趋就“科目”的措施。

如果说李鸿章的洋务活动是从“师夷长技”“练兵练器”开始的话，那么李鸿章推进科举改革的努力则是以创办新式学堂作为突破口的。因为当时科举制度制约着教育制度

1.3张之洞《劝学篇》对“中体西用”的阐述

（1）“中体西用”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洋务运动的过程实质上是一场对近代西方文明成果的移植过程，因此，这就不可避免的引出一个如何处理“西学”（“新学”）与“中学”（“旧学”）关系的问题。针对此问题洋务派与守旧派展开了论争，为了应付守旧派的攻击，洋务派采取的典型方案就是“中体西用”，认为在突出“中学”的主导地位的前提下，应该肯定“西学”的辅助作用和器用价值。

实际上，早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就有人用“主辅”、“本末”、“体用”这些中国传统文化中固有的概念范畴来表达“中学”与“西学”两者应该何为主导，何为从属的观点了。但直到1898年春张之洞撰成《劝学篇》，围绕“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旨，进行了集中阐述，“中体西用”才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思想体系。

并且提倡“中体西用”的也并不都是洋务派任务，但在洋务派运动时期多附